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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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测也包括许多的越南人，在我的眼里，儒夫人聪明、坚强、漂亮，但也凶暴残忍、诡计多端——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巫婆。
　　尽管，我们察觉到了这些印象的局限性，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仍然接受了社会对吴庭艳的一般看法，例如，一九五九年《新闻周刊》就称他为“自由亚洲最富才能的领袖之一。”政府中的消息灵通人士，包括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他是一位前任的东亚历史学教授，也对吴氏进行了高度的赞扬，因为，在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中，他成功地将国家引向了独立。“这一时期”，迈克·曼斯菲尔德在一九六三年写道，“在阻止南越完全崩溃和引进新的秩序，以及制止动乱和阴谋，清除无处不有的腐败方面，他个人的胆略、正直、果断和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吴庭艳的确完成了非凡的业绩，他排除了宗教和政治信仰上的巨大差异，努力建立起一个国家，而这一切又是在北越虎视眈眈的压力下完成的。这正是我们信任他的根本所在。他也的确存在着不足，甚至非常明显，但我和其他人都相信，即使任用一位比吴庭艳更杰出的人才，其前景也未必就十分乐观。
　　然而，我们对吴庭艳总统所做的判断究竟是否是正确的呢？我们对所面临问题的看法是否可靠呢？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否会成功呢？当我们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国度之中，我们不懂这里的语言与文化，我们与他们之间存在着历史、价值观念和政治传统上的根本差异，而我们却要与这个民族并肩作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进行判断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像一堆乱麻一样，塞进了我们的头脑，现成的答案是没有的。
　　我们从越南收到了一些信息，但是，我们——我、总统、麦乔治·邦迪、迪安·腊斯克和马克斯威尔·泰勒——无人对此表示满意。当然，我们要求得到有关军事行动的情况报告。并且，我们也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那些分析材料，我们驻西贡的大使馆洪水般地送来了这类材料。很早之前，我们就决定，需要定期召开华盛顿和驻西贡美国高级军官之间的会议，以共同协商问题的解决。这样，从一九六一年底开始，我就频繁地前往夏威夷和南越。
　　夏威夷会议在太平洋美军司令部举行，这里可以俯瞰整个珍珠港。约有来自华盛顿、西贡和夏威夷的军界和政界的五六十人将聚集在一间洞穴式的会议室里，来听取一长串的情况汇报。这里十分拥挤，日程又安排得十分紧张，这使人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具体问题上，也妨碍了我们听取报告的真实内容和富于见解的建议。
　　无独有偶，我们在越南的会议也有相似的情形。会议在美军司令部举行，最初是在西贡闹市区巴斯德街上的一家饭店里，这里曾是殖民时期的一家旅馆，后经过了改建。后来会议又挪到了城市的西郊，在新山一空军基地举行。由于越共对会议地点了如指掌，所以他们常常对会议进行袭击。一次，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他们在一座桥下安置了地雷，企图暗杀我，因为，他们获悉，该桥将是我前往西贡的必经之路。南越警察发现了这一行动，并在我即将通过这里之前，引爆了地雷。
　　后来，一些评论者对我们热衷于这类会议进行了百般指责，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是我们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尽管信息远远不够完善，但夏威夷和越南的会议却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将总统的想法和目标从华盛顿传送给在越南的同僚们，同样，也使他们能够就未来的行动提出报告和建议。如果没有这样的会议，我们的情况将会更糟糕的。对此，我至今仍坚信不移。
　　从华盛顿奔赴会议地点时，我们乘坐着一架后来被人们戏称为“贫穷者707”的飞机。就任部长之后，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了国防部公务中配备的几架专用飞机，我们没有必要使用这些高档的飞机，这包括一架三等的“空军一号”和几架体积不大但却价格昂贵的洛克希德飞机。作为这些飞机的替代，我指示乔治·S·布朗准将（我的军事助理，他后来成为了空军首领，并最终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去设计几个造价在两万美元以内的座位，当高级人员需乘坐飞机执行特殊公务时，这些座位可以临时安装在一架运输机上，以供使用。
