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织女天仙配-第1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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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帝继位一个月即驾崩，加之朝廷内党派纷争激烈，使得关于此案的议论甚嚣尘上，并且多少带着东林党借机伐异的意味。这些议论围绕着光宗的死因展开，方从哲、李可灼、崔文升等皆成为众矢之的。
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以及众多言官纷纷弹劾崔、李二人用药、进药错误之罪。其中御史王安舜认为：“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
由于泰昌是服下红丸后死的，而首辅方从哲却在泰昌死去的当天，拟遗旨赏了进献红丸的李可灼，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御史王安弹劾方从哲“轻荐狂医”，“又赏之以自掩”。御史郭如楚弹劾方从哲不应该赏赐进药的李可灼。方从哲在众人攻击下，拟太子令旨，罚了可灼一年的奉禄。10月，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方从哲上奏辩解并请辞，于11月初卸任离京。
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与多年前的“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光宗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
方从哲离京后，还是无法脱净干系，要求严查红丸案的奏折不断。一天，天启帝收到了方从哲从老家寄来的奏疏，疏中说：自己年老愚昧，未能阻止庸官进药，罪不容诛。为表示谢罪，愿乞削去官阶，以耄耋之身远流边疆，以平朝臣之怨。果然，许多大臣为他开脱，天启帝亦被方从哲的诚恳打动，但苦于真相未明，一时难以决断。这时，一直缄默无言的阁臣韩爌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把当时目睹的一切事实都详细地说清楚了。特别是方从哲当时左右为难的情景，被描绘得十分具体。最后，韩爌提出，“红丸”一案纠缠了一年多，但真正置先皇于死地的崔文升和李可灼到现在也没有处置，这两人虽然乱用药物，但也确实是奉旨进药，可以适当惩处，红丸一案则不宜继续深究。韩爌在万历年间就是个有名的老成之臣，居官十余年处事公正，很受群臣景仰，入阁后又一直陪伴方从哲料理进红丸之事，说出的话是可信的。所以他的奏折报上后，很快地使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不久，天启帝下旨问崔、李二人罪。1622年（天启二年），明廷将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边疆。“红丸”一案由于各派的争斗总算草草了解，但其中的疑点并没有弄清楚。后人为此曾进行过一系列的考证和争论，但最后也都没有结果。光宗的死是否与红丸有关依然是一个千古之谜。
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当权，他要为“红丸案”翻案。于是，声讨方从哲的礼部尚书孙慎行被开除了官籍，夺去所有官阶封号，定了流戍。抨击崔文升的东林党人也受了追罚，高攀龙投池而死。崇祯年间，惩办了魏忠贤，又将此案翻了回来。崇祯死后，南明王朝又一次以此为题材挑起党争，直到明王朝彻底灭亡。小小红丸惹起的党争，简直是祸国殃民，后世不能不引以为戒。
关于明光宗朱常洛的死因，一说是过度劳累、病重而亡；一说是郑贵妃有意加害；一说是用药错误；一说（主要是魏忠贤一党）是光宗长期忧心操劳国事和东林党人胡乱议论干预治疗并耽误病情的结果。红丸到底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李可灼进的“红色丸药”就是红铅丸，是普普通通的春药。春药属于热药，皇帝阴寒大泄，以火制水，是对症下药。李可灼把春药当补药进上，只是想步陶仲文后尘而已，只不过他时运不佳有人认为，那红色丸药是道家所炼金丹。用救命金丹来对付垂危病人，治活了则名利双收，死了算是病重难救，李可灼很可能是这样想这样做的。三百余年来，尽管史学家见仁见智，设想了种种答案，但没有一种令人信服，因此红丸一案成了千古之谜。
