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战风云录(上)-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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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传信来，要求退股散伙。霍英东泪洒荒岛，惨败撤离。　　　　　　霍英东在近期与香港作家冷夏交谈时说：“我一生犯过两个大错误，东　沙岛采海人草是第一个。那种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险恶，我自己都不知道　怎么忍受过来的。”　　　　　　东沙岛又使得霍英东一无所有，几年的辛苦全泡了汤。母亲心痛不已，　责怪儿子是老衬（傻瓜），海人草能卖那么高的价，而别人都不去采，肯定　是干不得的。　　　　　　霍母声称不再跟儿子合伙做生意，霍英东经过这番冒险经历，性格变　得倔犟，意志更坚毅，行动更果敢。他不想老是在母亲的庇护下生存，期　望完全自立。　　　　　　霍氏母子分道扬镳，各立门户。母亲仍做驳运生意，霍英东买了一艘　拖船跑运输。母子俩都还是靠水为生。　　　　　　　“母亲从未信任过我，我经常我行我素，她认为我是鲨胆，太莽撞、　太冒险。我尊敬母亲，但我那时快30岁了，不能事事都听她的。”　　　　　　　　　　　　　　　　　　　　　　　　　　　　　　　　　　　　　靠水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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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英东出生于水，对水有特殊的感情。霍英东凭藉一艘拖船，维持着　一家人生汁，还略有积蓄。他熟悉珠江口各岛屿间的水道，也对这片地区　的海上贸易了如指掌。　　　　　　霍英东说：“因为我年轻时运气不太好，所以比较相信命运。一个人该　不该发，运气有时会起很大的作用。”　　　　　　财运终于来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帝国主义对中国实　行经济封锁，港英当局也宣布切断与内地的贸易。工业基础薄弱的新中国，　急需各种战备物资。香港的华商，为自己、也为同胞冲破帝国主义封锁，　向内地运送违禁物资。禁运造成物资奇缺，价格暴涨，不仅是物资本身，　运价亦直线飚升。　　　　　　这就是霍英东碰到的发财良机，如果霍英东没有这艘拖船，对海上贸　易一无所知，他很可能就会错失这次机会。　　　　　　霍英东是最先涉足这一行列的。香港原来就积压了大量的战争剩余物　资，此刻，又有人源源不断地将货聚集于香港——待这些“冒险家”转运　到内地或中转站澳门。　　　　　　霍英东从未交过这种好运，现钞如猪笼入水，数都来不及数。他可以　几天几夜不睡觉。他既做船东，又做货主。他的船只成几何级数增长，拥　有一支可观的船队。　　　　　　盈利大的生意，也意味着风险极大，有不少船只，或触雷，或翻船，　或被扣留，或受到炮舰攻击。霍英东运气特别好，毫毛都没伤一根，旗下　的船只，均人货无恙。　　　　　　战争引发的“特需”，在香港造就了一批富翁，霍英东自然在其列，并　且创造出布衣晋身富豪的神话，香港的亲英人士，指责朝鲜战争中与内地　进行特需贸易的人，说他们发的是不义之财，更谴责他们走私军人，是战　争贩子。　　　　　　诚然，根据港英当局当时的法例，他们是属“走私违法”。但从国家和　民族的角度相论；他们的“偷运”又属义行壮举。　　　　　　当时的禁运物资有数百种之多，其中以军人与药品（特别是盘尼西林　之类的抗菌素）的利润最大。霍英东“偷运”的物资是哪类，就不得而知。　也许是有人见霍英东“草莽暴富”而耿耿于怀，就戟指霍英东是“军火商”。　　　　　　朝鲜战争结束，与内地的民间贸易很快沉寂下来。靠水发家的霍英东，　考虑他下一步的发展。　　　　　　英文《南华早报》发表了Berta　manron女士　《霍英东发迹史》一文，　文中说：霍英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至少赚了100万美金。　　　　　　但很多人认为不止这个数。　　　　　　1954年，霍英东用现金在铜锣湾买下他平生第一幢大厦。　　　　　　已掘得第一桶金的霍英东，该把他的投资方向指向何方呢？不甘沉寂　的霍英东，如今有可观的资金做后盾，必有一番大的作为。　　　　　　　（详情请参阅广州出版社出版、冷夏著《一代商圣——霍英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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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章　沪商聚港　共执纺织业牛耳　　　　　　香港纺织业的发展，沪商功勋彪炳。陈廷骅创建南丰纱厂，遂成香港　的棉纱大王。周文轩、安子介等人以染纱起家，旋即四面出击，开纱厂、　布厂、成衣厂，成为同业的一匹黑马。个人称奇的是，这些后来成为商界　政界大人物的陈氏、周氏、安氏，没有一个是来自上海滩的阔佬巨富　　　　　　　　　　　　　　　　　　　　　　　　　　　　　　　香港的纺织制衣业　　　　　　香港旱期工业起飞的资金和技术主要来自上海，而劳力主要来自邻近　的华南农村。