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往事-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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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后的社会形势和知识分子的取向，使这种精神成为昙花一现。祖父在抗日战争中，在边陲之地推动教育之际，虽然还能想到这样的理念，但也只能作为一种眼光，“高山仰止”、“心向往之”。抗战烽火和边陲蛮荒是不可能成就这种理念的。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进入和平时期也已经五十多年，进入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也有三十年，这种理念不仅没有实现，甚至在大学中都更加淡漠了。此间道理，颇费琢磨。
第十九章体育运动
史家胡同23号内的大院子，为我们兄弟姐妹奔跑追逐提供了场地。奔跑追逐大概是我们最初开始的、也是经常开展的体育活动。除此之外，最早开始的一项具有游戏性的体力活动，也许是“打棒子”。所谓“打棒子”，就是参加者各执一棍棒，以棍棒碰棍棒相互打来打去，直至一方力量不支败退而去。规则是只能以棍棒相碰，不能用棍棒接触身体。这个游戏是住在成都十七街的时候，哥哥和我以及他的几个同学玩起来的。而其动因，在我印象中，先是和三国故事，继而和哥哥的一个同学有关。小时候在成都，常常听人们讲到三国故事。街头巷尾人们饭后乘凉时摆起龙门阵来，一个个讲得成套成章，有来有去。厨师张师傅是一个三国故事爱好者，对三国中的人物、故事，如数家珍。我常跑到厨房去，一边看他做饭，一边听他讲三国。桃园结义、长坂坡、火烧赤壁、空城计听得好生带劲。追问细节，他总是有问必答。为了更多地了解三国故事，哥哥和我常常跑到府南河边“何大娘”的租书摊上去租三国连环画书来看。祖父祖母看我们有兴趣，也陆续地给我们买了一些书。读书使我更多、更生动地知道三国故事，也和张师傅有了更多的三国话题。张师傅碰到我这样的热心听众，也越发有讲述的兴趣，讲到高兴之处，他会塞给我点半成品吃，比如一个煮好的洋芋（北京叫“土豆”）、一小块没有切成片的腊肉。这些东西吃起来总觉得比上了餐桌的菜香。那时，在三国故事中，我们印象最深的人物是赵云。骑白马，执长枪，背一把青钢剑，进出万马军中如入无人之境，好不英雄！男孩子本来就爱玩棍子，有了这样的故事和偶像的激励，更是有兴趣。我和哥哥便不时拿棍棒比划。一次，哥哥带回一个同学，我记得他的名字叫李德章。在我的眼光中，他长得高大、结实，人也爽气。我们在一起东拉西扯一阵之后，就说起玩打棒子。李德章一听，很感兴趣，于是我们便三人三方，恰似三国演义般地打了起来。正当打得热火朝天，虎口被震得发麻之际，李德章跳出圈子，竟自称赵云。我和哥哥岂能容他如此自吹！于是联手讨伐，把他打得大败而逃。他倒不失从容，一边跑一边唱：“今天我赵云打了败仗。”惹得我们哈哈大笑。这次又打又追，惊动了院子里的工作人员。事后有人把我们拿棍子打斗的事情告到祖母那里。哥哥和我被叫到祖父、祖母房间问询。原以为会挨骂，但是在我们说明只是用棍子碰棍子之后，祖母、祖父都没有骂我们，只是警告我们不能往身上打。这个“打棒子”游戏就这样被大人认可下来。搬到北京居住以后，我们把“打棒子”游戏又传授給了两个弟弟。我还记得我找到一根桃木棍子甚是合用。在成都的时候，哥哥开始喜欢打乒乓球，有时带同学来家里，把刷洗衣服的案子当球台使用。记得哥哥有一个叫苏伟同学曾拿着一个贴着足有一厘米厚胶皮的球拍，如同掌握着一件新式武器，使其他还只是拿着光板球拍的伙伴赞叹和羡慕不已。后来，乒乓球运动规则当中对胶皮厚度有严格规定，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么夸张和奇特的球拍。哥哥除了和同学玩之外，也曾拉我玩过几次，但我个子太矮，常够不着，所以没有兴趣和他打。