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实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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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达拉第政府一参战，立即残酷镇压法国共产党。1939年9月25日，法国政府下令解散法国共产党和逮捕在法国的共产党人。随后，在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主义当局也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解散各个民主组织和封闭各家进步报纸。他们加强镇压机构，增设密探和警察局，设立乡村警察和城市保安兵。除现有的牢狱外，还建立了许多集中营，以“特别劳动者聚居所”为名，来监禁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

法国殖民当局在军事方面，加紧增兵，在经济上增加赋税，横征暴敛，对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压榨和剥削。根据印度支那总督1939年4月10日的法令，工人的工作时间每周从60小时增至72小时，而工资却被减少。大批工人被解雇失业，一些被强拉去给帝国主义当兵。广大贫苦农民，除了向封建地主缴纳高租重息之外，还得承担法国殖民当局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各种徭役。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农民生活无着，纷纷破产。

法国殖民当局对印度支那的暴政和残酷掠夺，激起了越南人民的无比憎恨，河内、海防、西贡等大城市的工人开展了大罢工，反对延长工时，降低工资；全国农民，尤其是南部的农民，进行了反对苛捐杂税和反对拉夫抓兵的斗争。鉴于这种情况，越南共产党及时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口号。

为了集中一切力量，服务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民族独立的主要任务，印度支那共产党第六次会议，提出了暂时放弃土地革命的口号，代之以没收法帝国主义和背叛民族利益的地主的土地的口号，会议还决定成立印度支那反帝民族统一阵线代替印度支那民主阵线，以便在“革命的两个主要力量”工人和农民联盟的基础上，团结印度支那所有各民族、各阶级和各阶层，把革命的矛头指向民族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发展党方面，从1940年6月到10月，尽管帝国主义残酷镇压，党员人数依然增加了60％。

帝国主义各集团之间的战争，日益扩大和激烈，暴露了法帝国主义的虚弱，1940年5月10日，德国法西斯军队向法国大举进攻。仅仅一个多月，法国资产阶级反动派就宣布“巴黎开放”，向德国法西斯投降。

200万法国士兵被希特勒军队缴械，150名将领被监禁，在维希成立了以叛徒元帅贝当为首的充当德国走狗的傀儡政府，法国人民在德国法西斯及其走狗的铁蹄下过着苦难的生活，整个法兰西帝国的根基动摇了。法国政府的投降，使世界人民更加看清了法国大资产阶级的腐朽、虚弱、怯懦和对本国人民的无耻背叛。

法国政府向希特勒的投降，更加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的欲望，1940年9月22日，日本法西斯派兵攻打谅山，同时以6000名军队在海防附近的涂山登陆。经过在越中边境地区几个小时的较量，戴古总督慌忙向日军投降，接受日本对印度支那的控制。从此，越南人民受到法日帝国主义的双重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人民走上了奋起斗争自救的道路。

当日军侵入谅山，法军经北山退往太原的时候，北山人民在越共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于1940年9月27日奋起夺取法军武器，举行武装起义。同年11月23日，越南南部的高岭、美萩、嘉定、永隆、薄素等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又举起武装起义旗帜，并在一些乡和郡成立革命政权，实行民主权利，镇压反革命。1941年1月13日，越南南部爆发了士兵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遭到日法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但却把武装抗日驱法、建立革命政权的任务，尖锐地提出来了。

1941年2月，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回国，在高平省北坡建立印支共产党中央的秘密指挥机关。在这里培训干部，发展组织，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并着手进行印支共中央第八次会议的准备工作。黄文欢、范文同、武元甲等人则继续留在中国的广西靖西，巩固和发展越南革命的海外基地。

北坡游击根据地，属越南高平省河广县，与中国广西靖西县和那坡县毗邻。在北坡村北边的山头上，竖立着中越边界西段108和109号界碑。越过界碑就是广西靖西县，偏西为广西那坡县。从本世纪30年代开始，越南革命者黄国云、黎广波、陈山洪等，就在靖西、那坡县越中边境进行革命活动，结识了不少中国边民，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依靠中国边民的帮助，越南革命者开辟了从北坡到中国广西的若干条交通线。每一条交通线，都有中国边民的家作为越南革命者的秘密联络点。

