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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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上，艾森豪威尔注意的焦点实际在于老挝，而非越南。老挝共产党组织巴特寮已大大加强了对美国所支持的富米·诺萨万军队的进攻，以便控制整个国家。克拉克·克利福德这样写道：“艾森豪威尔总统指出，目前，就整个东南亚地区而言，老挝的地位举足轻重。倘若老挝失落于共产党人之手中，这将给泰国、柬埔寨和南越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他还说，他认为老挝（并暗示到越南）的问题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无法说服盟国与我们共同行动的话，那么，他宁愿‘孤注一掷，采取单独介入的活动’”。迪安·腊斯克对会议的记忆与克拉克·克利福德的说法大致相同。他认为，他听到了艾森豪威尔对老挝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建议，如果这是阻止其倒向共产主义的唯一选择的话。
　　然而，我的备忘录——这是依据我在会议上的记录应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要求整理而成——则显示，艾森豪威尔的说法实际上是含混其词的。令我留下极深印象的是，对于适当的行动方针，他从未做出明确的答复。我这样写道：“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情况通报中反对由美国联合老挝采取单独的行动，”并且，根据我的记录，艾森豪威尔对约翰·F·肯尼迪直截了当地发问：“在阻止中国共产党人介入老挝方面，我们应采取什么行动？”也未做出任何答复。我总结性地写道，“艾森豪威尔无条件地指出，‘如果自由世界失去了老挝，从长远来看，我们将失去整个东南亚’。”
　　道格拉斯·狄龙的回忆与我的备忘录极为近似，他后来向一位学者谈到了自己的看法。狄龙对问题的看法甚至更为深入，他印象深刻地追述道“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赫脱肯定得到了内心的满足，因为他们将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推给了肯尼迪。”
　　按照我的看法，狄龙的观点无疑是准确无误的：对于如何处理东南亚问题，艾森豪威尔的确胸无成竹，他十分乐意将此难题留给民主党人。当然，我们并非要责怪他留给了我们一个无从下手的难题，印度支那问题的确极为棘手，无论是艾森豪威尔还是我们都对此有所定论，只是在其究竟为何难以处理上，我们的国家花费了以后十四年的漫长时间，才痛苦地领会到其中的真谛。
　　其它的证据也显示，艾森豪威尔的确感到了为难。事后曾有报道说，在与约翰·F　·肯尼迪会晤的三周之前，他曾对其手下的人说，“即使卷入战争，我们也决不允许老挝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中。”然而，六年之前，奠边府危机发生时，他的态度则与目前的说法大相径庭，当时，他做出决定，反对美国介入此事。或许，随着世界局势的逐步明朗，他调整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但我却很难将两者统一来看。艾森豪威尔也会像我们一样，最终进入越南战争吗？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不解之谜。
　　我只知道，我们并未对问题进行深思熟虑的分析，而在解决方法的选择上，也只得到了模棱两可的答复。唯有那些不祥的预测似乎是肯定的，即如果失去了老挝，我们将会失去整个东南亚。根据这一预测，西方世界就必须要采取某些行动，以阻止这一预言成为现实。这次会晤对约翰·F·肯尼迪和我们大家来说，都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后来在寻求解决东南亚问题的途径时，它左右了我们的头脑。
　　几周内，事情就变得很明显了，除了老挝之外，南越的情况也越来越糟，其发展之快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想。三月间，约翰·F·肯尼迪总统亲自挑选了一个非正式顾问团，在罗斯韦尔·L·吉尔帕特里克的率领下，进行实地考察，并要求他们对行动方针的选择提出建议。五月八日，他们呈交了报告，要求在南越大规模增加美国军事人员，从原先的几百人增加至几千人。约翰·F·肯尼迪总统权衡再三之后，签署了增加一百名顾问和四百名特种兵的命令，以帮助南越人训练镇压暴动的技术。这一人员的增派是极有限度的。
　　与此同时，老挝的局势也在日益恶化。八月份，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迪安·腊斯克建议，除了按北约组织的一项计划，准备采用军事行动来保卫印度支那之外，我们也应继续进行外交谈判。北约的计划要求派遣一支三万人的军事部队，由缔约国提供人员，这包括英国、法国和美国。然而，英法两国都明确表示，他们并无派出部队的打算。迪安·腊斯克的建议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我对约翰·F·肯尼迪总统说，在决定任何有关印度支那军事行动的提案之前，他应当在老挝与世界上其它问题之间进行仔细的权衡。柏林问题尤其令我心焦，其紧张程度已经上升到这样高度，即我们打算派遣六个师的兵力（将近九万人的军队）去欧洲。我争辩说，无法想象，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也能进行全面的调动来介入东南亚的战争。总统做出了结论——迪安·腊斯克也赞同——我们绝不应该在不顾世界上可能发生其它事情的情况下，来承诺对北约计划的执行。
