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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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它现在仍然鼓舞着政府去实施道德教育。
以遗威治国。儒家思想当然不是从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 年）开始的。例如，饶有意味的“天命”观点可以追溯到周朝初期（约公元前1027…公元前770 年）。据“书经”所载，商朝的未代统治者封是个暴君，但商民不能推翻暴君，故上天授命于周，令其灭封，并取而代之。这一古代思想后来经过发挥，成为著名的“有权造反”，这是民众反抗专制政府的最后一招。它强调统治者必须有德，这是他保持统治的伦理基础。如果他作恶，那就违背了天命。上天就收回“天命”，人民就有理由推翻这个王朝，只要他们有力量这样做。因此，任何成功的造反都是正当的，而新的统治者就凭他胜利这一事实，成为名正言顺的了。“天定自我民定。”中国的文人谴责坏政府，反判者就根据这种意见起来反抗。它还加强了这样一种信念，即统治者应咨询有识之士，以保证他品端行正。
孔子处于诸侯逐鹿争霸之时，他和诸子做了游说诸侯，劝其为善的师道工作，从而底得了地位。孔子是个贵族，他在家设塾授徒，讲授并传播关于行为的道德原则和王道。他在那里教导上层阶级怎样为人处世。他重视朝廷礼仪、国家大典以及对祖先和在五伦关系中的正当行为这套准则的中心原则之一是“举措按名份”（礼）。君子依于礼，而礼的教导是写在典籍里的。必须指出，开始指导士大夫行为的这一准则最初并不适用于庶民，庶民的行为是要用赏罚而不是用道德原则来制约的。
运用这套规则奥妙的复杂制度，是儒家的拿手好戏，而如前所述，它来源于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很早表现为原始的泛灵论，认为土地、风和水的精灵积极地参与人类的事务。这种思想在中国人讲究风水的做法中仍在流行，它要求建筑物必须修建在合适的自然环境中。例如，庙宇通常朝南，背面有山作为屏障，附近有水流。以其较为合理化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现象间具有密切关系的想法，导致人们认为人的行为在自然现象上反映出来的思想。换言之，即认为人是自然秩序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以致当人的行为不当时，就会使整个自然陷于混乱。因此人的行为必须与看不见的自然力相协调，否则灾祸便接踵而至。这就是儒家强调君王必须有道的理论基础，因为儒家认为君王是介于人类和自然力之间的。他是天子二是位于天之下和人民之上的。只要他顺应天时，广行善事，他就能维持人与自然间的普遍协调。因此，认为天灾是由于君王有了过错，这种说法就是合乎逻辑的了。他可以下诏罪己来承认这一点，如上述蒋介石所做的那样。也正因为如此，儒家学者才变得那么重要。既然他懂得什么样的行为是正当的，那就只有他才能给君王提出治理天下的正确建议。
孔教靠这“仁政”理论博得重视，这是西方任何学说都无法与之相比拟的，而仁政理论的主要之点是“行为端正即为有德”的思想。以礼持约，这件事本身就能给人以道德地位或威望。这种道德威望又能给人以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势力。“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僵。端正的行为赋予统治者以权力。
根据这一点，儒士就成为政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特别有资格维护政府的道义，从而使其保持天命。公元前221 年统一天下的秦国法家，虽有冷酷无情的有效治国方法，却缺乏道义根据，而儒家则提供了这种思想基础。在注释“礼”的意义方面，他们是专家，他们对天象和天灾的解释，对统治者的行为会有什么后果的净言，只有根据经文才能予以否定或拒绝，而他们自己则是熟习经文的专家。这使他们处于有利地位，来影响政府的政策。反过来，在世界上大多数帝国统治者主要依靠宗教权威的时候，儒家给现政权的行使权威提供了一种理性上的和伦理上的依据。这是政治上的一大发明。