香港工业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单纯从转口贸易中赚取　经济收入到输入原料加工成品，最后输往世界市场销售，从而赚取“附加　值”的转变过程。　　　　　　纺织制衣业是这种转变过程中的先驱。　　　　　　战前，香港仅有少量山寨式纺织制衣工厂。　　　　　　1950年，香港纺织制衣工厂逾500家，雇用工人2。5万名，约占制造业　雇员的30％。　　　　　　1960年，香港纺纱厂逾30家，员工1。6万名；织布厂逾300家，员工2。46　万名；制衣厂689家，员工4。2万名。其中制衣业发展最快，工厂比1950年　增长16倍，员工增长20倍，员工数占整个制造业员工的18。8％。　　　　　　纺织制衣业的发展，带动香港整个产业的发展。长期以来，香港的纺　织品出口，占总出口量的30％。　　　　　　从60年代起，香港更注重发展附加值高的制衣业，遂成为世界成衣中　心。1973年，成衣出口量首次超越意大利而摘取世界第一。1978年，虽然　不及意大利同年出口值的33。5亿美元，以　33。2亿美元而退居第二位，但在　世界制衣业强国如林的情况下，香港以一个弹丸之地的经济区，到90年代　仍保持世界第二位，不能不是个奇迹。　　　　　　从80年代起，香港劳务成本高涨，广东成为香港纺织制衣业的后方工　厂，纺织品仍可在国际上保持强大的优势。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在50年代前，上海纺织品产量占全　中国的一半以上。　　　　　　上海纺织业迁港有两次高潮。一次是香港沦陷前，当时上海沦为日伪　统治，而香港相对太平。这些在港沪商的纺织厂，一部分子抗战胜利后迁　回上海，大部分因解放战争而留在香港。由于沪商的带动，香港本地商人　开办了一些山寨式织布厂。　　　　　　第二次迁港高潮，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最初是举厂南迁。解放军　占领上海后，主要是纺织人才及资金的流入。这一次迁港规模较第一次大　得多，并且遇到劳力资源丰富的大好时机——有几十万内地移民涌向香港，　廉价劳力取之下尽。　　　　　　在香港政府推行工业化之前，香港的纺织业已有相当的基础。在工业　化起步时，纺织业一马当先，成为众业中的明星，带动了香港百业的发展。　　　　　　在香港的华商界，从事纺织业的沪商率先打破粤商称霸的格局。香港　是不择细流、兼容并蓄的汪洋商海，只要有能力毅力，就能找到施展的舞　台，逮住适宜的机遇，就可获得应有的财富与地位。纺织业的沪商，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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跻身于香港百亿富豪俱乐部；有的晋身两局议员，显赫一时，饮誉香江。　　　　　　从事纺织业的沪商，实力及影响迄今仍居前茅的有陈廷骅、周文轩、　安子介等人。　　　　　　　　　　　　　　　　　　　　　　　　　　　　　　　　　　　　　涉足纺织　　　　　　令人称奇的是，上述三位捭阖香港纺织业的沪商，来香港之前，都不　是纺织资本家。　　　　　　陈廷骅是浙江宁波人，父亲是宁波的殷商。陈廷骅中学毕业，便早早　在父亲手下学做生意。那时的上海商人，有半数是宁波籍人，另一半来自　杭嘉湖　（杭州、嘉兴、太湖）平原。　　　　　　父亲说：“要想成大事，非得去上海不可。”十几岁的陈廷骅便坐船来　到上海。陈廷骅做事踏实，加上父亲在上海的宁波帮老关系颇多，才二十　出头的陈廷骅，便担任三家宁波商行的总经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陈廷骅携带一批金银逃到香港，在中环爱群行　租了一间100平方英尺的写字间，从事棉纱、棉布生意。　　　　　　内地移民大量涌向香港，市面混乱，人心不稳，加上语言不通，生意　分外清淡。陈廷骅觉得自己不适合在香港做贸易商，跟广东人打交道，听　粤语如听外语。于是，就起念做工业家。他首选的业种，自然是纺织业，　这是上海人的传统工业。　　　　　　陈廷骅做事稳健，动了念头，又迟迟按兵不动。　　　　　　陈廷骅一面观察时局，考察市场，物色人才；一面维持纺织品贸易，　筹措资金。　　　　　　1954年5月，他通过邀股，组建南丰纱厂有限公司。第一间纱厂设在新　界荃湾，那里地价便宜。纱厂资本额60万港元，两年后建成投产，月产棉　纱400包（每包400磅），全部供应香港的织布厂，是当时较大纱厂之一。　　　　　　周文轩、安子介来港时间与陈廷骅差不多。和陈廷骅一样，他们来港　前都不是纺织业的圈中人。　　　　　　周文轩是苏州人，在家乡念书至初三，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　周文轩被迫中辍学业，到上海的一家染厂做化验生。有了一些积蓄后，便　邀几个好友，办了一间里弄小厂，专门生产缝衣车针。周文轩交往最多的，　是商场和制衣厂，他常常跑那些地方推销车针。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街头贴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布告称：“凡　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　码头、铁路、邮政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　　　　　　周文轩跑街头看布告，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他不属官僚资本家，而　是受新政权保护的民族资本家。