新中华1903-第1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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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被处决的罪犯，哲布尊丹巴还给他们做了超度的法事。不过，说辞却是他们今生做了恶人，就要下地狱接受惩罚，希望他们来世做个好人。由此，给这些分裂分子盖棺定论，你们都是恶人。活佛都这么说了，那还能有错？于是，大部分蒙古人心中都种下了这颗种子——搞分裂的都是恶人，死了是要下地狱的。
随后，在安蒙军司令部的主导下，对蒙古进行进一步的改革。首先是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实行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对参加叛乱的寺庙的土地、耕畜等生产资料一律没收，对没有参加叛乱的寺庙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一方面，明令规定切实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爱国守法的寺庙，保护人民有当僧尼的自由和僧尼还俗的自由，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不受干涉，保护有历史意义的寺庙和文物古迹。另一方面，实行“政治统一，信教自由，政教分离”的方针，废除寺庙在经济、政治上的一切封建特权，废除寺庙的封建占有、封建剥削、人身奴役以及寺庙内部的封建管理和等级制度，保障各教派在政治上一律平等。
其次是废除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使农奴和奴隶成为土地的主人。对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一律没收，分配给农奴和奴隶，在农村对于参加叛乱领主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的政策，在牧区，对于参加叛乱牧主的牲畜，由原放牧的牧民放牧，收入归放牧的牧民所有；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由国家出钱赎买后，分配给农奴和奴隶。在农村实行“二八减租”（领主得二，佃户得八）。在牧区对于未参加叛乱牧主的牲畜，仍归牧主所有，但减少牧主的剥削，增加牧民收入。同时，解放家奴，废除人身依附。
由于这些政策、办法和措施，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因而得到了各阶层人民，首先是贫困农奴和奴隶的欢迎，也争取了更多的上层人士的理解和合作，保证了外蒙改革顺利进行。
第三部是建立爱国统一政权，在外蒙成立爱国统一大呼拉尔，成员实行三三制，即蒙古王公贵族占三分之一、汉蒙平民百姓代表占三分之一、中央官员占三分之一。哲布尊丹巴则宣布从此以后只潜心佛学研究，不再过问世俗的事情。
随后，郭松龄以东北大都督徐天宝麾下安蒙军司令的名义通电全国，一共只有四个字：蒙疆已定。
顿时，全国上下一片欢腾
孙文亲自发了贺电：“徐振华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233选举年
徐天宝并没有现金赎买那些王公们的土地，这些能花不能赚的王公们要是一下子有了一大笔钱，没几天就能花光了。然后难保不再出现乌泰借了俄债还不了，最后铤而走险的事情。所以，徐天宝是用振华集团的股票来与那些王公们进行置换。
那些王公们一开始都不愿意接受赎买的政策，毕竟几千年来土地即财富的观念根深蒂固，没有高额的受益，谁愿意把祖祖辈辈世代相传的土地换成一堆十五年债权的花纸？况且，外蒙不像热河、辽宁，有大量工厂企业作为支持。
所以，一开始的置换工作并不是很顺利。无奈，徐天宝只能安排那些王公们轮班到热河来参观。先是看振华工业的厂房，再看新式牧场和农庄，再看卓索图盟贡王的产业，最后由昭乌达盟盟主尼玛、翁牛特旗巴特尔和台吉金喜通现身说法。最后，徐天宝又把哲布尊丹巴抬了出来，由他带头将一部分庙产换成了股票。有了活佛带头，外蒙东部改革总算是得以顺利进行。
且说在对外蒙用兵期间，沙俄驻京公使一个劲地向袁世凯抗议，袁世凯理都懒得理睬，说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建议俄国方面自己去找徐天宝的晦气。老袁的算盘打得很好，赢了，自己脸上也有光彩，输了，对国内民众也可以交待。
陆军总长段祺瑞给他带来了一个消息，新疆都督杨增新当派出援兵救援科布多，但援军尚未调齐；科布多即于1912年的8月20日沦陷。但是杨增新下令军队继续前进，援军抵达大营盘时；遭到俄国的武力干预；被迫停止前进。杨增新只得下令新疆军队退驻察罕通古；收附了被外蒙古裹胁的阿尔泰各部蒙古。之后，外蒙军两次进攻察罕通古；均被新疆军队击溃。
段祺瑞最近心情不是太好，“大总统虽说代表中央政府，为一国之元首，在朝要受国会地牵制，在外也没有多少省份听从，尤其东北简直就是独立王国”
袁世凯似笑非笑地问：“芝泉。你觉得这个共和好吗？”
“共和？”段祺瑞一愣，随即说道，“共和我是赞同的，但眼下这个共和法，却不是我所愿意看见的，大总统作为一国之元首，调动全国的力量来建设国家，不是如今这般四分五裂。”
