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往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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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吏治的所在之点，分析得详而且尽，就是这个用意。”但愿能够如此。和借助方言利用乡土概念阐述不同，祖父有时也借助学术界已有概念来加以引伸。例如，祖父当年在着手公务员整顿和训练时，观察到一种不良的现象，即“劣员驱逐良员”。祖父用货币学上的劣币逐良币作为类比来说明：“‘恶货币驱逐良货币’，这是货币学上的定律。而公务员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定律，即是‘不好的公务员，赶走了良好的公务员’，这个定律也就是古人所谓‘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道理。因为一般的公务人员，多半是良莠不齐，莠者多行狡诈，良者每尚拙诚，不是良者受了莠者排挤，便是良者不甘与莠者为伍而早自求去。因此质量问题反而使数量的问题，日趋激烈化。第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人类生活上的一般原则。良者既日以少，莠者既日以多，即有少数有毅力、有办法的良者，最后也不得不以孤掌难鸣而自动退职，以求明哲保身，于是在位者日趋于不贤，而贤良者遂愈不敢在位。即或公务人员的数量，可由劣者、庸者陆续补充，不至发生问题，然而一般莠劣的人，又怎能造成良好的政治呢？所以质量的问题，遂更尖锐化。
祖父观察到并初步分析的这种现象，和今天学术界所说的“逆向选择”应属一类。今天人们讨论逆向选择时，大都是循着阿克罗夫的思路从信息不对称入手。无疑，信息不对称对于许多逆向选择现象是有解释力的。有意思的是，祖父在描述和说明公务员中的劣员逐良员时，说出了不同于信息不对称的另外一种机制，即劣者和良者遵循的伦理规范在对抗博弈中的不对称以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机制。作为来自乡土的人物，祖父从乡土视角会看到一些从其他角度看不到的东西。比如，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就注意到乡土观念、军队组织和战斗力的关系。他讲到：“我们这次对日本的抗战，全国人心当然已受着国家观念的激动，然而从许多事实加以考察，觉得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渗入人心，有时比国家观念还要强烈得多。譬如前线作战的部队，是由一省一地结合成的，战斗力都很不错，但是如把各省征集来的壮丁，一加混合编制，则长处通通消失，就要败乱逃亡了。这种情形，就是乡土情感在军事上所发生的作用。因为乡土的感情，于人最切，朝夕所见所闻，不是邻居友好，就是宗族亲戚，至于居住的地方又是平生游乐的区域、祖宗庐墓的所在，在这种环境之中生活，由熟悉而生爱恋，遇有危难之时，大家受着这种爱恋乡里的热情的激动，患难相顾，拼死奋争，自必发出最大的动力。”“自然这种乡土感情如果发展过度，真到了知有局部而不知全体，知有地方而不知有国家，也是一种重大的流弊。”读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差序格局”：个人、家、家族、乡亲像石子投在水中形成的水波一样一圈一圈的格局。祖父在这里涉及的，或许是军事社会学中的现象吧？社会学讲究经验研究，某些重要发现还需借助参与观察的方法方可得到。但是，有一些社会领域是社会学者不易进入的，或者一旦进入就发生变质，而不愿把在其中观察到的东西贡献于学术以免引起现实的社会压力和利益损失。这时，看看那些有实践经验，又多少于学问有缘的人的描述和分析，或可有所弥补。从这个意义上，我很感谢祖父的著述。
第十八章 教育事业
我记事以后知道，父亲在我一岁的时候离开重庆到北京上俄语专科去了。到北京以前，我一直以为，父亲在新中国建立以前，除了上学，没有过工作经历。来到北京以后，才知道父亲还曾当过中学校长。而父亲的这段经历，则和祖父投资教育事业的背景有关。祖父热心教育事业，曾捐资华西协和大学建乡村建设系教学楼，又出资在成都建了一所中学建国中学。作为出资人，祖父任建国中学的董事长，不过他并不具体过问教学和日常管理事务。1948年冬天，因为校内有人指控当时的校长有贪污行为，学校闹起学潮。有不少学生提出要父亲去做校长，因为他们认为父亲虽然年轻（那时20岁），没有教学和管理学校的经验，但是作为刘文辉的儿子，是不会贪污的。不过，父亲并不愿意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他有许多他自己认为更有价值的事情要做。父亲当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民协组织，在为他理想中的新中国的诞生而努力。