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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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尉椋罄丛谒莸厍陌⒖怂蘸褪〕俏诼衬酒胍渤て谕持喂Ｑ钤鲂麓�1912 年到1928 年他被暗杀为止的统治情况，作为旧科举出身的一个行政宫员来说算是不错的。他对当地人民不过分课税又要维持驻军开支，他不得不镇压一切地方的叛乱而又使新疆不卷人中国各地的军阀混战。他还要和苏联打交道。在1 势0 年至1924 年之间，他不得不同苏联谈判商务，接受后者的经济渗人。但是l 兔8 年他完全归附于国民党政府，归附前夕被他部下的一个对手暗杀。新疆就是这样整体说来处于中国政权争夺圈外，但仍隶属中国，在镇压异己的高压之下保持一定程度的进步。
袁世凯当时财政上困难重重。各省收人减少，他的政府一直入不敷出。清政府已在1911年4 月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取得一笔外债借款，现在袁氏又要通过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谈判借一大笔外债，约2500万英镑。这笔以盐税为抵押的善后借款，是为了支付袁氏的军费开支。这笔在外国人看来“够气派”的大债款被爱国人士指斥为“大出卖”。
袁的主要问题在于体制方面。革命在1912 年废除了长达2100 年的君主专制，同时它使中国群龙无首。它总要找出一个人来主持政府。袁世凯接任了中国的皇帝，但他没有皇帝的权力，没有宝座可坐。过去的天子，哪怕是蠢笨的，也具有一切特权和支持他的各种现成机构。他除了是全国行政机构的核心人物之外，还应该是国教― 孔教的大法师、三军的总司令、文学艺术的大师，用现代术语说，是行政、立法和司法的首脑。1912 年的袁世凯具备了这些身份中的某一些，但不具备其他的身份。这个专制政体的头头被推翻了，替代物并不自动出现。所以当中国获胜的民族主义正要求强有力的领导时刻，领导的机体却扳开修理去了，要变换模型。中国不是在激流中换马，而是从一驾四匹马的马车换乘一辆没被洪水冲走的豪华小汽车，袁世凯能够为他自己创造一个国家元首的角色吗？
1912 年袁世凯掌握政权时，他是52 岁。他以往的经历是令人注目的。他虽出生于一个懦生一官吏的世家，但他放弃科举考试的前途，投人军伍行列，受李鸿章提拔，他26 岁时就摧升为中国驻朝鲜的总督以对抗当时在那里的日本势力。他以一个新派人物、特别是通过训练新军，取悦于慈禧太后和满族大臣。自1906年以后，他的军队由北京直接供给给养。早在1895 一1890年间，他在天津附近的小站训练新军，于l901 年继李鸿章之后在那里任直隶总督，因而成为朝廷改革派的一个领袖。慈禧太后死后，他一度于l909年被清廷革职还乡，这事反使他增加了声望。1912 年他当总统时，他手下已有一大批新军将领和一批有改革思想的官吏可资任用。他知道怎样使旧制度运转，但他的长处反过来又成了他的弱点― 他对新制度一无所知。
1912 年中国多数爱国人士都接受了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在政治上落后于世界一般标准（至少说西方标准，在当时两者都一样），因此她必须赶上去，应有一个国会以代表人民，有一个内阁以主持行政。当时外国的模式，大都表现为几个政党组成一个国会。而中国也有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织的政党。这些政党多半是围绕着一个有名人物凑合起来的派系，并没有什么政治纲领。至于内阁，它究竟应该对总统负责，还是对国会负责，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同时，阻挡着这些计划的，还有一些从古老帝国的孔孟之道承袭下来的绊脚石。第一，在社会结构方面，统治阶级的士大夫阶层已经扩大并分化了。虽然农民群众小规模的骚乱很快都被镇压下去，但在政治上仍然有很大潜在力量。通过普选― 按人头算― 实行多数人统治的办法，还被人们认为是一种让愚蠢人当道的选择官吏的傻办法；代议制的观念还没有确立下来。因为才能、资历和资产而被录用的老规矩，人们还以为理应当继续不变。第二，政治权威― 治乱之道，人们还认为在于强有力的行政领导；个人对于当权者忠诚不二，仍然是内部和平的基本因素；制定法律是统治者的事情，甚至于行政与立法应该分立的思想都很少有人理解，接受它的人更不多。第三，价值观念― 有道德的人施行统治以利于百姓，像儒家教导的那样，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和为贵”，和谐应该受到奖誉，而不要在法律上讲得失，搞竞争落整个行政应该统一起来，拥护统治者。任何主张现代化的人如要改变这些多年承袭下来的想法，都要打一场攻坚战。
