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全记录第四卷－风卷残云-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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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签一个协定而后前进，对几方面都有利——对人民有利，对人民解放军有利，对国民党政府系统中一切愿意立功自赎的人们有利，对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有利，只对蒋介石，对蒋介石死党，对帝国主义者不利。不签这个协定，情况也差不多，可以用局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可能还有些战斗，但是不会有很多的战斗了。从新疆到台湾这样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国民党只有一百一十万左右的作战部队了，没有很多的仗可打了。无论签订一个全面性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而签许多局部性的协定也好，对于蒋介石，对于蒋介石死党，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一句话，对于一切至死不变的反动派，情况都是一样的，他们将决定地要灭亡。”
评论最后警告说：“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们自己的自由。就是说，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听到这篇措词强硬的评论，对李宗仁而言，犹如五雷轰顶，他的“划江而治”的美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正当李宗仁不知所措之际，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来了，他劝慰道：“总统先生不必太悲观吧？据我所知，国防部已经向政府保证，长江天堑至少可守半年；而京沪作战，也有把握打三个月到六个月。如果贵总统能够真正领导反共战争，我想美援还会继续，而且还要加强哩！”
听罢此言，垂头丧气的李宗仁犹如注射了一剂强心针，立刻表示：“实在太感谢了！如果贵国继续大力援助，情况就不同了，说不定我们这匹‘死马’真能‘复苏’过来。”
得到美国的承诺，李宗仁好像底气足了许多。司徒雷登走后，他召集智囊团反复研究，觉得对中共方面不能太软，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便于4 月7 日晚发出了给张治中并转毛泽东的电报——“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忧，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谅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现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愧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为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己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再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社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告，谨希亮察。”
李宗仁的这份电报可谓用心良苦，措辞美妙，既表示了“和平诚意”，又为战犯进行了开脱。“纵有汤劐之刑，宗仁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话中有软有硬，软硬兼施。给人的感觉是李宗仁在“认错谢罪”。其实，其口气之间，已经表示拒绝投降，希望取消八项条件中的第一项。难怪，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夸奖说“这个电稿拟得太妙了”。
但是，李宗仁的花招怎能瞒过中共领袖们。第二天，毛泽东给李宗仁发了复电。电文指出：“贵方既然同意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的而奋斗。”
此时的北平和谈，从4 月2 日到12日，完全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还未进入正式会谈阶段。在经过几天时间的个别交换意见后，中共中央开始采取决定性步骤了。
4 月8 日清晨，香山的空气格外清新。此时，工作了一个通宵的毛泽东、周恩来，在双清别墅的客厅里正式接见了南京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初见毛泽东那一刹，张治中多少有点诚惶诚恐，毕竟是求和的使者啊！
毛泽东笑容可掬，握着张治中的手说：“欢迎你啊，文白先生！延安一别，已经三载有余喽。别来无恙？”
毛泽东自然、和蔼、亲切的话语，是对老朋友的问候。可对张治中来说，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难品其味。回忆起全面内战爆发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那咄咄逼人的狂妄，殊觉惭愧。张治中诚恳地说：“谢谢主席。我个人情况还算过得去，可我们国民党失败了，失去了人心，我个人也难逃其咎啊！”
未等张治中说完，毛泽东便打断他的话，接着说道：“文白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党内都知道你三顾延安嘛！你是和平将军。”
毛泽东的评价，使张治中十分欣慰。他由衷地感到共产党人的真挚情感和开阔胸怀。紧接着，毛泽东话锋一转，直人正题。针对李宗仁4 月7 日的“卯阳电”，毛泽东说：“德邻先生虽然同意按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看来战犯问题还是不放心，你也感到有困难吧？好，为了减少你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
毛泽东、周恩来同张治中的谈话，标志着中共方面作了策略上的让步，以至于在下列几个问题上明确了态度：首先，战犯问题，可以在和平协定条款中不提蒋介石三个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困难表示理解，并同意将此问题拖到最后处理。其次，改编军队问题，所有国民党军队数额、番号、官长均可照旧不动，驻地问题可以研究。第三，渡江问题，是否签字后马上渡江，也可以商量。第四，南京政府在和谈至新政协开会前，即到联合政府成立前这一段时间内，仍继续负责。第五，和谈方案正在草拟，将来签字时，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等都来参加最好。
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使几天来始终处于极度不安和紧张中的张治中顿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从双清别墅回来后，张治中立即于当天召集代表团开会，说明了与毛泽东、周恩来谈话的经过。整个代表团都深受鼓舞，相信和平有望。