相关史料。1。 （卷1）：“八月二十九日，李可灼进药，明日光宗崩。九月初三日丁丑御史王安舜，参李可灼进红丸罪状。言臣接邸报，奉令旨赏可灼银五十两。夫可灼敢以无方无制之药，驾言金丹，且唱言精知子平五星，夭寿莫逃，此不过借此以塞外廷之议耳。奉令旨李可灼于先帝病革之时，具本进药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爱君之意。姑从轻罚俸一年。”2。 野史上记载的红铅之法：“医家有取红铅之法。择十三四岁童女美丽端庄者，一切患残疾，声雄发粗，及实女无经者俱不用。谨护起居，俟其天癸将至，以罗帛盛之，或以金银为器，入瓷盆内澄如朱砂色，用乌梅水及井水河水搅澄七度，晒干，合乳粉、辰砂、乳香、秋石等药为末，或用鸡子抱，或用火炼，名‘红铅丸’。专治五劳七伤，虚惫羸弱诸症”云。3。 （卷1）：“杨涟论内官崔文升用药之误，言帝疾法宜清补，文升反投以相反相伐之剂云云。此八月二十四日疏。九月三日，御史郑宗周请下文升法司严鞫，言往岁张差之变，祸几不测，张差之后因有文升，致先帝一旦崩逝，当寸斩之。结事惠世扬奏崔文升轻用剥伐之药，伤损先帝。科臣台臣论之，辅臣方从哲，又何心而代拟出脱。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疏，请究医药奸党阴谋，谓当与先年梃击青宫，同一奸谋云。南台御史傅宗皋论崔文升用药之误。御史马逢皋、南御史李希孔交章劾文升用药之故，宜正典刑。刑部主事王之采奏请复先帝之仇，论李选侍、郑贵妃、崔文升、李可灼共一线索。礼部尚书孙慎行参方从哲、李可灼进药之罪。吏部尚书张问达会同户部尚书汪应蛟等公奏曰：李可灼非医官也，一旦以红丸轻进，而龙驭上升，罪胜诛乎？崔文升身历提督，当可灼进红丸之时，何不详察，罪又在可灼上矣。上谕李可灼拿解法司究问正罪。崔文升发遣南京三年。戍可灼。御史郭如楚，论李可灼之罪。”
第二百六十四章 金丹
红丸到底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
有人认为，李可灼进的“红色丸药”就是红铅丸，是普普通通的春药。春药属于热药，皇帝阴寒大泄，以火制水，是对症下药。李可灼把春药当补药进上，只是想步陶仲文后尘而已，只不过他时运不佳
有人认为，那红色丸药是道家所炼金丹。用救命金丹来对付垂危病人，治活了则名利双收，死了算是病重难救，李可灼很可能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按照道家说法，红色丸药当然是道家所炼金丹。
金丹，。中国古代炼丹术名词。包括外丹和内丹两种。外丹是用丹砂（红色硫化汞）与铅、硫黄等原料烧炼而成的黄色药金（还丹）其成品叫金丹。道教认为服食以后可以使人成仙、长生不老。唐代以前金丹多指外丹。唐宋以后多指修炼内丹即把人体作炉鼎以体内的精、气作药物用神烧炼道教认为使精、气、神凝聚可结成圣胎即可脱胎换骨而成仙。金丹原为外丹术术语。指炼丹家选用某些矿物原料所炼制的丹药，又称“仙丹”，认为服后可以长生不死。内丹术借用金丹一词指内丹。
有金丹诀。真意发真知，灵知也自应。三家合一家，倏尔身心定。虚室却生光，静中又复阳。采来勤锻炼，化就紫金霜。灵窍慧光生，性现尘情灭。朗朗夜明珠，无处不皎洁。噪性化真性，人心变道心。若非神火锻，矿里怎分金？
还有有金丹论。金者，坚刚永久不坏之物；丹者，圆满光净无亏之物。古仙借金丹之名，以喻本来圆明真灵之性也。此性在儒则名太极，在释则名圆觉，在道则名金丹。名虽分三，其实一物。儒修之则为圣，释修之则为佛，道修之则为仙。三教圣人皆以本来真性为成道之本也。愚人不知，或用五金八石煅炼成药为金丹者，非也；真性在大造炉中，经火煅炼成熟，与天地同长久，与日月同光明，岂凡世有质之物能成哉？
晚唐以来，三教合流，成为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儒、道二家，都不能不受已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佛学尤其是禅宗之学的影响。钟离权一系的内丹学，也不能不以与禅宗融合为其发展的基本路线。内丹与禅，在修习的基本原则“无念”上，本来就多有相通，就以佛家术语“真空”为修炼之要，有云：“若以绝念无想，是为真念，真念是为真空，真空一境，乃朝真迁化而出昏衢超脱之渐也。”至钟离权的门人吕洞宾，更以禅、道融合为其内丹说的基本特质。据传吕曾参黄龙晦机禅师，此后对禅宗深为服膺，倡禅、道双融。其等总结内丹之纲宗为“性命双修”，修性谓明心见性，了彻禅宗所谓心源性海；修命指炼化精，气为内丹入手路径。单修性或单修命，皆失于偏颇，单修性不修命，“万劫阴灵难入圣”，单修命不修性，“恰如鉴容无宝镜”，只有性命双修，方为稳当。此所谓性命双修，实际上含有禅、内丹双修，或在内丹修炼的基础上参究禅宗的意味。吕洞宾性命双修、禅道双融的思想，成为后世内丹学发展的基本路线。北宋以后的内丹学诸家，几乎无不渊源于吕洞宾。性命双修、禅道双融的内丹学，至北宋神宗朝的张伯端趋于成熟。张伯端先作丹词，发挥钟吕一系的传统丹法，后又参究禅宗，撰的续篇。以后影响最大、水平最高的内丹撰述，古今注疏发挥者达数十家之多。吕洞宾后学的内丹思想，总的来说，以进一步深受禅宗、理学的影响为基本特征。虽然皆以“性命”二字为理论纲宗，但多数对修性较修命更为重视。张伯端强调“欲体夫至道者，莫若明乎本心”，以归于禅宗所谓“究竟空寂之本源”为内炼归宿。王嚞谓“本来真性唤金丹”，强调修行须先识心见性，其识心见性的法要“清净”，颇近禅宗的“无念行”。