官僚行政机关的早期成就。再说，上述理论在实践上还有一套施政的技巧与之相配合。古代中国那种行政权力分散而以家族为基础的封建制度，被一统天下的帝制政府所取代之后，官僚统治阶级就有了用武之地。当战国七雄之一（秦）于公元前221 年并吞其余六国，一统天下之时，它需要采用横暴的独裁手段，并需要一种专制主义哲学（即所谓法家哲学）。但当公元前206年汉朝继短命的秦朝掌权后，它逐渐形成了一套不那么专横的施政法。皇帝开始依靠一批新的行政人员，他们主持大的公共工程——修堤挖渠，筑城墙、宫室和仓库——并抽集民工，征收田赋。这些行政人员代替了封建时代的世袭贵族，成为帝国政权的栋梁。他们吸收了法家的许多方法，混合制成新的王道儒学。公元前2 世纪的汉初统治者牢固地确立了某些原则。第一，国家政权集中在最上面的皇帝一个人身上。第二，皇帝的政权由他的一批大臣代表他行使，这批大臣居于各级官僚的最上级，他们的施政得失对皇帝负责。第三，这批官僚集中在首都庞大的宫廷里，在那里，皇帝行使对这些人的任命权。皇帝的主要任务是挑选文职官员，其着眼点在于维护他的权力和皇朝。因此，很早就有任命皇亲国戚、特别是母系亲戚当大官的做法。（母系亲戚这帮人是完全依赖于皇帝的恩宠的，并且又与皇帝有亲属关系，他们不同于父系亲属，因为那些人可能与他争夺皇位的继承权。）第四，汉初皇帝订立了一套监督制度，其后变成御史制，在这制度下，外省官员受另一较低级官员的监督，而后者是朝廷单独派出的，并不用对其上级官员负责。
在上述这套方法和其他许多方法上，皇帝施政的中心问题就成为选拔和控制一批官僚的问题。正是在这方面，儒家由于借用法家的某些方法而增强了他们的力量。因此，正如H ； G？克里尔所指出的，古代中国在制定一套官僚施政基本原则方面站在世界的最前列：即在各固定的管辖区，领朝廷俸禄的命官公正地运用所授的权力进行治理，而这些命官都必须在限定的任期内定期汇报他们的政绩。2000多年来，这套地区官僚制体现在“县”这种筑着城墙的行政城市里。
为选拔做官的贤才，汉代皇帝资助办学，并开始设立文章考试制度。这种做法以后继续沿用，当唐朝（ 618…907年）复兴了帝王政治结构时，考试制度就牢固地树立起来，成为步人仕途的康庄大道。其后1000多年，直到1905 年，这套皇家取土的制度产生出历代的行政官员，他们以彻底服膺于官场的正统思想来确立他们居官任职的资格，这肯定又是另一种伟大的政治发明。
经学正统
儒家学说是由经书传授下来的，这些古书已经形成典章，其文字几百年来一再被人阐释，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在这过程中，有时专为释经而写的较晚文本被奉为较古的书，而早先认为重要的一些书却已被人遗忘。汉初常提及的经书有《易经》 （用于占卜）、《书经》 、《诗经》 、《礼记》 、《春秋》 （孔子家乡鲁国、即今山东的编年史）及其注疏。哲学家孟子（约公元前372 …公元前289 年）的那本古书直到唐代才上升到经书的地位。其后逐渐积成《十三经》 ，连同其注疏，今已达一百二十卷之多。为了简化这些卷峡浩繁的经集，宋代（907…1279 年）学者选定了著名的四书（孔子的《论语》 、《孟子》、《中庸》和《大学》） ，内容简短，使任何书生都能掌握。
四书的篇训把父道政府描写成安邦家国的关键。孟子对梁惠王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褥，壮者以暇日修其孝佛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这种官方的训诲虽然在形式上非常合理，但也有其宗教性的一面，表现在孔庙春秋丁祭的隆重仪式、两庞的圣贤牌位以及对之恭敬如仪。所有这些形成一种正式的仪式，它同下面百姓家的敬祖、同上面皇帝郊祭天地等仪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这虽然不属于人神同体同源说，但仍不失其为宗教崇拜。我们不妨称之为国家人文主义的礼拜仪式，其基本含义在于信赖道德力量能征服人心，从而使人们在贤明仁慈君王的统治下趋于安定。儒家信条的饱经盛衰，也如罗马天主教教义一样，研究起来最有教益，并足以表明它是如何深人中国人心。公元三到六世纪，当中央政权在汉朝以后衰微期间，佛教几乎盖过了儒家思想。但在中国漫长历史的第二次昌盛时期，即在七至十三世纪的唐宋朝代，儒家的思想体系又重新抬头，并被改造成为空前稳固的形式。唐代儒家政府的复兴，是中国社会在政治、行政管理、文学艺术以及思想上总的复兴的一部分。七世纪至八世纪中叶的唐代帝王向各方面扩展他们的统治权，扩张到朝鲜和越南（当时称安南），远及中亚的游牧部落和沙漠绿洲中的定居区。同时唐朝首都长安（今西安）成了差不多有两百万人口的世界中心城市，是来自拜占庭和中东各国的商旅荟萃之地。