　　到一九六一年秋天，北越的游击队已大量地进入了南越，越共也大大加强了对吴庭艳政权的攻击。约翰·F·肯尼迪总统决定，派遣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沃尔特·罗斯托前往南越，进行考察并就我们的行动方针提出建议。在他们提交的报告中，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沃尔特·罗斯托指出，我们已经极为可观地增加了对南越的援助，主要表现在，提供了更多的顾问人员和装备，甚至包括少量的作战部队。他们评价说，这些步骤意味着在战争中的我们与南越“从顾问转向伙伴关系”的根本变化。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八日，我仓猝地拟定了一份简明扼要的备忘录，谈到了上述的建议，并交给了约翰·F·肯尼迪总统。该备忘录反映了我最初的想法，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和我的副部长罗斯韦尔·L·吉尔帕特里克等人的意见。我认为，泰勒…罗斯托的报告提出了两个基本的问题：在阻止南越陷入共产党人之手的目标上，美国是否将亲自承担起义务？为了实现这一承诺，我们将立即向南越增派大量的军事人员，并做好日后不断增派的准备，这一措施是否是必不可少的？我结论性地说道，我们“倾向于建议”，即我们应该全面接受建议中谈到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具体方法。
　　将备忘录送往白宫后，担忧之情也在我心中油然升起，在向总统提交我们的建议之前，我们是否过于仓猝地做出了结论。在其后的几天里，我埋头钻研了越南问题。随着探讨的不断深入，形势似乎显得越来越错综复杂，而我们运用军事手段来处理这一问题的能力，似乎也变得越来越让人捉摸不定了。最后，我意识到，对于泰勒…罗斯托观点的赞同，是一个极为轻率的决定。
　　迪安·腊斯克和他在国务院的顾问们也做出了相同的结论。十一月十一日，在进行了更为充分、详尽的讨论后，他和我向总统提出了一份联合备忘录，大意是，反对按照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沃尔特·罗斯托建议的方式派遣军事部队。我们承认，或许在某一天，这些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时指出，我们正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窘境：如果南越人能做出同心协力的努力，那么，（美国军队）就可能是多余的了；而如果没有这种一致性的努力，那么，面对那些漠不关心，甚至抱有敌意的人民，美军也很难完成自己的使命。”
　　那天之后，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约翰·F·肯尼迪总统集中研究了这两份备忘录，他明确地表示，在阻止南越的失去上，他无意做出无条件的承诺，并断然拒绝批准美军的介入。
　　迪安·腊斯克和我陷入了那个窘境，多年以来，这件事一直萦绕于我们的脑际。重新查阅这些会议的记录后，事情非常清楚，我们当时的分析是极不充分的。我们忽视了五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南越的陷落果真会引发整个东南亚的陷落吗？而这是否又真会给西方的安全构成致命的威胁呢？战争将以什么形式——常规战或游击战——来发展？如果美军与南越人携手作战，我们就能赢得这场战争吗？在决定是否出兵之前，我们就无法找到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吗？
　　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当时竟没有对这些必不可少的问题进行探索，这似乎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在肯尼迪政府最初的岁月中，我们正是这样来处理越南问题的，此刻，我们已无法重新体验当时的幼稚和自信了。当时，我们对那个地区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在应付危机方面也毫无经验。而其它迫在眉睫的国际问题又分散了我们的注意，仅在第一年中，我们就碰到了古巴、柏林、刚果等等问题。最后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当时正面临一个从未有所准备，或者说尚未有现成答案的新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我担心，各种政府——当然包括大多数的人民——只能进行盲目的行动。我绝无辩解的意思，但这或许有助于说明我们当时的作法。