4 月10日，毛泽东又接见了黄绍竤、刘斐。在十分轻松的气氛中，毛泽东和蔼地说：“人民的需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人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到北平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毛泽东继续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当然，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已是中午时分，毛泽东留下黄绍站、刘斐一起吃饭。当谈起各人爱好时，刘斐趁机将他心里仍有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地问毛泽东：“主席，您会打麻将吗？”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晓得些，晓得些。”
刘斐追问道：“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
原来用心在这里！毛泽东听了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平和、平和，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和为贵’，只要和了就行。”
的确，为了促成和平谈判的成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以最大耐心做了最大努力。在4 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内，毛泽东分别致电渡江前线总前委邓小平、陈毅，二野领导人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三野领导人粟裕、张震，告诉他们：“一、李宗仁、白崇禧要求我们勿攻安庆，驻安庆佳军可以撤退。我们认为可以不攻安庆，让桂系军队撤往武汉。二、依据谈判情况，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推迟至20日。三、目前数日内，请令各部不要发生任何战斗，尤其是芜湖、镇江对岸。”
可是，对于中共方面所表示的宽容与大度，南京方面未做出任何相应的表示。
（8）
8．蒋介石看到《和平协定》后，拍桌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和谈破裂，毛泽东。周恩来仗义留人
其实，李宗仁南京政府此时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还在4 月2 日，坐镇溪口的蒋介石就向迁至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了关于和谈原则的三条指示，即：第一，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第二，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中止；第三，其破坏责任应由共方承担。据此，国民党中常会于6 日通过了关于和谈原则的决议，明确要求代表团务必遵行。
李宗仁收到毛泽东的复电后，随即召集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进行研究，并由何应钦出面，于4 月9 日打了电报给张治中。电文根据国民党中常会的决议，一意孤行地要求张治中坚持以下各点：“第一，为了表示谋和诚意，昭信国人，在和谈开始进行时，双方应即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进行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其无谋和诚意，政府应即召回代表，并宣布和谈破裂之责任属共方；第二，为保卫国家独立自主精神，以践履联合国宪章所赋予之责任，对于向以促进国防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目的之外交政策，应子维持；第三，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所有施行暴力之政策，对人民之自由权利及其生命财产，应依法予以保障；第四，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之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其整编方案，必须有双方互相尊重共同实行之保证；第五，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上述第二、三、四各项原则之实施为条件。”
看罢何应钦的电报后，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无不摇头叹息。在蒋介石的操纵之下，国民党中央突然提高谈判价码，使南京的谈判代表们刚刚看到的和平希望迅速化为乌有。他们心里清楚，划江而治的希望已经破灭，要求双方停火，实际上只是请求对方停止进攻。
进一步的谈判工作已更加困难。于是，张治中愤然致信蒋介石：“默察大局前途，审慎判断，深觉吾人自身政治经济腐败至于此极；尤其军队本身之内腐外溃，军心不固，士气不振，纪律不严，可谓已濒于总崩溃之前夕。同时在平十日以来所闻所见，共方蓬勃气象之盛，新兴力量之厚，莫不异口同声，无可否认。假如共方别无顾虑之因素，则殊无与我谈和之必要，而具有充分力量以彻底消灭我方。凡欲重振旗鼓为作日后之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不合现实之一种幻想！此非怯懦自卑之言，实由我方党政军内腐外溃之情形，积渐所致，由来已久，大势所趋，大错铸成。尤其既失民心，今已不可复得。”
此信由屈武带回南京托吴忠信转交蒋介石，蒋阅此信后，大发雷霆，仍我行我素，毫无更张之意。
4 月12日，何应钦来电转达南京政府和谈指导委员会作出的五项决议，即：第一，战争责任问题，可依据代表团所谈原则处理；第二，所邀南京参加签字各位，届时再作出决定；第三，签约后驻军，第一期最好各驻原地；第四，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事，等中共提出方案后再行研究；第五，渡江问题及联合政府事，等中共提出方案后再行研究。
12日下午，南京代表团开会讨论自己在解放军过江问题上应有的态度。讨论中，代表们明显地同南京政府有不同的认识。
“渡江在原则上我们已经承认，怎么好推翻？”张治中很尴尬地说。
“岂有此理。这问题我们大家都已向中共承认，怎能说话不算数！”章士钊忿忿不平地说。
“我打电报给他们说，拒绝渡江决不可能，即要求缓渡，也很难能行得通，让他们了解中共行市。”满脸愁云的邵力子说。
听了邵力子的主张，张治中若有所思，轻轻摆摆手说：“像邵先生所说的似可不必，因为那样好像我们在代表中共说话。我们只好说我们正在和中共继续商谈中。”
此刻，一直沉默不语的李蒸表示：“渡江非常危险，如果中共大军在签字后即行渡江，那南京政府还怎么能行使职权呢？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彻底靠近中共，与主战派开火；另一条是因此而宣告谈判破裂。”
“我们既为和平而来，当和成而返，破裂还有什么前途？事到今天和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应尽力争取中共缓渡江，因为缓渡江确对全面和平运动之推进有利。但如果中共不答应，非马上渡江不可，那么我们不承认这是和谈破裂。”邵力子颇不甘心地说。
刘斐则认为：“不是我们要不要破裂，而是南京同意不同意。”
谈到争取中共方面暂缓渡江，章士钊认为：“过去李德邻没有力量，因高唱和平而增加了力量。因此之故，如缓渡江，假李德邻以时日，使其政治力量继续增加而扩大，对李德邻。对中共、对人民均有利。”
李俊龙的看法刚好和章士别相反，他认为：“三两个月恐怕不能增强南京力量。相反地怕只好加强溪口力量，为人民计，恐怕还是中共马上渡江的好。如今只有三策：上策是中共接受我们意见，缓渡江；中策是中共一定要马上渡江；下策是和谈破裂。为人民计，宁取中策。”
会议最后决定，请章士钊出面设法向毛泽东通融，要求中共考虑在和平条约签订后能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