但地下党从这起学潮事件中看到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机会。地下党负责和父亲联系的胡立民同志找父亲谈话说，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父亲要出任这个职务。党组织认为，这样做“进可攻，退可守”。所谓“进可攻”，即可以利用这个职务调整教师队伍，将学校作为一个阵地来团结教师和学生，迎接解放；“退可守”则是在情况紧急时，可以掩护地下党员和接近共产党的人士免受国民党特务的迫害。这样，父亲就接受了这个位置，在校长任上做了一年，直到解放。父亲接任以后，除资深教师外，将教师都换成进步青年。“进步”是在父亲那一代乃至祖父那一代人中很流行的一个话语，其流行和进化论思想以及在进化论影响下形成的社会发展由低级而高级的历史观的传播有密切的关系。不过，“进步”思想的渊源乃至涵义则不尽相同。比如，祖父的进化、进步理念曾受清末民国初年介绍进国内的西方学者（如，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影响，并大量杂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观念；而父亲则更多地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具体到父亲青年时代所说的“进步”政治立场的内涵，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系指反对独裁统治、争取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政治立场。1949年，建国中学的确成为一些准备离开成都到雅安等地去的“进步”人士的中转站。中学在武侯祠对面，而武侯祠有祖父的部队守卫，构成进出成都的特殊通道。在这里比较安全，离开成都也比较方便。把话题拉回到祖父身边来。其实，祖父对于教育事业，除了在地处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和建国中学出资之外，真正投入精力的是在西康建设过程中。我听祖母讲过初到西康时的情形：那里山川明秀，天空碧蓝，但是没有像样的学校。父亲是八九岁上到西康（先到雅安，旋即往康定）的。因为没有好学校，祖父请了4名家庭教师，其中包括一位外籍的英语教师。父亲14岁，即1942年回到成都进入华西协和大学附属的华西协和中学读书，两年后进入华西协和大学。西康落后的新学教育状况，给祖父、祖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祖父抱定决心要在西康做一番事业后，痛感西康人才的缺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除了广招才智之士之外，还把改变西康的教育状况放到其施政纲领中的重要位置上。他在就任省政府主席的演说中将“发展边地教育”放在施政重心中，排在“厉行经济建设”、“加强民族联系”之后的第三位。他推动创办了不少学校，经常到学校视察、讲话。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祖父的文章、著作和讲话中，可以看到不少表示重视教育的地方。比如，从祖父在西康建省（1939年）不久的一次讲话中可以看到，在省政府成立之前他主持建省委员会期间，就已经把教育放到重要位置上了，而在省政府成立之后，则做了更有规划的推动：“西康边区，建省不久，过去的教育，无可讳言的比之内省，落后很多。记得自从建省委员会移康以后，本人主持省政，对于教育就非常注意，截至省府成立以前止，所有康省中等教育、小学教育、社会教育，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进展。今年省府成立以后，即参照本府过去施政经验，并且针对目前需要，权衡缓急，分别轻重，拟定教育行政计划及中心工作，总期能够在此抗战建国的当中，完成所负的重大使命，提高文化，启发民智，使教育与生活打成一片，教育与政治互相呼应，借教育力量，融合各民族感情，增加抗战实力。”在推动教育事业方面，祖父既论道，又行动。从西康建省4年（1943年）时祖父关于发展边疆教育的讲话中，可以略窥当时边疆教育发展的一些面貌：“本省康区十八县一设治局，及宁属倮族居住地带之学校，截至本年止，共有省立边民小学三所，共五班，共有学生一百三十余名；省立小学十二所，五十八班，学生一千四百余名。县局立小学二十二所，六十三班，学生一千二百余名；短期小学五十一所，二百零五班，学生八百余名。总计有边疆学校八十八所，三百三十一班，学生三千六百余名。”这样的教育规模已经超过当年赵尔丰经边推动教育之时。