可周文轩仍携妻加入了迁港的人流。　　　　　　如果周文轩不来香港，或许一辈子不会认识安子介，更不会成为生意　合伙人。　　　　　　安子介比周文轩稍大，1912年出生于上海的世家，从小受过良好的教　育。　　　　　　1938年，在商行任高级职员的安子介，携妻子儿女逃避战乱来港。安　子介先后在香港的银行和贸易行做事。　　　　　　安子介回忆道：“我当时像海洋中被大浪冲击着的一粒谷子。大浪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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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到哪里去，我就在哪里着陆。以当时的年纪来说，这也是一种冒险。”　　　　　　3年后，日军长驱港九，安子介携妻儿再次逃难，历经艰辛来到重庆。　滞留内地期间，安子介做过政府公职人员和商馆职员。　　　　　　1948年冬，国民党在辽沈战役中彻底溃败，淮侮战役相继打响。安子　介明白，国民党大势已去，败局已定。　　　　　　安子介带着家小及细软，再次来香港避风。安子介和一些上海朋友，　创办了一间贸易公司。　　　　　　从1949年初起，迁港的内地移民势如潮水。香港充斥南腔北调，除百　年不衰的粤语外，最易闻及的是吴语。上海人多凭着吴语而互相结识，在　异地他乡，局势纷乱之中见着老乡，自然格外亲切。”　　　　　　上海人常常聚集在一起，谈起国事家事及眼下的处境。周文轩与安子　介等人，就是在这种场合认识的。　　　　　　原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唐翔千曾回忆道：我们在上海都还算体面人物，　来到香港，除了一双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香港人满为患，物价飞涨，　我们只能租简陋的房屋住，为衣食忧愁。香港的本地人，把种种不是归咎　于内地人，内地人遭致歧视，也是难免的。不过广东人这点好，你干事业　他们不会拆你的台，大家公平竞争，不分南北东西，这便是香港。　　　　　　当时安子介这个圈子，有唐翔千、周文轩、周忠继、张叔成等人。他　们原在上海，都只是一般的有产阶级。周文轩说：“我们在拥有花园住宅的　香港人面前，简直就是穷光蛋。”　　　　　　大家聚一起排遣心中的忧患，宣泄对现实的不满。排遣也好，宣泄也　好，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生存下去。　　　　　　他们自然想到纺织业，这似乎成了上海人的世袭领域。他们中间，只　有周文轩曾在上海的染厂做过化验员，算是一个专业人员吧。就凭这一点，　大家聚股在青山道开设华南染厂。安子介做董事长，周文轩做总经理。他　们也是那时与陈廷骅正式有交往的，染厂从陈廷骅的南丰纱厂购进棉纱，　染色后，再卖给布厂织布。　　　　　　染厂是吃水大户，纺织业的业主皆视染厂为险途，周文轩回忆道：“那　时，开业要经过一番困难，因为香港缺乏饮用水，我们要泵取山水，才能　解决困难，有时候，由于担心染厂无水供应，睡梦中也会惊醒。”　　　　　　　　　　　　　　　　　　　　　　　　　　　　　　　　　　　　　脱颖而出　　　　　　我们研究当今的香港沪籍巨富，会发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当　中，几乎没有一个是老上海的世富豪门。　　　　　　来香港的上海大亨中，有这么一类人，坐吃带来的资产。他们除了偶　尔涉足炒股炒金外，绝不染指实业。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认为积攒财富　终究会剥夺殆尽；他们对香港的地位持怀疑态度，不指望在香港东山再起。　显然，即便他们带来的是一座金山，也会坐吃山空。　　　　　　然而，大部分老牌资本家仍兢兢业业在香港重新创业，他们资本雄厚、　经验丰富，还带来一批贴心的专业人才。但是，他们最终挤入亿万富豪行　列的，寥寥无几。　　　　　　我们从陈廷骅、周文轩、安子介等人的发迹史中，或许能找到部分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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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廷骅作风稳健但不保守，他看好棉纱市场，千方百计融资，不怕负　债扩大规模。南丰纱厂创立之初　（1954年）资本额才60万港元，1956年投　产时，环锭不到6000个。到1960年，南丰的环锭逾5万个，资本额为600万　港无，数年之间就膨胀10倍，一跃成为同业的大哥大。　　　　　　陈廷骅虽是贸易商出身，不像其他老厂有从上海带来的老技师。但他　勤勉好学，不受固有经验的束缚，善于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终于成为有　创新意识的技术专家。他设计出品四至六支粗棉纱，售给毛巾厂织成毛巾、　毛巾毯、浴巾等成品，在国际市场大受欢迎。　　　　　　陈廷骅始终咬着世界新技术潮流走。1970年，国外发明“空气纺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