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织女天仙配-第1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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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决不是本家，方腊也决不会和方有常同村居住，他只不过是一个外来的佣工。如果方腊和有常同祖，敢挖自己五代祖坟吗？这个“桂”是淳安威坪桂林方氏鼻祖（《桂林方氏宗谱》卷一称：“鼻祖桂公”），所以方腊决不是桂林方氏，而是距方有常家有30多里地的渴村方姓人，是方姓另一支派。“方在东南为一大族，居睦欺间尤盛枝分派别蔓延天下”（方氏族谱序）但方腊是犯上作乱的寇盗，是方姓的异类，起义失败后四处逃亡，很难找到方腊家谱。倒是有幸看到一部手抄的《山郭谱》，其序文中隐隐约约讲到：“传至储公，镇守河南，位在开封，生钦阁老，段赐仙翁，夫人王氏，三子位尊，真应祖庙（供奉方储的仙翁庙；明县志载方储在竭村马上一指遂为喝，后建仙翁庙以祀），族表大功至应细公，时衰命赛，有始无终。因出方赖，无德无功，大逆犯上，遂矢彝伦，无辜连累，避难逃生，移寓昌溪，未迁正龙，安居陋巷，天不灭根，流芳拾世，传至兴宗，迁于红飞，不得兴隆，单传七代，至庆老公，数奇落魄，负载为生，明末清初，迁居山峰。”方腊后代四处逃亡，颠沛流离之情状，可见一斑。谱中提到的“方赖”，应该就是方腊。据《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一记，“方腊又名方十三”（有国家一级文物方腊起义刻石为证），传说是癫痢头，腊、瘌、赖三字同音。这里说“大逆犯上，遂矢彝伦”，无疑是指方腊，由于方腊造反，使其近亲“无辜连累，避难逃生”。所以方腊世居地竭村虽有个方家弄，但很少有方腊后人了。谱a中说的“至庆老公”也无从查找。村中侥幸逃出的，如果有方腊后代，也很难认祖归宗上正谱，所以至今没有发现方腊这支派的后人。
关于方腊，也是有着传说一般的故事。
据说。当初，方腊出生时就多次出现怪诞反常的现象。有一天，方腊对着小溪自照身影，竟看到自己穿戴着象帝王一样的衣冠，从此自以为很了不起，就假托邪道来蛊惑人们。青溪县境内的梓桐洞、帮源洞等都坐落在山谷幽深险要的地方，人口密集，物产繁多，有漆树、楮树、松树、杉捌的丰富出产，商人很多，象车的辐条凑集在车毂上一样聚集在这一带。方腊家有漆园，朝廷设立的造作局经常残酷地榨取漆园的出产，方腊心中怨恨却不敢发泄。正遇上朝廷搜刮奇花异石的侵扰，方腊就乘着百姓忍受不了这种侵扰的机会，秘密吸收贫穷而又无正当职业的人。救济并结交他们。众人的心已经归附之后，方腊就宰牛滤酒，召集一百多个特别恶劣的年轻人聚会宴饮。依次斟了几遍酒后，方腊起身说：“普天下国家内部关系和家庭内部关系，本来同是一个道理。现在儿子、弟弟耕田织布，一年到头劳累辛苦，略微有点粮食布帛，父亲、哥哥全拿去挥霍浪费了；稍不如意，还要拿鞭子竹板抽打，残酷虐待。折磨到死也毫不怜悯。对于你们来说。能甘心忍受吗？”大家都说：“不能！”方腊说：“挥霍浪费剩下的，又全部把它拿去奉献给仇人。仇人依靠我们的物资变得越来越富足，反而侵夺欺侮我们，父兄就让子弟去对付他们。子弟的力量支持不了。那么谴责惩罚无所不至。然而每年奉献给仇人的东西从来不会因为受了仇人的侵侮而免去，对此你们能安心忍受吗？”大家都说：“哪有这种道理？”方腊流着眼泪说：“现在赋税和劳役这样繁重，官吏掠夺勒索，农业和养蚕业所得不够满足需要，我们这些人所赖以活命的只是漆楮竹木罢了，又被官府用各种名目的赋税科条全部征取去了，不留一点儿。上天生下百姓，给他们设置官吏，本是用来养育百姓的。官府竟凶恶残暴到这种地步！天意和人心，能不怨怒吗？而且歌舞女色、狗马游猎、营造宫囿、祭祀鬼神、扩充军备，搜罗奇花异石等挥霍之外，每年贿赂西边北边两大仇敌的银绢要用百万数字来计算，这些都是我们东南百姓的脂膏和血汗啊。两大仇敌得到这些财宝。更加轻视我们，年年侵扰不止。朝廷给仇敌的奉献从不敢废除，执政者们还认为这是安定边疆的长远策略呢。唯独我们百姓一年到头辛苦劳累，妻子儿女受冻挨饿，想吃一天饱饭也不能够，大家看应该怎么办呢？”大家都愤愤不平地说：“听从您的吩咐！”方腊说：“三十年来，元老旧臣降职的降职，死的死，几乎没剩下的，现在当权的都是些卑劣龌龊、奸邪谄媚的家伙，只知道用歌舞女色、营造宫室花园来迷乱蛊惑皇上罢了，国家大事完全不关心。京城以外的地方官吏，也都贪污奢侈成风，不把地方上的政事当作重要问题来考虑。东南百姓被剥削所苦已经很久了！近年来花石纲的侵扰，特别不能令人忍受。各位如果能主持正义发动起义，全国各地必定闻风响应；十来天的工夫，就可聚众万人。地方官吏听到这一情况，一定会进行招抚，和我们商谈，不便于马上向朝廷申报上奏。我们用计策牵制他们，拖上一两个月，江南各郡可以一举攻下来。朝廷接到申奏后，也不能即刻决策发兵，预计拖拖拉拉，会集商议，也需要一个多月时间；调集训练军队和调拔粮饷，没有半年不可，这样我们起兵前后已经一年了。