“在赵尔丰经边时代，以清廷信任之专，四川接济之厚，每年仅有学生二千名，今则经费不及往昔之多，而每年学生已达三千六百余名”。但祖父并不以此为满足，仍要求下属继续努力：“或许大家要说，不是已有很大的成功吗？诚然较之从前，确有不少进步，不过大家要明白，在整个世界不断进化的过程中，这点进步，却算不得一回事，我们不能以此矜夸，更不能以此满足。同时，大家还要明白，本省之进化目的，是要‘化边地为腹地’，主要的目的，就在使边地的文化和内地一样。”作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上述讲话，摆成效、立目标，除了鼓励和要求下属之外，自然可以看作有自我肯定的意图在内。但即使如此，提出什么，试图肯定什么，恰可以反映其侧重之态度。我不了解祖父说到的这些学校究竟办得怎样，学生学得怎样，但祖父的重视态度是可以看出来的。祖父经常到学校讲话的情况，有的当年在校师生尚记得。热心本书出版的王燕妮有一次告诉我，她2006年到雅安、康定一带旅游，路上碰到一个叫魏勇的雅安人。不知怎的，他们聊到我的祖父。魏勇曾在康定师范读书。他说，听他的老师讲，这所学校是当初刘文辉做西康省省长时创办的；刘在康定期间，特别注重人才的培养，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到学校去讲话一次，鼓励学生好好学习，为祖国，为康巴地区做出贡献。他的老师曾经亲自听过这类讲话。王燕妮还告诉我，她在雅安曾有一段“奇遇”。当其游山访古之际，得当地一位素不相识的长者指点得以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古迹文物，又籍此辗转而拜访了在雅安的四川农大终身教授邱祥聘。邱教授194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畜牧兽医专业，后留学美国艾荷华州立大学，回国后到川大畜牧学系任教，担任过系主任。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他在我国率先研究家禽人工受精技术，填补了若干技术领域的空白。王燕妮与邱教授闲谈之中，偶然讲到我祖父。邱教授说，当年刘文辉对学界人士极为尊重，每年春节，都要专门请高级知识分子们吃饭，联络感情，希望大家为西康建设贡献才智。王燕妮告诉我，邱教授已经九十多岁，对我祖父有清晰的印象，建议我如果有机会应该去看望这位老前辈。恰好，2007年秋季我到成都参加由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世界银行、成都市政府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国投资环境论坛。会前得暇，遵父亲嘱咐到雅安看望几位高龄老人，此时，我想起邱教授，于是请王燕妮代为联系。邱教授热情欢迎我来访，并在电话中向王讲述了一段久藏心中的往事：当年家境清贫的他考取公费出国留学机会，祖父得知西康子弟有此出息非常高兴，资助了他一万块大洋以示鼓励。此事后来他没有向任何人说过，连他女儿都未曾知道。可以想见，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揪斗学术权威为能事者知道这则信息，那邱教授的日子就难过了。我拜访邱教授那天是一个雾转晴的日子，气温宜人。邱教授已经91岁高龄，但身板硬朗，思维清晰。他向我谈往事，谈科研，谈教学，临别一起留影为念。按中国历法计，祖父出生于甲午年，即令中国人蒙耻的甲午战争爆发的年度。在试图使中国重新振兴的曲折而艰难的过程中，祖父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深感国民素质之低下，也深刻理解国民素质低下和国家积弱的关系。而“民智低落万分”，正是“受几千年愚民政策流毒的影响”结果。因此，祖父对根植于中国政治史中的愚民政策深恶痛绝。他曾讲道：“中国的愚民政策，自秦始皇开例以来，一直施行到晚清”。“几千年以来的君主，都同样的认定，民愚则易治，民智则难治；民弱则易治，民强则难治。所以他们不惟不训练民众，而且一贯的采取愚民政策，多方设法，务使其愚，唯恐其不愚，并唯恐其愚之不甚。”“对于人民之思想，尽量束缚，使其单纯；对于士人之精力，尽量消耗，使其疲弊，务求思想单纯便于统治，精神疲敝，不暇造反。哪一个肯来训练民众，提高民智！”回顾历史，祖父认为历代君主们在愚民政策方面简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带苦涩味地归纳出中国历史上愚民政策的所谓三个大“进步”：“汉武帝罢黜百家，专崇儒术，牵制人民思想，束缚学术自由，而后人反称颂不已，这是愚民政策的第一个大进步。唐朝以科目取士，宋朝以帖括取士，使一般人奔走科场，穷年皓首，不得余暇，以消磨其精神，断丧其志气，成为不问世事之书蠹，不识时务之书痴，而后人反誉为拔取真才，这是愚民政策的第二个大进步。明清以八股取士，对于文体限制愈严，对于思想束缚益深，有出入科场数十年，而终于未得一出身者，而当时人士仍以出身科举为无上光荣，这是愚民政策的第三个大进步。”读到此我想，祖父显然认定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专崇儒术的政策是愚民的重要一步，既然有此认定，他何以又如我在前面所述，向父亲建议我们学习一些包括儒家著述在内的中国经典呢？这岂不是自愚其后辈？当然并非如此。在祖父看来，儒家也好，其他诸家也好，都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儒家学说并非愚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