“难得还有你体谅我这个总统的难处，将来若是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胜出。恐怕我们北洋的老人都不得安生喽！”袁世凯故意叹了口气。“我是没什么，反正也老了。大不了退下来到老家休养，再去钓鱼种菜，可是你们怎么办呢？你们是我一手带出来的，我放心不下啊~~不能这么一走了之！”
“大总统，您是咱们北洋地主心骨，您可千万不能轻易说这个退字，这上上下下好几十万兄弟可都全仰仗着您呢。”段祺瑞鼻子一酸，动情道：“不管怎么样，我们总以总统的马首是瞻！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
“好好，芝泉！你好好干，这天下将来都是你们的。”袁世凯拍了拍段祺瑞的肩膀
段祺瑞“啪”的一个立正，高声说道：“请大总统放心，不管什么党在大选中胜出，我们全体将士一定全力效忠大总统，竭力维护大总统的地位！”
段祺瑞走了之后，袁世凯却笑不出来了，自己回老家那几年，北洋的将军已经隐然自成体系了，自己不能再象以前那样把他们当手下使唤了。现在要用他们，要恩威并施，而且其中恩要占多一些。
中华民国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不仅袁世凯为代表的行政当局关注，也牵动着各方面的注意。“选举法”虽然对选举资格作了种种限制，但从参与度上来说，经历了大规模调整，各省登记的选民共有四千万以上，占总人口四万万的998，约每十人中便有一名选民，较清末谘议局选举则增加了24倍以上。
虽然因选民由各省自报，其间不无浮报和滥报，但辛亥革命后民主空气高涨，“选举法”放宽选举资格使更多的人获得选举权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历史发展这个角度来说，“选举法”还是多少体现了民主共和精神，反映了人们要求民主权利地愿望，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吸引力。
蒙疆得到暂时的安定之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移到明年即将到来的大选上了。选举是个好东西，因为权力职位总会有人追逐，如何保证掌握权力的人不残害苍生，化公权为私器，日夜寻租；如何保证占有职位的人能够真正为百姓服务，一切考虑从大众出发，唯有通过选举的方式。人类发明这东西，也是为了避免残酷血腥权力争夺战再次发生，避免权力为一二独裁者所完全掌握，不受任何牵制约束。在选举的过程中，竞争权力者需要当众宣誓，将他未来可能给百姓带来的福利预先告知，同时，竞争权力者发表努力展现其能力，说服选民投他一票。
由于中国百姓对选举这玩意儿几乎一无所知，所以选举是闹出了许多笑话，某议员议员于选举时运动各人投票，打开投票箱唱票时，唱票员发现有的选票没法念出来。因为有人在选票上花了一只鹅，下署被选举人名；更有人绘一龟上复系以韵语，末句有云“画只乌龟出他丑”。又有乡议员某，运动乡人时，乡人说饿着肚子呢，没空来选举，那医院候选人就从怀里摸出几只烧饼，给那几个乡人吃。乡人吃饱了肚子，就随便在选票上涂鸦了几笔，后来这个议员当选，乡人皆呼之谓“烧饼议员”。
孙文卸任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也已经宣誓就职，临时参政院也挪到了北京。现在的中国表面上已经和平了，实则是暗流涌动，同盟会不甘心大权旁落，试图在一年后的总统选举中卷土重来，袁世凯更是不甘心被《临时约法》束缚，被参议院夺了大权，成了空桶子的大总统，他这种枭雄人物怎么会甘于充当汉献帝那种橡皮图章呢？此刻他正加紧拉拢各方的实力派。
两年后就是一战，多年以来对中国威胁最大的俄国被打了个稀里哗啦，连沙皇都被列宁给灭了满门，英法德奥等传统欧陆强国更是血都要流干了。这是中国发展的天赐良机，但同时也给了中国的劲敌日本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另外一个时空，中国因为袁世凯称帝和军阀混战没有抓住这次机会，日本则充分的利用了一战的良机，从一个三流国家一跃成为准一流的强国。巴黎和会之后成为国联四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从此正儿八经的跻身为列强俱乐部的成员。这段历史令所有中国人痛心疾首，徐天宝自然也不例外，而在现在这个时空，他绝对不允许同样的事情重新再发生一次。
234政治会议
辛亥革命后，伴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和西方国家制度思想的引进，近代中国进入了政党政治时期。面对清政府被推翻后的权力缺失，政党政治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追求。正如有学者所论述的，“当原有政治体系受到重创而无法恢复功能时，政党是重建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在那些传统制度或崩溃或软弱或根本不存在的政体中，政党不仅仅是辅助性组织，而目是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源泉”。对处于近代化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在迫切需要一个或者以一个主要的思想政治力量来实现社会的整合时，填补这一政治权威真空的最佳组织—政党也就自然应运而生。