举例说，孙中山就相信内部和谐符合于民族利益。袁世凯在1912 年哄骗他来北京进行协商，以便成立一个单一的全民性的政党。孙中山说：“我们的国家大难当前，？ 一不应再坚持不同的党派政策。”他又说：“中国的目标在于赶上并超过列强，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列强。”孙中山的助手黄兴说，他们应该使新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孙中山和黄兴都宣布对袁的信任，自己则退出政治，分别从事铁路和矿冶建设，这是和谐的、也是袁世凯统治的黄金时刻。当1912 年3 月袁世凯总统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并组织内阁时，唐发现在他的内阁究竟是对他本人、还是对总统、或是对国会负责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无法定夺。他还是组成了一个内阁，但这些阁员觉得应该听从袁总统，而不是唐总理。这个总理没有预算，没有党的组织，没有靠山，甚至没有指使阁员的权力。到6 月，他只好辞职，内阁制变成了总统制。
同盟会的年轻领袖、湖南人宋教仁正在领导一个筹备多党议会的运动。他是一个有才华的年轻的革命组织者，深深地专注于代议制民主的西方自由理想。他已经像杰斐逊那样起草过一部临时宪法。1912 年8 月他发动革命同盟会和4 个小党派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新党― 国民党。1912 一1913 年冬中国曾搞过一次全国选举，但仍然是在极有限的、间接选举的基础上进行的。l 吠珍年省议会选举规定，合乎资格的选举者比率是全体人口中每1000人有4 名，即远远不到l ％。1912 年这个数目增加到大约人口的5 ％。当时选举这种事是非常新奇的，有选举资格的人受着严格的学历和财产的限制，它只能是社会上层人士的活动，因此几乎不可能引起海外的注意。
这个中国第一次和惟一的一次为组成自由的代议制政府而进行的选举活动，原来是想选出省议会议员和国会两院议员的。宋教仁指挥了国民党争取士大夫们支持的竞选活动。和其他人一样，他主张全国统一，但是他强调各省的自治，这就要靠选出来的省长，而且要通过各地的地方自治来实现。总理将由国会中的多数党来选择。1913 年国民党取得了国会中的多数议席。宋教仁受到鼓舞，希望能用立法的宪法手段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希望把他作为一个傀儡。
用花样翻新的选举运动和分散权力的活动对袁世凯权力的威胁，使他觉得是近乎谋害似的不忠诚。他曾枪毙过好几个罪过比这小得多的将军。他正为他的中央政府寻找财源感到手足失措，现在更觉得四面楚歌了。于是决定用他的办法对付。他动辄用暗杀消灭对手的办法已经使革命者警觉起来。革命者暗杀官吏，已多次实行，并且被认为是忠诚于事业的表现，特别在他们被捉住的时候。现在搞暗杀的却是最高当权者，因训练用于中国城市的现代警察而闻名的人物。当他正在寻找解决政策争论的有用办法的时候，就像一个倦于为人整骨的外科医生一样，索兴锯腿截肢，又快当，又省事。袁世凯碰上了要当国会领袖的宋教仁。宋天不怕地不怕，一心要勇敢地试试在中国行不行得通国会民主。但是在国会开幕前，袁世凯于1913 年3 月派人在上海北火车站把他枪杀了，宋死时年方31 岁。
袁世凯立刻制造谎言说，暗杀是宋的湖南同乡黄兴搞的。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不久，上海法院（当时不在袁的控制之下）公布了事实真相。同一天弘袁宣布善后大借款谈判完成，五个外国政府正式承认了他的政府。他又一次实行暗杀而免受惩处。帝国主义列强知道怎样让它们的面包在中国涂上黄油。它们能够同袁世凯一道工作了。他不会用石头砸坏它们的船，也不会动员义和拳式的起义来反对外国特权。
这里简单总结的这段故事，只是当时一大串事实中的一桩而已。那个时候令人关切的事实，最重要的是帝国主义连续不断的威胁，特别是1914 年欧洲疯狂地投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华的威胁。日本军队很快地接替德国进人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然后日本在19 巧年向袁世凯总统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企图把中国降为日本的保护国。英国建议妥协，美国的意见是反对。袁则半推半就。这个事件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一贯的软弱，但也同时表明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心目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
袁世凯得到外国的承认后，胆子更大了。他从各方面扼杀国民党，撤换了它在南方各省的军事督办，镇压了他们在1913 年发动的防卫性叛乱，解散了国民党党部。他在恐怖统治中解散了国会，然后又废止了各省的省议会和地方议会组织。最后他宣布自己为终生大总统，接着又宣布自己要做皇帝。最后这一点，他做得太过分了。军事讨伐制止了他。袁于1916 年6 月心力衰竭而死。