　　这架运输机是由一架KC…135运油机改装而成的，它被装备上机翼燃料箱，这样，其飞行长度几乎可以从世界上任何地点中间不作停留地飞到另一地点。在747型面世很早以前，它就能不停顿地从巴黎飞往西贡，并可在只停留一次的情况下，从西贡飞到华盛顿。
　　这种飞机也有一大缺陷：它没有隔音设备，但我还是拒绝花钱去安装它。因此，在机上谈话是非常困难的，好在与我经常同行的侣伴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助理国务卿W·　埃夫里尔·哈里曼都患有轻微的耳聋，即使有隔音设备，他们也不愿过多地交谈，这种情况恰好为他们静静地坐着提供了借口。
　　后来，我放松了某些方面的支出限制，我们也有了经费，在飞机上安装了几个床铺、一张秘书用的办公桌、以及其它的设备。从那以后，每当晚间我们从西贡或火奴鲁鲁起飞后，我们就可以吃晚饭，写出给总统的报告，并在我们睡觉时由秘书将它打印出来，这样，在次日我们返回华盛顿后，即可将报告交给总统。
　　旅行的安排非常紧凑。以夏威夷会议为例，我将于星期日下午离开华盛顿，经过九到十个小时的飞行，于当地时间午夜之前到达火奴鲁鲁，星期一整天的时间，我都将与太平洋美军司令部和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的司令们进行会议，我们于星期一晚上启程，睡觉是在旅途中进行的，然后，于星期二早晨向总统汇报。
　　博比·肯尼迪告诉他的兄弟，这一时间安排简直是在置我于死地。这样，总统敦促我偶尔抽出一天时间来，可以带着玛格丽特，使用他的“空军一号”专机，去一处豪华的别墅放松一下。这些别墅设在怀基基海滨的鲁西堡，是军队用来接待最高层人员和高级贵宾的。我只这样做了一次。结果，《华盛顿邮报》的德鲁·皮尔逊专栏披露了此事，全国各报又竞相转载，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部长滥用国家资产供自己享乐的丑事成为风靡一时的新闻。我们只好返回到那架“贫穷者707”上去。
　　如我所言，夏威夷和南越之行给我和我的助手们创造了良机，使我们可以直接从大量的美国和南越同僚那里了解情况。与此同时，我们也时常向一些独立的观察者进行咨询，以弥补会议中信息的不足。这方面，我特别注意与以色列的军事奇才莫歇·达扬将军和英国反暴动专家罗伯特·汤普森爵士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在五十年代期间，罗伯特·汤普森爵士曾成功地指挥了镇压马来亚游击队的行动，目前，他担任了英国在南越顾问团的首领。
　　根据各个方面的信息来源，迪安·腊斯克和我以及助手们将信息汇编成报告，不断地送往国会和新闻界。这些信息是否准确无误呢？当时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事后来看，答案却是这样的，即，这些报告——包括我自己的——在军事形势的分析上常常过于乐观了。然而，我的那些关于政治制度稳定性——我一直强调，它是军事胜利的前提条件——的报告，却对形势作出了切中要害的分析。
　　例如，一九六二年三月，在华盛顿广告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我说道，“相对比于军事的行动而言，政治和经济的行动在镇压游击战上，至少起到了相同的作用，甚至，可能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在一次采访中，该采访于十一天之后刊登在《华盛顿邮报》上，我说，“东南亚是太平洋安全的关键所在，而太平洋则是美国安全保证的关键。然而，仅仅利用军事力量是不会战胜共产主义者的，必须进行其内部的经济和社会的改革。”
　　然而，在关于美国军事行动方面，我报告中的典型说法则是这样的：　一九六二年二月五日：在反对国家被颠覆、入侵、暗中破坏等致命威胁上，南越人所采取的行动已开始起到作用了结合他们自己所采取的行动，以及他们要求我们所采取的行动来看，我认为，这将会改善当前的形势。但是，要预测最终的结局，目前还为时过早。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我们对越南的军事援助正在开始起到作用。在那些受伤最严重的地区——在人民中建立了政府，南越人已开始向越共发动了攻势，镇压那里的叛乱南越的军事部队正以更大的规模，更为频繁地向越共发动攻击现有的迹象令人鼓舞，我们目前期望的是，继续维持这一事态的发展。
　　一九六二年十月九日：我认为，如果说时局已经扭转，或预言最终的结果，似乎仍然为时过早。但是，这一年中，进展则是极为惊人的我们收到许多关于进展的报告，这的确令人欣喜。无论是按照南越部队与共产党入侵者伤亡人数的比例来看，或是根据其它的方法来衡量，进展都是极为明显的。
　　为什么对于南越政治形势的分析和评价上，我作出了恰如其分的结论，而通过反思却发现，那些关于军事进展的看法是过于乐观的呢？
　　我们的军事将领们在夏威夷和南越会议上的汇报，将构成那些军事报告的内容。每次会议上，我都要会见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的保罗·D·哈金斯上将。他身材高大，举止潇洒，能言善辩，无论其外貌还是其口才，都与将军的身份极为一致。他是博学多才的马克斯威尔·泰勒的高足，尽管，他还不具有其导师的渊博学识，但却极为坦诚，具有极强的说服能力。
