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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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期间由于组织工作做得好，灾区死尸是看不见了。但是由于口粮太少，营养不足，成百万人患病。当统计数字出来后，死亡人数非同寻常就可看出来了。直到1960年才终于知道，很多农民都饿得要死，物资供应极度匾乏。中国的经济已经滑人泥潭，毛主席也掩盖不住他的缺点了。他甚至不得不承认，他几乎不懂得一点经济学。大跃进以毛制造的灾难而终结。
同经济的灾难相伴而来的，是政治上发生了不妙的转折。在这以前，中共的政治局领导每隔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总要在国内某一地点开会，讨论重大问题，做出政策决定。这种制度的好处是不同的意见可以大胆提出，激烈争论，但一经决定，大家就跟着干。但是这一次毛把彭德怀的建议列为对他本人的非法攻击。当时来说，毛是胜利了，但这是代价极高的一种胜利。它打开了宗派斗争的大门，而封锁了关于政策的坦诚的讨论。毛对于彭的谴责，破坏了党的领导的团结。开始时几乎每个人都沿着大跃进的战略前进，但是大跃进的失败证明了毛的失败，并且破坏了领导人之间的团结一致。毛和彭的争执还有一个关于人民解放军的建设问题。彭希望人民解放军技术上建设得更精干些，像苏联的红军那样，而毛则相反，想用原子弹来代替游击战，而不是建设苏联模式的现代化军队。
我们在集中谈论作为领袖的毛主席时，并没有能够表达全国人民狂热的自我牺牲和极其狂热的气氛。农民们打破了他们自己的工作习惯，一天24　小时的“连轴转”。当地负责的干部则仍烟一贯地向上汇报完全不真实的生产数字，而毛的同事如经济学家陈云和总理周恩来则没有办法来阻止狂热的势头。后院里的高沪，本来是想把工业生产提高起来的，却只看见从家家户户收来的锅碗瓢盆，炼成的钢铁完全没有使用价值。这个时期最大的错误是除了拒不承认19　的年的现实外，还从农业中取得资金来发展工业，同时还用农产品向苏联偿还债款。结果是正当大批劳动力应证从事公共工程，加上天气不好，农民收成无多时，国家征粮数量反倒有增无减。结果是有些地方农民留下的粮食只够他们平时需用的半数，甚至1　/　5　。
这个灾难的程度，除了没有受到领导承认之外，还被另外一件事实所掩盖，就是城市人口的口粮照发和工业建设还在照旧进行，因此外界的人看不到农村灾难的真相。然而到头来的事实终于逃不出人们的耳目。敲锣打鼓，举着旗子游行，加上公共食堂和家庭妇女也和男子一样出工，结果都像是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实在说，中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到了悬崖绝壁。功世纪印年代采用比较理智的政策，用了好几年时间才使人民的生活恢复到1957　年的水平。
毛的动机
现在回顾一下似乎令人无法相信，毛这样一个以了解农民而自豪的入，却会把这么多人引向灾难。也许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大跃进证明了延安的领导者缺乏对经济的了解，证明了按中国的老规矩办事，即盲目地顺从当局会出事，因为后者是可以自以为是、为所欲为的。同时它也表示了革命的狂热可以使领导者和被领导者都丧失常识。
历史的比较可以说明，毛泽东并不比过去许多自以为接受了半神圣的天命的皇帝更加偏执。沿着这一条思路来看，毛的偏执倾向的增长，可从l957　年算起。那时他就把那么多知识分子和似乎不大接受他的领导和幻想的党的干部“打人另册”。从那时起，他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置身于战斗之外保持中立了。他变成了一个在他自己所控制或排斥的狭小场地中从事战斗的一员。这是不是由于人过花甲之后发生过早衰老之故，固然不能断言，但他从这时开始认为自已是智慧和权力的源泉了。在这位巍巍巨摩的心目当中，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比起苏联模式和它的陈旧的修正主义倾向是更为优越的。他已经走到和他的亲密战友分手的地步，那么和苏联分道扬镰也不过再多走一步罢了。这个结果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国产化”，也就是毛强调的，由中国的悠久历史而产生的文化遗产比苏联的教导和模式更加重要。这样，他就以他自己来代表民族共产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民族的，更甚于共产主义的。到了1960年，中共同苏共的分裂就表面化了。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我们还要在下面另行讨论。