　　几天之后，十一月十五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再次谈到了关于对南越军事介入问题上的顾虑。他担心，此举将导致世界两大对立势力的交锋，并指出，越南的形势与朝鲜战争时完全不同。朝鲜战争时，敌人的入侵已相当明显，而这里的局势则尚未明朗。他尤其担心，派兵前往一万英里以外的地区，去帮助一个拥有二十万军队的政府与仅有一万六千人的游击队作战，极有可能招致广泛的反对。而且，我们在越南已投入了数十亿的美元，其取得的成功则是微不足道的。他十分怀疑，美国将会从北约盟国中得到军事援助。毫无疑问，他对目前的形势极不乐观，但是，会议仍然在毫无结论的情况中结束了。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尽管在处理南越问题上，我们尚无成熟稳定的作法，但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总统和我——已经达成了共识，即只有南越人才能够处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提供训练和后勤物资的方式来援助他们，但却不能参加他们的战争。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看法。如果我们恪守这一观点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整个历史就将会面貌全非了。
　　我竭尽全力地将总统的想法传达给军事首领们——包括五角大楼中的人员和那些直接负责我们在越南行动的司令官。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一份电报中，我对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哈里·费尔特上将和在南越的美军高级人员莱昂内尔·麦加尔上将写道：“我们务必要调整自己的观点，使之适应一个长年并不明朗的政治结构和非军事的行动。”我们在其后一个月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我对哈里·费尔特上将和莱昂内尔·麦加尔上将再次重复了这些观点，告诉他们，美国军队将不会被派往南越。
　　然而，由于基本的分歧并没有被接触，或者说，对其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解释，因此，直到两年之后总统去世之时，对这一问题的辩论在政府中仍然持续下去。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三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交给我一份备忘录，并要求我转交给总统。在这份文件中，他们声称，在阻止南越丧失方面，美军将会是极有效果的，并且敦促约翰·F·肯尼迪总统下达进行军事部署的命令。这些首领们认为，该项提议绝对符合美国的政策。“美国清楚地表示，其不可改变的目标之一是，阻止共产党人对南越入侵的胜利。”然而，他们错了，准确地说，这项基本的决策还未被最后决定。
　　一月二十七日，我将他们的备忘录转交给了约翰·F·肯尼迪总统，并附上了一个简短的意见：“目前，我们在南越的（训练）项目尚未提供足够的经验，因此，我不打算批准他们的建议。”
　　一九六二年最初的几个月中，我们逐步理清了国防部各项事务的头绪，而越南问题则远远不是最大的问题。但是，并不像许多其它的问题那样——我将它们交给罗斯韦尔　·L·吉尔帕特里克处理，而是亲自承担起处理越南问题的责任。这样做的答案只有一个：尽管只是作为顾问，但是，这毕竟是美国卷入战争的唯一地区。我深感对此事负有极为重大的责任，因此尽我全身之精力投入了这项事务之中。这最终导致了人们“麦克纳马拉的越南战争”的说法。
　　一九六二年，随着我与南越接触的加深，我结识了它的领袖吴庭艳总统。我们一起在他的办公室里开了几次冗长的会议，办公室设在嘉龙宫（音译）中，天花板上吊着嗡嗡做响的电扇，房沿上伸出金光灿灿的飞檐。我们以为，吴庭艳的意图是将人民带入民主和自由的制度之中。五十年代早期，他曾在新泽西的一所天主教神学院中学习，这似乎是他接受了西方价值观念的有力证明。然而，随着我们对事物了解的加深，我们逐渐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吴庭艳和他周围的人，还是他所建立的政治结构，都缺乏与南越人民的直接联系，他也从未试图加强过这种联系。我们对他的判断完全走入了误区。
　　由于他沉默寡言、不善交流，以及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吴庭艳在我眼里完全是一个难解之谜，事实上，每位见过他的美国人都有与我相同的感觉。从外表上看，他显得专制独裁、多疑多虑、吞吞吐吐，并高高凌驾于人民之上。我实在无法理解他的内心世界。
　　据说吴氏从不与女性交往：他从未结婚，并被认为，从未有过性的经历。但是，他最亲近的人物之一则是他弟弟的妻子儒夫人。她虽然嫁给了吴庭艳那位擅长权术、颇有势力的兄弟吴庭儒，但实际上也扮演着吴庭艳妻子的角色。每天工作之后，儒夫人给予吴氏安慰，消除了他的紧张，并时常与他争辩一些问题，显而易见，在他的思路和想法中包含了许多儒夫人的意见。当然，对于具体的内容，我仍然是一无所知了。甚至，时至今日，我也无法搞明白，对于其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吴庭艳究竟考虑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长远目标。就像绝大多数来到过这个国家的美国人一样，甚至按照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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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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