　　保罗·D·哈金斯上将和他的同伴们在报告中指出，南越的军队已经阻止了越共的进攻，并收复了农村的失地。例如，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保罗·D·哈金斯在火奴鲁鲁告诉我，“毫无疑问，我们正处于赢家的一方，如果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计划，我们将会看到，越共的行动逐渐走向低落。”　无论那时还是现在，我都绝不会相信，他和其他军官会故意误导我的思路，这与他们的职业素养和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况且，我还可从其它渠道获得信息，并可用来与军队将领的说法进行核实——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媒介机构，这里只列举三者。
　　导致他们过于乐观的原因来自于其它的方面。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他们当时从南越人那里得到的情报是极不准确的。南越人总是按照美国人希望听到的消息来进行汇报。就像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A　·麦科恩后来写道的那样：　驻越军援司令部和大使馆向我们提供的情报涉及其中越共在几个省的活动情孔，以及SVN（南越）政府和越共军力的对比情况，都严重失实。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南越各省和地区一级的长官将严重失实的情报，提供给了那些下层的校级军官们这些省和地区一级的长官们认为，他们有责任“制造数据”，以满足中央政府的需要。
　　就某种程度而言，美国的司令官们也像许多人那样，喜欢沉溺于一厢情愿的思维之中。而且，他们——就像我一样——对这场冲突的性质也缺乏真正的认识。他们主要将其视为一场军事斗争，而事实上，这场冲突具有极为复杂的民族主义色彩，是一场自相残杀的斗争。
　　我总是急迫地要求我们的司令官们对进展——或无进展——做出估价。监测进展——　我仍然认为，这是实现最佳管理的基本原则——在越南则几乎完全失控了。将军们和我对于这一失败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场没有战线的战争中，对结果的评价方法也不好掌握。军事人员们试图利用数量的方法来检测进展，诸如，敌军伤亡的人数（对尸体的清点，令人极为反感）、缴获武器的数量、俘虏的人数、飞机出动的架次等等。后来，我察觉到，这些方法中有许多并不合适，正在导致重大的失误。于是，在一些公开发表的评论中，对于军队中关于战局进展的乐观情绪，我有意识地泼了些凉水，然而，收效则是极为有限的。
　　到一九六二年中期时，肯尼迪政府对于越南问题的目标已十分明确，经常性的说法是：训练南越人来保卫他们自己。对于我来说，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就美国训练援助的最后截止期限做出安排。我是这样来考虑此问题的：训练将达到预期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撤离将得以进行　——或者，训练未获得成功，这需花费一定的时间来验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撤离计划也将需要进行调整。
　　未雨绸缪，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在火奴鲁鲁我就问保罗·D·哈金斯上将，他认为彻底消灭越共的军事力量需要多长的时间。他的估计大致是这样的：在南越的军事力量和保安部队能够被充分调动，并在各个地区开始向越共发动决定性的行动，这种局面出现后大致需要一年。
　　综合了许多人的估价之后，我做出了一个分期撤离美国顾问的长期计划，其根据是，假设制服越共将需要三年时间，而到那时，我们在南越的顾问人数将会达到近一万六千名。
　　次年春天，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我问罗伯特·汤普森爵士，在削减顾问的人数上，他有什么样的想法。他回答说，如果继续取得进展，到夏天时，越共能够被从某些特殊地区清除干净的话，那么，削减一千人就是完全可能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在火奴鲁鲁再次见到保罗·D·哈金斯上将时，他对我说，我们在战争中仍然取得了进展。因此，我要求军队做出一个分期撤离美国军事人员的计划，在年底时，开始撤离一千名顾问人员。
　　大约与此同时，一场宗教与政治危机席卷了南越。佛教僧侣对吴庭艳政权控制宗教自由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并发起了一场抗议运动，而吴庭艳的保安部队对此进行了严厉的镇压。这一野蛮的举动招致了更为广泛的抗议活动，一些佛教的忠实信徒们甚至不惜自戕生命，采用了极其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