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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刂啤�1767 年，号称“西方孔子”的重农派领袖魁奈博士，发表了他的《中国的专制主义》 。他论证说，虽然中国的皇帝是个专制君王，但他在自然法则的范围内进行统治。中国社会接近于魁奈的有关致于完善的想法。那里没有世袭贵族。儿子承受父亲的财产，但只有凭自己的学问和修养才能承袭他父亲的声誉地位。在他眼里，中国是个崇拜上帝的自然神论社会。财产权似乎很有保障。赋税由皇帝规定，除寺庙外没有免税的土地。魁奈确实指出，商业并不受到充分的鼓励，官吏中间的贪污和统治者的专制只是由于害怕百姓造反才稍有所节制。但总的说来，他对中国的评价是好的，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8 世纪的欧洲也有过一阵中国热，热衷于在艺术、建筑、园艺、陶瓷和其他家庭装饰如墙纸和编织品方面运用中国式图案。富户的宅第里以摆设进口的或仿制的明代青花瓷为荣。英国托马斯？ 奇彭代尔制作的精美家具和出于韦奇伍德之手的英国精瓷都饰有中国花纹。英国的中国热以17 仍年在丘加登斯（即皇家植物园。一译者）修筑一座十层高的宝塔达到了最高峰。中国对近世早期欧洲的影响是这样通过思想家和匠人的媒介而颇有选择的引入的，他们以中国为例来发现他们所想发现的东西。这形成了一种风气，因此至今仍有一些旅游者带着事先构想的对中国的最近印象前往该国。
19 世纪启蒙运动者所持有的这种中国观点，是第二手的、理想化了的。它被日后通商口岸那些对哲学不感兴趣的商人和领事的诽谤而粗暴地粉碎了。
朝贡制度
从1842 年到1943 年整整一个世纪里，中国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给西方的商业和宗教活动大开方便之门。虽然不平等条约体系在共产党获胜前终于被取消了，我们仍有必要用它来着重地回顾一下中国人民的爱国义愤。在美国，像南北战争或经济大萧条这类全国性灾祸常被人在国内政治活动中用作号召；因此，现代中国的领导人也发现那种条约体系是唤起人民牢记国耻的宝贵象征。蒋介石在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把现化中国的一切弊病——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心理上的和道德上的弊病——都归咎于不平等条约，而共产党对此的谴责甚至更加厉害和全面。
对于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华帝国的不平等条约，如果要了解其单方面的和不平等的性质，我们就必须回顾一下中国首先强加于西方来客的古老朝贡制度。这个古老的中国制度，也同取代它的条约体系一样，是不平等的。
朝贡制度是儒家主张用于对外事务的一种办法，根据他们的主张，中国君王行使政治权力是有伦理依据的。正如仁君之能以德感召中国人民一样，他也必然会吸引化外的夷狄到中国的朝廷上来。对儒家学者来说，如果边睡的未开化部族不能欣赏中国的优越文化，从而企求享受中国文明的好处，那是不可思议的。既然皇帝受命于天统驭万民，他自宜对一切“远方来人”表示仁慈的胸怀。而皇上的慈恩就理应由外来者的俯首恭顺来予以报答。
一旦外国人承认了天子独一无二的地位，仁慈皇恩和俯首恭顺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必然要在礼仪的形式上表现出来，分别表现为正式的赏赐和献礼。于是献礼朝贡就为中国朝廷的一项礼节。它象征着接纳夷狄来沐受中华文化。这是赐予的一种恩典和特权，并非耻辱。当古中华帝国的影响在几百年的过程中扩散到东亚其余各地时，朝贡关系的礼节就发展成为一种手续，借此让帝国以外的番邦在泽被四海的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取得一定的地位。