金丹乃是有着长生不老的效果，治病那个不过是大材小用罢了。
第二百六十五章 黄巾起义
小小的金丹寄托了帝王长生不老的期望，但是恰恰却是把那些希望长生不老的帝王送上黄泉路的罪魁祸首。
讽刺吧？
但是为了实现长生不老的*，帝王也是前仆后继地踏上了这样一条不归路。
就像是我们这些作者，为了成为大神作家的期望，不愿意工作，仅仅是寄托希望通过写作获得收入，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毕竟就算是在历史上面有着无数的大神作家，但是同一时期的大神作家也不过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罢了。
因为帝王有着长生不老的期望，而道家恰恰对于长生不老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
所以道家在帝王心目中的地位很深比较高，不过道家还是没有办法成为帝王的心头肉。
道家最让帝王蛋疼的地方，就是道家的教义就是师法自然。
所谓的的师法自然在某种程度就是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就是不愿意受到管制。
但是帝王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管制别人。
信奉道家的受到管制的人们怎么办？
造反。
其实我国许许多多的农民起义的背后都是有着道家的影子。
比如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又称黄巾之乱，是东汉晚期的农民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宗教形式组织的暴动之一，开始于汉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当时朝廷*、宦官外戚争斗不止、边疆战事不断，国势日趋疲弱，又因全国大旱，颗粒不收而赋税不减，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巨鹿人张角的号令下，纷纷揭竿而起，他们头扎黄巾，高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向官僚地主发动了猛烈攻击，并对东汉朝廷的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为平息叛乱，各地拥兵自重，虽最终起义以失败而告终，但军阀割据、东汉名存实亡的局面也不可挽回，最终导致三国局面的形成。
东汉末年政局不稳，外戚专政。宦官专权。对西羌战争持续数十年。花费巨大，徭役兵役繁重。加之土地兼并现象严重，民不聊生。加之封建迷信年代，人民皆有宗教信仰。张角趁此机会，用奇书上经典，救助人民，又大力宣扬“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3＇这种迷信思想蛊惑人心，对于当下朝廷，人民早已失去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张角创立太平道，以宗教的方式笼络人心，在贫苦农民中树立了威望，信众多达数十万。张角利用其在民众心中的话语权，将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的信众分为36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一渠帅，由他统一指挥，为大规模的起义做好了准备，意图推翻汉朝建立以张角为君的新天下。
公元184年（甲子年），张角相约信众在3月5日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兴兵反汉；“苍天”是指东汉，“黄天”指的就是太平道，而且根据五德始终说的推测，汉为火德，火生土，而土为黄色，所以众信徒都头绑黄巾为记号，象征要取代*的东汉。张角一面派人在政府机关门上写上“甲子”二字为记认，另一方面派马元义到荆州、扬州召集数万人到邺准备，又数次到洛阳勾结宦官封胥、徐奉，想要里应外合。可是在起义前一个月，张角一名叫做唐周的门徒告密，供出京师的内应马元义，马元义被车裂，官兵大力逮杀信奉太平道信徒，株连千余人，并且下令冀州追捕张角。由于事出突然，张角被迫提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