每次哥哥拉我打球时，我总要提出一个限度：只打一盘，或只打两盘。那时全然没有想到，我到北京以后竟成为一个比哥哥还有兴趣的乒乓球运动爱好者。这种兴趣最初源于史家胡同小学的特殊的球台设施。在学校中，为满足个子矮小的低年级同学运动需要，设置了一些和单人床大小差不多并且比较低矮的球台。这些球台和标准球台一样涂成绿色，画有白色的边线和中线。一到课间，同学们就排在球台周围，采取输者下场赢者继续的规则玩耍起来。人少时以6分为一局，人多时以2分为一局，一局定胜负。和同学在这样的球台上打过几次，我很快感受到这项运动的快乐，并且发现我的反应和灵活性挺适合从事它。我的技术也在这种快乐的运动中迅速提高。回到家中，我们也利用一块暂时不用的木床板搭起一个低矮的球台。这时，不再是哥哥请求我和他打，常常是我请求他一起玩了。乒乓球运动之风，迅速影响到姐姐，以至于使她对学习了多年的小提琴失去了兴趣，加入到打球行列中来。当我提到她拉琴的事时，她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不要在爸爸妈妈那里提这件事。她怕一提，父母想起来，督促她练琴就没有时间打球了。她想采用蒙混策略来免除练琴的“劳役”。其实，父母看在眼里明在心里：没有兴趣的事情勉强做也不会有什么效果，不练就算了。不过，姐姐这次兴趣转移却成就了她的一桩事业。她后来被北京乒乓球队选中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曾一度进入国家队，退役后担任北京乒乓球队的教练直到2007年退休。1960年夏季，祖父到颐和园避暑，我们放暑假以后也常去居住。那时，在长廊中部北侧的“介寿堂”院内放了一个标准乒乓球台子。我和哥哥、姐姐常去玩。有一次，我们正在打球，卢汉爷爷从那里过，饶有兴趣地看我们打了半天，不断为我们喝彩加油，称赞我们打得不错，最后说：“好好练，学习容国团！”卢爷爷是国家体委副主任，他的称赞以及把我们如此低技术的打球和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联系起来，确实使我们受到鼓励。
容国团是为中国赢得了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的运动员，在我们心目中是为国争光的英雄。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因不堪迫害自杀身亡。其他几位英雄级的乒坛人物，老将姜永宁、国家队教练傅其芳，也是同样的命运。尝到在标准球台上打球的过瘾滋味，加之受到长辈的鼓励，我们萌发了希望家里买一张乒乓球台的愿望。我们把这个愿望告诉了祖父、祖母，也告诉了父亲。不久，祖父真的买了一张球台，这可把我们高兴坏了。球台是盾牌的，价格24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额。祖父是行政4级，月薪400元，这张球台的价格要占据他月薪的一多半。而那时一般工人（二级工）的月工资是40元左右，球台的价格相当于他们半年的工资。乒乓球台买来以后，放在前院传达室旁边的屋子里。从此，这里成为我们兄弟姐妹以及同学们经常活动的场所。喜欢打乒乓球的同学把耳朵贴在这间屋子临街的墙上，听到里面有打球的声音，便叩门进来加入。父亲在周末工作得暇之时，也和我们一起玩。这时我们才知道，父亲的球打得相当好。他横握球拍，是防守型打法，特别是反手削球，侧旋和下旋交替，我们判断不准便会失误，偶尔提拉高了，他还能突然反击，颇难对付。即使在我进入业余体校训练之后，在一段时间中也休想赢他一场。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于1961年4月在北京的工人体育馆举行。在这次锦标赛中，中国运动员以创新的近台快攻技术以及秘密武器“怪板”长胶，抑制了此前称雄乒坛的日本队的中远台进攻和他们刚刚发明的弧圈球技术，更打垮了欧洲运动员的以削球为主的防守战略，成为乒乓球运动中的世界领先者。