有两件事在大跃进之后接踵而来。一是刘少奇、邓小平等政治局领导派人下去，根据对事实的估价制定发展计划。在196l　一1962　年间，终于产生了关一1　人民公手t　、工业、科学、财政、文学、艺术以及商业等项工作的报告。这些由党的领导于部分别率领的工作组制定的政策报告，等于是经济整顿的方案。一般来说．这些方案是按照陈云的长期性建议制定的。陈云是中共最高领导层的第五号人物，是一个经济行政管理的专家。在这些整顿方案中，刘和邓都是赞成“个人承包”制的，它对农业生产可以有刺激力。毛则竭力地号召“阶级斗争”以对抗刘、邓的倾向。这时候就开始了后来叫做“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刘、邓和其他，？　些站在管理专家一边的人们，另一方面是毛和支持他的那些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用农民动员办法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人们。
毛打击彭德怀元帅的结果之一，是林彪元帅继彭出任国防部长。林是一个干练的战术家，他现在升到统帅地位，极力推行军队的政治化。林彪把毛主席的语录编成一本“小红书”，作为推动他拥戴毛的活动的一部分，同时也用以证明他在这场争论中是站在毛的一边的。不久，他废除了军官的肩章，并恢复了政委制，这样就把彭德怀代表的“职业军人”制度降了级。紧接着就发动了一个“学习人民解放军”的运动，好像这样就可以把军队的政治化模式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当然就打破了中共以前规定的军人处于从属地位的传统。
长话短说，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已经丢了不少面子。甚至卜在这以前，他就已经提出在决定政策时坐在后排椅厂上，让刘少奇做国家主席，自己居于“第二线”地位。为什么毛破坏他自己建立起来的党，并且危害整个革命？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必须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毛对于城市官僚主义的反感，表现在他的一个信念，即农民必须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受惠者。他的长期经验使他深深懂得妨碍农民过好生活的是些什么东西。不过，毛在掌权以后，对于使他们（农民）获得彻底解放的理想，则不得不让位于另一种努力，即在中共领导和控制下建设起国家的财富和权力。
但是，在这种努力进行的过程中，毛优心仲忡地看到中央政府机关和各级官吏层无可避免地纷纷建立起来，那种情景跟帝制时代设官封职差不多。他担心旧时代统治阶级态意控制农村百姓的时代又将出现。．从个人特权不可抑制的趋势和新的统治阶级的腐化现象看来，要证明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并不容易。
加世纪印年代初期使毛惴湍不安而且优心仲忡的是国家现有各种机构对于他的业绩和政策广泛地并且层出不穷地表现出否定或抹杀的态度。在一个以理想的和谐与团结为基础的国家，各派领导人不能够直接指名道姓地互相攻击。旧时代中国官僚采用的老办法是对准他们的外围人员指桑骂槐。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派残余人物一般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而被清除，他们的位子如编辑、作家、新闻记者以及知识分子组织者，多被比较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所补充。他们和一些政治派系领导人结合起来，也会用社论、杂文、评论、剧本以及其他文艺作品表明他们的态度。20　世纪oo　年代初期一群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就使用伊素寓言式的文体，写出间接的讽刺或历史故事，对大跃进的失误和毛的群众动员策略加以批评。有的人甚至更进一步对毛在1942　年讲话中的主张―　一切文学应该直接服务于革命―　提出疑问。这些批评性的意见多半在北京发表，在那里主持工作的是北京市党委书记彭真。
最后，毛担心中国的人民革命会走上邪道去，这种担心部分是由于看到苏联变质而产生的。他憎恶赫鲁晓夫作为苏联领导人那种高压作风，他俩不久便成为敌人。他看到苏联己在变成修正主义，就是说已经从对人民的普遍关心蜕化下去，而一个新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技术上受过教育、在强大的秘密警察保护下的享有特权的统治阶级成长起来了。以我们西方一般对苏联共产党专政的评价来看，不能说毛的这种对苏联不信任的看法是错误的。不管怎么说，他的个人动机是想使和他看法相同的支持者重新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不幸的事实是，毛一着手树立一个帮派来反对他认为领导着经济恢复工作的修正主义，他就显示出一个政治家所有的才能和手法。在l　肠2　一l　肠5　年重新划分阵营期间，毛把他的附和者统统集合起来。
两条路线斗争和教育