这时局势应已基本确定，不用担心了。况且对西边北边的外敌的钱币进贡每年有上百万，朝廷军政费用每年达十万，这些钱财大多出自东南地区；我们已经占有了江南地区，朝廷必将残酷地向中原地区榨取。中原百姓忍受不了，必定会起来反抗。西边北边的外敌知道了，也将会乘机进攻。朝廷受到内外夹击，即使有伊尹和吕尚这样的谋臣，也不能为他们想出什么办法来的。我们只要以长江为界，守住江南，减轻劳役，减免赋税，使百姓人力物力得到恢复和发展，天下四方哪个不会恭恭敬敬地来朝拜我们？十年之内，终将统一天下了。如果不这样，就只有白白地死在贪官的手里罢了。请诸位好好谋划这件事吧！”大家都说：“好！”于是方腊部署他的部众一千余人，以讨伐朱勔为号召，见到官吏及其爪牙全都杀掉。百姓正苦于官吏掠夺勒索，果然到处响应。几天之内，就聚集了十万人，很快接连攻陷几十座州县，部众发展到近百万，全国大为震动。
第二百七十六章元末农民起义
甚至于元末农民起义同样有着道家的影子。
元末农民起义是指元顺帝至正十一年至至正二十七年（1351—1367年）九月，中国元朝农民进行的反抗并推翻元封建王朝的武装斗争。朱元璋趁元军疲于对付北方红巾军，无暇南顾之机，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采取先西后东，先强后弱的战略，在具体作战中，稳步推进，集中优势兵力，先剪枝叶，然后动摇其根本，从而削平群雄统一了江南，为北上灭元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基础。
武宗（1308—1311年）以后，历仁宗（1312—1320年）、英宗（1321—1323年）以至泰定帝（1324—1328年），元朝的政治日趋腐朽。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间，换了八个皇帝。由于争夺帝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往往演成内战。比如元英宗时的“南坡之变”，文宗时的“天历之变”等。这时，国家军政大权已经转移到握有实力的蒙古大臣之手。元朝后期，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元泰定帝也先帖木儿在其即位以前，曾献给朝廷七千顷土地，元顺帝时，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由朝廷转拨给大臣伯颜的也有五千顷。献纳和拨给的土地尚如此之多，占田的实际数量当然更多。元朝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一登帝位，就把金银和田土分赐给他们。元世祖时，政府赐给大臣田一次不过百顷，以后增至千顷、万顷。以前赐田多在北方，后来更转向江南大部分如苏州等膏腴之区了。 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元武宗时，“近幸”为人请田一千二百三十顷。 每年收租五十万石，平均每亩要收四石，这样苛重的剥削，必然要陷农民于死地。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扬州广占田土，时常派人纵骑至各乡“索债征租，驱迫农民，剽掠麦禾”。元文宗时，大臣燕帖木儿请求皇帝把苏州一带的官田包租给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们转租给农民。汉族地主兼并之风与日俱增。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纳粮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在江南地区，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还随意向佃户征收丝料，勒派附加粮。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有的地主还用飞洒、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岁赐和“做佛事”。武宗时。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仁宗即位后支出更达二千万锭，其中大部分用在赏赐蒙古贵族。＇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据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众所周知元代时钞法大兴，中统、至正、至大等钞均是通货，又加上滥发钞票也就是不顾市场需求量而印钞票；除此以外，因为滥加赏赐，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只好动用钞本（用来稳定币价的，也就是说百姓可拿着钞票去兑换等量足值的金银铜等本位货币，没有钞本就无法保证币值稳定），造成币值急速下降，以致通货膨胀严重。