当时，中国运动员获得了男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等项目的冠军。这些战绩，使中国的乒乓球爱好者感到十分振奋，也对乒乓球运动在中国的普及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也使我对于提高乒乓球运动技术有了更大的渴望。我决定去报考北京市少年宫业余体校的乒乓球队。我知道，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冠军庄则栋当年就是从那里出道的，而庄正芳教练则颇负盛名。经过考试，我被录取了。姐姐则考取了东城区业余体校乒乓球队。在体校中，我们受到相当正规的技术训练。说来有趣，哥哥、姐姐和我，当年这三个热爱乒乓球运动的人，至今眼不花，也不知道是天生的还是和乒乓球运动有关。在史家胡同23号院中开展的另一项体育活动是跳高、跳远。这项活动和熊伯齐的带动有密切关系。1960年代初期我们随祖父在颐和园避暑的时候，正好熊爷爷熊克武先生，祖父称他作“熊先生”，也在那里避暑。于是我们又见到了熊伯齐。自从1954年在重庆缙云山分手之后，我一直没有见过他。和当年那个戴红领巾的少年人不同，他已经成为一个态度稳重而动作矫健的青年。这些变化似乎并没有拉开我们交往上和感情上的距离，短暂的对当年的回忆之后，很快我们便玩在一起。熊伯齐极善于讲故事，隋唐英雄好汉、福尔摩斯探案听得我们十分入迷。晚上公园静园之后，我们时而坐在长廊上或昆明湖边听他讲述，时而在他带领下在长廊边奔跑。他的短跑速度很快，跑姿健美。从颐和园回城以后，我们到熊家串门。熊家在后圆恩寺胡同居住，也是一套四合院式的传统建筑。前院中有一个沙坑，旁边摆放着一副简易制作的跳高架，熊伯齐在家中时便在这里练习跳高。令我们惊讶的是，他在不多的几步助跑后，可以一跃而过超过他自己身高的高度。这是我第一次通过身边的人在日常家居环境中领略到田径运动的魅力。熊伯齐还给我们讲述不同的跳高动作的要领，包括从正面起跳的剪式、从侧面起跳的滚式和俯卧式。他擅长的是剪式，在我看来是各种姿势中最帅气的一种。不过，熊伯齐告诉我，这种姿势在技术上已经不是最先进的了，当时最先进的是俯卧式。那时，还没有出现现今流行的背摔式。事实上，这种姿势也无法在只有一尺多厚沙子的沙坑设备下采用，那非摔坏身体不可。回到家中，我就开始琢磨在院子中何处可以既不影响树木花草又不影响食品作物种植而搞出一块可以跳高的场地来。我发现葡萄架下面可以利用。架下没有种植任何东西，架子的高和宽都足够，不会跳起来碰坏了身体。于是，我在葡萄架的两根木立柱上按一定的高度和距离钉上两列大钉子，使竹竿可以平放，这就形成了简易的跳高架。至于沙坑，把一侧的土挖松，便可将就充当，不过这个沙坑中没有多少沙子，严格讲是个松土坑。有了这个简易的设施，跳高和立定跳远运动就被我们玩起来了。天黑以前，祖父和祖母在院子里散步，我们就在那里跳来跳去。他们有时也驻步看我们向更高和更远的目标冲击。一天放学回家，我发现门口卸了一堆沙子。回家一打听，才知道是祖父、祖母决定买下两马车的沙子给我们改造沙坑。
从此，我们的土坑变成了真正的沙坑。虽然经常进行跳跃运动，但是，我们几个孩子都没有在跳高、跳远方面参加过系统训练。有一次，熊伯齐带我们到先农坛业余体校田径队去玩他在那里训练，跳高教练对大弟弟世昕的身体条件很感兴趣。不过，那时世昕还小，没有上小学，而到后来也没有参加体校的田径班。上中学的时候，国家田径队的跳高教练又看中了他，但北京篮球队同时动员他去，他选择了后者，放弃了练跳高的机会。他后来成了北京篮球队的主力队员，运动健将。在我们几弟兄中，我的弹跳是最差的。即使如此，在我40岁时，不用助跑，立定跳上1米高的台子也不成问题。当然也有运动不慎扭伤腰部的狼狈经历。现在谨慎了，不玩这样的游戏了。小弟弟身高比我还略矮，1。73米，但跳起来可以抓篮框。他打篮球十分灵活，参军以后，成为65军篮球队的队员。我想，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