当欧洲人最初经海道来到中国时，中国朝廷自然希望他们遵守这些礼节。按清代汇编的律例，外国来朝廷进贡的君主应接受皇帝承认他的藩属地位的册封。他还应当接受显贵的头衔和用于签署奏章的钦赐印玺，奏章上注明的日期应奉中国正朔。当其所遣贡使，来华时其人数不得超过百人，其中2O 人可循帝国释道进京。贡使在京住下后，受到妥善的保护和接待。最后他们奴见皇帝。当贡使跪拜叩头时，在场的人无不兴高采烈。早期欧洲的使节，如1795 年向清廷进贡的悻悻不悦的荷兰人那样，觉得这种柔软体操式的礼节代价太大，抵不上从那有贪污习惯的负责照管的官员手里克扣后发下来的皇帝恩赏。整个跪拜仪式不只是叩头伏身，而是要接连三跪，每跪连叩三次，头接触地面。这“三跪九叩”使任何人的心中、特别是行礼者本人的心中无法再怀疑谁尊谁卑的问题。有平等主义思想的西方人通常都不能理解，叩头人的这种卑躬屈节在身分社会的礼节生活中竟成为正常现象。皇帝向上天和祖先叩头，高官显贵向皇帝叩头。朋友间也会不那么正式地彼此叩头，正如客气的日本人几乎至今还有做的那样。因此，由一个贡使来叩头，那不过是彬彬有礼的表示。朝贡制度的秘密在于它已成了通商的媒介。明史编者列举了120 多个朝贡国家，把久已灭亡的东罗马、许多虚构的小国和边睡部族都包括在内。清代设专署统辖诸部族，把真正朝贡的国家名单减到十来个，其中包括一些至今仍搞不清楚的“西洋”各国，即早已有商人出现在广州的那些国家。因清帝国主要谋求对外关系的稳定，它只同邻近各国或那些派人前来中国的国家打交道。如果外国商人到来，而他们的统治者希望促进他们的贸易，他就可以呈献贡品，事情就是那么简单。东亚经商诸国向中国朝贡，是为了维持通贸易和友好关系，但这样他们就被正式列为朝贡之国。中国给他们指定某几个口岸和市场。这样，来自朝鲜的贡物和商货是走陆路通过山海关的，来自琉球群岛的通过福建，来自逞罗的通过广州。当第一批欧洲人到达广州时，他们也同样被列人名册，几乎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中国的朝贡万邦之一。直到19 世纪，虽然西方列强派驻中国的外交使节已超过20 ，它们却很少或者根本不采取什么行动来破坏中国的朝贡制度及其所象征着的优越信念。。乾隆皇帝仍然可以在1793 年致英王乔治三世的著名诏书中嘉许这位夷狄君王的“恭顺”，而同时又拒绝互换外交使节或把英国商务扩大到广州的范围以外。
广州贸易制度及其崩溃。旧日的广州贸易，在其最兴旺时期（约1760…1840年），是在中国朝贡贸易制一与欧洲重商主义之间一个暂行的折衷办法下进行的。在拿破仑战争时期，重商主义时代留下来的最大组织之一，即以印度为根据地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击败了它在大陆上的竞争者，用广州日益扩大的茶叶出口，进行英、印、中之间有利可图的三角贸易。每年有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队从伦敦开到广州，在那里，公司凭它的特许状垄断了英方的全部贸易，同中国方面一个类似的垄断机构——约有12 个商号或“行”组成的特许行为——打交道。这些中国的商行代表朝廷官员负责办理外贸和接待外商。外商方面则也须受各种规定的限制，例如限定他们大部分时间只许住在商馆，不许他们进广州城。这样，在18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通过双方的协议，尽管仍不断发生争执，旧日广州贸易在中外双方所定贸易条款的限制下，却证明是对双方都有利的。
1833 年在东印度公司丧失了英国对华贸易的垄断权后，西方的扩张、特别是自由破坏了广州贸易制。这时在东方经营私人企业的，主要是以贩卖鸦片的形式来到中国海岸的私商，这对私人企业的声誉来说真是非常遗憾。这一历史环境嗣后就一直毒化了中西关系。直到1917 年，鸦片主要由英印政府制造供应，为时达100 年以上，这肯定是近代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国际罪行之一。它是由英国、印度的私商运到中国的；也有美国人从土耳其贩来，尽力抢这种生意。这些贩子通常发现，中国商人和官员都渴望违反皇帝对吸食和输人鸦片的禁令。结果是出现了一项直到1858 年为止的非法贸易，它受到英国、美国、中国以及其他方面商人和官员的公开纵容——它对英印财政来说十分可贵，不能不加染指；它对茶叶出口商来说，为平衡贸易所必需，决不能轻易放弃；它对商人以及腐败的中国官员和直接销售的商贩来说，获利丰厚，经受不起查禁。今天中国爱国者回顾起来，鸦片贸易完全是双边性活动这种说法不值一提，也不必去争论它的罪恶是否超过贩运非洲人去美国的活动。在中国，鸦片贸易仍然被看作西方商业帝国主义的一个典型象征，它标志着外国人的贪婪和横暴，败坏和剥削了一个并不伤害别国的民族。当时英国的人道主义就是这样谴责它的。在1 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冲突的一部分：西方的扩张势力与中国传统秩序迎头相撞。冲突是必然要到来的。鸦片造成了第一次冲突，尽管不是最后的一次。同样，西方的胜利也是必然的。（至于那是否算作一件好事，就要看你对现代生活的想法而定了。）