毛先试着领导一个对农村党员下部的整风运动。这样做可以使毛创造一个灵活的临时机构网，而且在1963　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可以有两条战线的战场：；　这时候是刘少奇做国家主席，邓小平做党的总书记。双方都不能不同意党在人民中间丧失了很大威信，腐化已经出现，士气低落。双方意见不同的是：进行这个整风，是用一种新的群众运动在农村基层搞呢，还是限于党内。
1964年中共发动了一个在农村干部中整风的群众运动。事实上，各村生产管理委员会中的主席、书记、会计、仓库管理员等很快都开始在他们原来出身的农民头上耍威风、摆架子。他们已经习惯于揩油、占便宜、施小恩小惠、少做些重劳动、任意发号施令，自己则过得好些。搞“四清”就是针对那些作风＿L　变成剥削者的干部而来的。
中共为了铲除这些弊病，采用的办法是派外来的工作队去纠正当地干部的歪风。这在程序上有点像最初土改时反对地主、恶城、上豪的样子。工作队先在村里住几个星期，访贫问苦，跟贫困户拉好关系，收集对当地干部的怨恨和证据，然后用无止境的盘问、逼供收集群众斗争会上的材料。这都是和反对知识分子和官僚主义者的斗争一样的形式。它在很大程度上己经变成中共操纵的农民参加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这些农民已经不是旧日行刑现场的消极旁观者，现在他们已变成当局指定的斗争对象的吵吵嚷镶的控诉者了。
党的官员们对于毛又要搞一次群众运动来整风不大起劲。毛失望之余，在1965　年就开始向党外寻找一种整风办法。
同时，毛想解放中国农民并通过教育使他们成为有知识的公民―　这种理想，西方自由派改革家是很容易接受的―　这一希望也受到挫折。教育向来是尊祟孔孟之道的人主要关心的事情。大跃进面对着一个双重问题：怎样按照新的安排使普通人都能受到教育，同时还继续通过现有的中学和大专院校制度培养必需的人材。新的努力集中于创办延安时期实行过的“民办”半工半读学校，于是成百上千的半工半读中学到处成立，学制则改变美国式的12　年制，缩短为苏联式的10　年一贯制。为了使普通民众就学，不得不简化教学内容，因此教科书必须重新编写。编写人员短缺，专科教材因没有人写而简直没办法找到。把欢呼口号的农民现炒现卖地变成“科学家”去充当技术员，证明是没有效益的。不管怎样，半工半读学校总不如正规的学校。
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给半工半读学校造成一个坏的名声。人们把它看成青年上进的一条次等的渠道。农民家庭很快就看出，他们的孩子们要上进到较高的阶层，还得通过正规的学校制度。进半工半读学校只能取得一个受过教育的农民身份，所以他们宁肯让他们的孩子留在家种地一活，也不愿让他进半工半读中学。正规制度的教育家们，看到正规学校不得不降低规格容纳那些资格较差的半工半读学生，就采取了一种特殊办法，即培养程度较高的学生来保持较高的标准。这种办法以前在延安是用过的，就是办“重点”学校，把最好的学生、教师、设备集中起来。全国大学统一考试恢复之后立刻可以看出，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的比率高，其中重点学校的毕业生都得高分数，而半工半读学校的毕业生都得低分数。不但如此，半工半读学校学生大部分是工农子弟，政治上的积极分子或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在中学里也占统治地位。但是重点学校里的高材生，往往是旧知识分子的孩子，他们多有‘’家学渊源”。
作为一种社会工程，教育改革和大跃进时期的各种新做法，直接冲击了上层阶级和普通民众之间旧有的分野。毛的教导“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使知识分子的孩子们处于不利地位。结果是阶级出身不好的学生往往受到处分，或者甚至为现行制度所摒弃。可是大学考试制度还和过去按分数录取是一样的。结果是到加世纪印年代中期，中国的新的教育制度变成双轨制度，高分数的学生仍然走向上层。通过教育来改变中国的阶级结构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高材生的选拔使大多数青年感到失落和不满。到2O　世纪60　年代中期，由于国家财政紧张以及担心毕业生过多，安排不了就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受到了限制，而城市里失业人数继续增长，劳动市场也越来越不安定。除技术工人工资较高，位置比较稳定外，大多数人则没有工作保障。中国社会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部分人都处于紧张状态。
中苏方裂
回顾25　年前的l960年，那时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中国人和俄国人要分道扬镰了。事实上尽管美国需要越过太平洋，但她同中国的接触却比俄国人经过西伯利亚和蒙古施加影响要广泛而且持久。俄罗斯东正教没有办大学教授中国学生。中国上层阶级的第二语言是英文而不是俄文。中国和俄国的往来曾经要凭借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派到莫斯科学习的几千名学生，而前者的影响直到2O　世纪2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