袁世凯出卖共和这件事，给历史学家一个很好的反思机会。一个坏人会给令人悲哀的事带来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看出某些体制因素在起作用。举例说吧，袁世凯时期的政策依然是通过函电、汇报、批示等等传统方式制定的。官吏们把事件和他们的行动汇报给上头的一个人，他就用同意或不同意，奖誉或斥责来回答，然后便决定了政策。在这种仓促的、封闭式的执行程序中，插入任何一种根据错误信息而采取的行动，或自以为有什么立法特权而妄加评议，不但无益，简直是危险的。把责任分散开来有什么好处，很少有人看得出来。不错，美国人是以“分权”的方式统治他们自己的，但是那是在以法律至上为原则下实行的。而中国政府仍然是个人说了算，由“能人”主持，他负有具体责任。在一般中国人看来，甚至在革命者看来，宋教仁所作的努力，似乎是在起分化的作用；尽管他之被刺死令人惋惜。
民国初年的一个失误，是袁世凯缺乏创造性的想象力，大概这是一切为保留权力而挣扎的首脑人物的通病吧。至少当时的美国公使馆认为他“眼光短浅？ 一他除了旧政权的极端主义外，有关政府的事什么也不懂”。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就像加世纪初的满清政府的目标一样。他恢复了对孔子的祭祀和其他古老过时的旧习俗，同时以恐怖手段扼杀新政、解散国会、查禁报纸杂志。他在北京还到天坛按照古代帝王方式祭天，虽然他摩登得很，是乘坐钢甲小汽车去的。他的政治幕僚们声称：“我们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 ？ ？ ？ 一切不平等的标志都废除了 因此祭天也应一视同仁，普天同祭。”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皇帝。这就是中国改良了的民主，是恢复和利用过去的东西而取得的民主。结果是一种形式上保守、实质上颇为积极的、在某些方面现代化了的独裁。
能不能不是这样呢？杰出的外国观察家们，依据他们对中国少得可怕的知识，曾经认为皇帝是需要的。英国人詹姆斯？ 布赖斯写过一本推崇美国民主的书《 美利坚共和国》 。他在中国旅行过中国，曾建议中国恢复君主制。一度短期访问中国，因而也被认为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 艾利奥特曾经帮助安排美国政治学协会首任会长古德诺做袁世凯的宪法顾问。这位古德诺教授根据他在北京的经验得出结论说：中国缺乏它要表现的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东西。法制，个人的权利，甚至于纪律，都一无所有。他说：“专制主义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它发展了对于政治权威更大的服从、对于社会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对于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
实在说来，这些英美关于民主问题的专家们提出的结论，和梁启超、孙中山的结论是一样的，就是中国人民需要一个训政时期来建立一种公民的意识、一种公共责任心。不幸，美国政治学协会落得一个坏名声，因为古德诺博士似乎支持了袁世凯复辟帝王独裁的活动。
北京大学校长曾经宜称，山东省督军“体格是个象，脑袋是个猪，脾气是老虎’，。这个人（张宗昌）是名不虚传的军阀典型。他出身于一个“贫贱人家”，当过一阵子吹鼓手，给人剃过头，并且当过给人驱鬼拔邪的巫师。他身材魁梧高大，有6 英尺多，打起架来什么都不怕。他在1904一1905 年日俄战争中给俄军打过仗。20世纪20年代他发迹当权后，还收养着4000人的白俄卫队。他分类挑选的40 个“后宫”女子中还有俄罗斯人。爱说怪话的人叫他是“狗肉将军”。还有一般人知道他绰号叫“老六十三”，因为他的阳具挺直时同63 块“袁世凯”银元像起来一样高（这一点从来没有人核实过）。在他统治北京时期，他枪毙过编辑和新闻记者，在山东他杀死过秘密会社的农民会员，然后把他们的头挂在电线杆上。他是贪婪和残暴的化身。他从行伍起家，曾拥护试图控制华北的“满洲大王”张作霖。
“狗肉将军”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其他军阀在他们走上政坛时起初也打着改革者的招牌，实施一些现代化的改革，表现关心人民的样子。后来权力斗争激烈了，他们就剥削每一个可以剥削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军阀是政治秩序彻底分崩离析的象征。他们试图坐在一个被彻底被坏的社会的上面。在这个社会里，地方恶霸、土匪头子和小军阀在政治上代表着一个日趋混乱的局面。
军阀时代上自袁世凯开始，下至蒋介石为止，两者当时都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