有趣的是，在盛唐初期国力和经济实力蒸蒸日上，法制和考试制度实行得很出色的时候，复兴的儒家官僚却对外来的信仰非常宽容。外国来客传进了各式各样中世纪的宗教：犹太教、五世纪时称之为聂斯托里派的基督教异端（景教）、从波斯传来的摩尼教和拜火教（袄教）。但当八世纪中叶第一次大叛乱危及唐室，其国库收入和军事控制问题日趋窘迫时，中国当局的自信心显然发生动摇，四海兼容并蓄的精神也随之衰落。唐朝崩溃后北睡蛮酋不断人侵，宋朝未能重新取得唐初的国际地位。终宋之世，中国统治者对草原各族人民一直处于守势。手工业生产以及国内外贸易使政府财政充裕，但这方面的优势被兵力软弱所抵销。晚宋是个商业大国，它出口的铜钱、丝绸和瓷器远及东亚各国、并输人印尼、印度、中东和非洲。但在这整个时期，中国对中亚人侵者的反应始终是颇为文弱的。当时中国在国外的影响是基于商业和文化，而不是军事实力。
11世纪到12 世纪期间，宋朝受外来侵略（及其后13 世纪蒙古人的征服）的经历，加深了中国社会的种族优越感，并使之始终成为中国的主要特点之一。即使在今天，像罗斯？ 特里尔那样的旅游者还能发现中国人的“优越感是以他们对祖国山河怀有的自豪为基础的。但并非那种想使世界各国改变它们的信念，拜倒于他们自己的杰出成就面前那样的优越感”。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因素也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思想，但当时儒家正统思想重新抬头，并在此后再也没有丧失它的控制力量。
理学（新儒家学说。）这新的正统思想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它在西方一向叫做新儒家思想。它比古代经传更有系统和更为完整，并因其重新解释古代经典著作而赋予儒家思想以更多推理的内容。这种新形式的儒家思想，经过加工，提供了对生活问题的更多解答。主要从佛都中吸收了肯定是唯心主义的成分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更为满意，从而使16 世纪基督教经海路传人中国时所要填补的精神空隙，比以前少得多。当传教士披阅宗教内容贫乏的中国经典著作时，他们发现儒家思想的背后有更多的文章可寻。
最杰出的集其大成的新儒是12 世纪哲学家朱熹（1130…1200 年），他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有时被人比作西方的圣托马斯？ 阿奎那（卒于1274 年）。可以料想，他的著作是早自唐朝起好几代儒家努力工作的结晶，后者收过许多门徒，他们著作中所确立的一些哲学基本原理是朱熹综合起来的。
宋代新儒理学体系成为其后700 年间的正统思想，它的基础是一个绝对的首要原则，称为太极，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制约而存在的。太极体现在“理”的无限量的范围之中，这“理”与旧儒家所指的意思不同，是指规律或形式的本原。每一类东西都有它的理，而每个理都是太极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具体物质由“气”组成，这气就是元气或原质，是组成物理世界的素材。因此，在每个事物里，理与气（或规律或物质）缺一不可，是相辅相成的。例如，一所房子必须用砖（气）筑成，但这些砖必须按一定的设计（理）砌筑起来。这个思想体系显然可以与柏拉图的思想相比。朱熹有论及“恶”的伦理问题时，认为任何生灵的本性是由该生灵的“理”与“气”结合而成。“理”本身是完美无缺的，但在物质世界中它总是同“气”结合在一起的。“恶”之出现，在于以“气”蔽“理”。因此“恶”没有自动存在的本原，它是随环境而出现的。（按现代的说法，“脏土本身并非脏土，它只是出现在不合适的地方罢了。”）人的本性基本上好的。因此儒家的最高道德是坚定不移的决心和诚实，即所谓“城”； “完全的真心实意”。依靠完全的真心实意，“理”或原则就能涤除“气”或使它们模糊不清的物质障碍物。这至今仍是中国人的一项基本观念，并足以说明，为什么中、日外交家或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人员双方的谴责之辞，没有比“缺乏诚意”一语更厉害的了。
性本善的主张，表述在著名的《三字经》 的开头几句话里。这《三字经》 是中国世世代代每个学童最早学习的书，它反映了孔子（论语）的思想。它里面这样写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就难怪西方传教士关心原罪的优郁思想，很难战胜这种比较乐观的儒家观点了。
在政治上，理学家认为君王必须了解真正的治国之道，并通过道德上自我修养成为圣人。在实践上，正统理学主要强调人在道德上的提高。通过研读经书和考试制度，它变成灌输儒家忠孝等原则的愈来愈有效的工具。对个人来说，这种哲学主要是一元论而不是二元论，因为“理”和“气”是相辅相成，彼此协调的。它没有提出地狱、天堂和个人永生之说，也没有提及人格化的神。
明朝赶走蒙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