在中国人看来，西方夷狄在身体特征上怪模怪样，一般都是行动粗鲁，带有羊骚气。中国的土话里把他们称作“洋鬼子”、“大鼻子”或者“毛子”。明代正史里还相当详细地描述了葡萄牙人怎样煮食中国小孩。19 世纪还有人以为教会育婴堂里用儿童的眼睛和心脏制药。官员们觉得外国的外交人员诡计多端而不可捉摸，认为其性难测，“犹如犬羊为伍”。农村妇女通常遮住她的婴儿，尽力避开外国人不祥的眼光，特别是他那照相机的邪术。总而言之，19 世纪中国所感受到的白祸比20 世纪初在美国掀起的黄祸来要可怕得多。
而且，由于白夷是从船上来的，中国人传统的防御战略就完全被推翻了。海洋代替了草原的地位。中国的前线不再是长城或甘肃的玉门关了，却是在广州和上海了。年深日久的思想观点也必须照此更改过来，但这不易办到。
条约体系
1842…1860年期间由不平等条约所建立的法律结构，是英国人对清政府打了两次战争之后强加给中国的东西。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干练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徒劳无功地力图查禁鸦片的行动直接引起的。鸦片是英国侵略势力的命根子。英国鸦片商人协助制订作战目标和战略，把商船租借给海军舰队，把驾驶员和翻译人员借调给军方，提供接待和情报，并在伦敦给军需账单付款。但英国派远征军到广州并从那里沿海北上的目的，是要根据西方的平等原则，获得一般商务上的和外交往来上的特权，而不是专门为了帮助扩大鸦片贸易。当时鸦片贸易正在很快地自动扩大，不过是中英双方国际关系规划中总的对抗的一个摩擦点。
1842 年南京条约所体现的原则，未为中方所完全接受，而英方则认为条约所规定的特权似乎还不够充分。结果，要到英法对中国打了第二次战争，于1858 年签订了天津条约之后，条约体系才真正建立起来。即使在那个时候，心里很不情愿的清朝要到18 阅年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以后，才肯承认新的秩序。从朝贡关系转变到条约关系这一过程，经历了1840年前在广州达30 年之久的摩擦，以及其后20 年的贸易、谈判和武力压制。
虽然新的条约好象是在平等主权国家之间签订的，但实际上它们是很不平等的，因为这违反中国的意愿被迫处于较弱的地位，只能听任西方的商业和随之而来的文化人侵。到了20 世纪，经过精神饱满的西方领事们花了三代时间的努力，发挥了条约的优点之后，条约结构才成为一个表达得很明确的、内容周全的体系。它首先以通商口岸为基础，最初是5 个，最后达80 多个。各主要通商口岸在外貌和制度上彼此都非常类似。每一口岸都有一条拥挤嘈杂的沿江或沿海马路和货栈，那里有成群的苦力代替机器，受中国买办的监督，而买办在外国大班（公司经理）的领导下办事。每个通商口岸都以人烟稠密的中国城市边缘新建的外国地段为中心，那里高耸着英国领事馆的白旗杆。这新地段里的部门有俱乐部、跑马厅和教堂，它由英国的一个正式领事和其他国家的一些领事管理，并受停泊在江上或海边的粗短炮艇的保护。在广州、厦门、汕头和福州的外侨，由于居住区在靠近航道的小岛上，就更多了一层保护。在宁波、上海和其他地方，外国地段同中国城市隔一条河、运河、小河或其他水道。
治外法权。在这种法律制度下，在中国的外国人以及他们的活动只受外国法律而不受中国法律的管束。这个制度并不是近代的发明。中世纪的中国政府象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那样，曾要求寄居港口的外侨在他们自己头目的主管下，按他们自己的法律自治。在中国的早期阿拉伯商人，情形就是如此。在鸦片战争以前，侨居广州的英、美人曾要求治外法权，因为他们与北非各伊期兰教国家和奥托曼帝国打文道时，已习惯于受他们自己法律的保护，同时也因为他们曾受中国人不考虑西方人重视证据的规定或对肉刑的痛恨而打算把中国刑法施之于他们身上之苦。但是，最主要的是外国商人需要有他们自己的契约法来帮助他们。
治外法权用于通商口岸之后，便成为开放中国的有力工具，因为它使外商和传教士、他们的货物和财产，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中国雇员、信徒乃至门下帮闲，都可以免受中国当局的干涉。特别是法国，它采取了保护罗马天主教会及其信徒的措施。所有这些，至少可以说是损害了中国主权，并且非常有碍于中国反对西方剥削的自卫行动。日本人在1858 年后也受这同一制度的束缚，曾花极大的力量想摆脱它，并在19 世纪末达到了目的。
通商条约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条约税则，它定的税率很低，从而使中国人不能保护他们本国的工业。由于种种原因，条约低税率的税则在中国人手里办得没有效力，于是一批外籍人员便被聘于中国的海关。中国雇用外国人的这种办法是有古例可援的，并且是条约体系的最有建设性的特点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