1912年下半年开始，全中国的人们似乎都忙着竞选，各式各样的政党都纷纷粉墨登场。唯独东北和热河，没有出现政党遍地的景象。这一来是因为中华民族复兴党和徐天宝控制的严，而来也是徐天宝觉得此时的国民和中国对于政党政治那一套还完全没有准备好。
当然，这只是徐天宝的个人想法，要让整个中华民族复兴党的党员们明白这个道理，还是需要时间和解释的。因此，徐天宝从呼伦贝尔回到沈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党员会议。
徐天宝一开始就很不客气地说道：“现在我们看到的多如牛毛的政党，都是照搬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模式而建立的。在其实施运行中存在很多不足，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病态的发展，这表现为：“党派林立，党争不休，原则模糊，独立依附，惟利是趋，本性使然，党中见党，派复有派，分和无常，脱党跨党，进出自由，党德败坏，因人而党，主义无别，政见雷同”等等。所以，至终，他们也未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简单来说，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带领中国走向富强！而中国暂时也不适合立刻走欧美政党政治的道路！”
熊希龄发言道：“主席何出此言？”
徐天宝说道：“第一，目前中国在政治结构上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德、日的现代化道路启示我们，赶超型国家的现代化需要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来主导和推动制度变迁。近代中国洋务派的自强运动由于是由地方汉族势力而非中央政府主导而缺乏中央集权统一领导而失败；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戊戌变法由于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同样缺乏中央权威领导而走向失败；“清末新政”虽然由中央政府主导，但是在地方主义盛行、军阀政治即将出现的晚清，中央权威早已丧失殆尽而无力主导新政的实施。可见，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清末新政的失败都昭示了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的缺乏必然导致现代化的失败。现在也是一样，袁世凯瞧不上孙文，孙文也不乐意事实迁就袁世凯。就中国目前的国情而言，实现制度变迁需要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来统一主导和推动。他们盲目追求英美自由民主制度而忽视掌握中央权威的做法，更是决定了他们失败的必然性。”
蔡元培摇了摇头，说道：“中央权威？那岂不是又回到了皇帝当权，一人一言定一国的时代？”
徐天宝也摇了摇头，说道：“非也，皇帝是传子不传贤，施政无需顾忌国法。而我说的这个中央权威，一来是要通过人民选举产生，二来施政也要遵守国法。在国法允许的框架内，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国家。”
徐天宝便继续说道：“第二是眼下的中国在经济结构，缺乏“社会力量主导”的基础。迄今为止，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可归为两种，即“英国－美国的商人阶层主导的社会中心主义模式、法国－德国－日本的官僚体系主导的国家中心主义模式”。英美模式是一种“自发秩序”的社会力量主导的现代化道路，它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日益强大的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日益强大，作为社会力量主导和推动着社会的制度发生变迁。德、日是典型的国家中心主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是现代化和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者。眼下的政党更多的是受英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盲目学习照搬英美模式，忽视近代中国特殊的国情而一味的强调模仿英美自由主义模式来实现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眼下中国的资产阶级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很软弱的。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成为民初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之主导力量的现实，也决定了它无法在社会上形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在政治上造成一个强固的核心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