元朝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吏敛括 的花样无奇不有。“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 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到了元顺帝（元惠宗）时，一切**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
和残酷的贪污剥削平行，又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后）三年（1337年），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继而起。
元朝初年，政府曾屡次命令地主减租，以后这种禁令也废除了。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 年），又下令在两淮、江南“核实田亩”，但地主买通官府， 隐匿田产，而官吏又欲借此以“多括为功”，结果把两淮地区由农民耕作的沙碱土地，也作熟地充数。“苛急烦扰”，民不堪命，就在此时，激起了江西等地农民反对括田增租的斗争。
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提出了“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的起义，称“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义，棒胡烧香聚众，起义者“举弥勒小旗”。至元四年（1338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义，起义农民五千余人，“背心皆书佛字”。到了至正初， 小规模起义、暴动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三百余起。＇8＇举行起义的农民多是汉人、南人，因此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南人更加仇视。元丞相伯颜等人曾提出了要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的主张，同时又重申汉人不得执兵器，不得执寸铁，并且下今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等。这些禁令的实施，更激发了反抗的火焰。反抗蒙古统治者的各种各样的民谣到处传播。刘福通以“贫极江南。富跨塞北”为号召。当时有人说：“塔儿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儿红。南人来做主人翁”。又说：“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这些民谣都强烈地反映了当时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正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总爆发，而更主要是阶级矛盾。“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是至正十年（1350年）普遍流行于黄河灾区的一个民谣。到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果然因为挑动黄河，天下反了。这一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书贾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农民共十五万人修治黄河，同时又派兵沿黄河镇压。就是这些黄河工地上服役的农民，点燃了红巾军起义的导火线。红巾起义爆发以后。一时“贫者从乱如归”，不出数月，黄河长江两淮之间，到处揭起起义的旗帜。
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颖州，领导人是刘福通，一支起于蕲、黄，领导人是徐寿辉、彭莹玉（即彭和尚）。同年五月，刘福通率领农民军攻下颍州。刘福通长期以来即以白莲教组织农民进行反元斗争。他最初在永年推韩山童为首，称韩为宋徽宗八世孙，“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不料事机泄露，韩山童被捕，其子韩林儿逃至武安，福通即来颍州，攻下朱皋，在朱皋开仓赈济贫民，“从者数十万”。以后又相继占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