在1945年5月印支共中央八次会议前后，越南革命者进出广西靖西更加频繁。胡志明于1941年2月回到越南北坡后，也曾多次越过边界到靖西活动。那时候，胡志明、黎广波、陈山洪等人，与他们所熟识的中国边民多人，曾按照当地传统方式聚集在一起，杀鸡取血，饮酒结拜，表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决心。依照年庚的大小，中国边民张廷维被尊为大哥，胡志明为二哥，林碧峰为三哥，陈山洪排第十，黄国云排十一，黎广波排十二。参加结义的，还有中国边民徐伟三、王锡机等。从此，两国同胞相处在一起，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广西边民们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竭尽全力支持越南革命者，为他们提供食宿、交通联络、安全掩护。在共同的斗争中，两国人民建立了深厚感情。

1941年5月10日，印支共产党中央第八次会议在北坡召开。胡志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资格主持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黄文树、长征、冯志坚、武英、黄国越、黄文欢等。会议决定建立和发展游击根据地。为了团结更广泛的力量反对日法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会议决定把原印度支那反对法日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改名为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根据北山和南部起义的经验以及高平的实践，会议决定建立人民武装，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促进和加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与会同志一致推举胡志明为党的总书记，直接领导越南革命。胡志明坚决推辞，提议仍让在国内担任过党的领导工作的长征为党的总书记。5月19日，越盟正式成立。这是一个反抗法日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组织，其成立宣言指出：“越盟主张联合一切爱国的各界同胞，不分贫富、男女、老少，不分宗教和政治倾向，以共同谋求民族的生存与解放。”

越南独立同盟在自己的纲领中规定：民族独立，领土完整；用共和代替君主制；普选；减租减息，实行耕者有其田；实行工业化；实行8小时工作制。这些广泛的纲领反映了越南广大人民和各反帝爱国政党的愿望，因而得到了热烈的拥护。越盟的纲领规定了越南人民当前的奋斗目标：“在推翻日法帝国主义之后，将按照新民主的精神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政府，并采用金星红旗作为国旗。”越共八次会议还认为，印度支那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反法西斯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印度支那各民族的命运，是和世界各个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印支共产党中央八次会议结束之后不久，胡志明又从北坡来到广西靖西。6月6日，胡志明在靖西撰写了一篇致越南全国同胞的号召书。这篇署名“阮爱国”的号召书由党中央以“国外来信”的方式公布。胡志明在号召书中写道：

“自从法兰西输给德意志后，它们的势力完全瓦解了。但是对我们的人民，它们仍然施行残酷搜刮手段，吸尽膏髓，还不遗余力地以横暴的政策进行镇压，屠杀我们人民。对外则奴颜婢膝，甚至把我们的土地割让给暹罗。无计可施、忍气吞声地把我们的权利奉送日本。因此我国人民既做法国强盗的牛马，又做日本强盗的奴隶，在两重压迫下痛苦呻吟。呜呼！我国人民有何罪竟遭受如此苦难的命运！生活在这种痛苦残酷的境况下，难道我们人民愿意束手待毙吗？不！决不！越南人民决不让人家长此奴役下去。

“今天解放的机会已经到来。法国本身已不能统治我国。至于日本人，一面在中国陷入了泥坑，一面被英美的势力所钳制，决不能用全力和我们相争。如果我们全国一致，我们一定能够把法日的精锐军击溃。全国同胞们！快快奋起，学习中国人民的英勇精神。快快奋起，组织打击法日的救国会。民族解放问题高于一切。我们要团结起来！为拯救水深火热中的我国人民，同心合力打倒日法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

“亲爱的同胞们！救国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我们越南人民谁都要担负起一份救国的责任。有钱的人出钱，有力的人出力，有才干的人献出才干。我愿跟随各位，倾尽菲才薄力，虽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各位父老和志上，希望勇于继承我们祖先充满牺牲的光荣事业！”

胡志明的号召书，很快传遍了越南各地，深深地打动了各阶层人民的民族精神和爱国心，极大地鼓舞了越南人民的爱国热情，革命运动不仅很快地在高平发展，而且迅速地蔓延到各省。参加各救国团体的越南各界人士越来越多，越盟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仅仅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它的分布已遍及越南北部的太原、河内等20多个城市和南部的西贡、嘉定等地。到1945年，越盟盟员发展到900万人。越南各地的爱国反帝组织，也以各种爱国会（如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士兵救国会）的形式，纷纷组织起来。越盟作为越南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高举金星红旗，号召全民抗日驱法、救国救家，在广大城乡深深地扎下根来。

印支共中央第八次会议开过不久，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进攻苏联，迫使苏联不得不进行卫国战争。苏联与英美和世界各民主力量结成反德、意、日法西斯集团的同盟。至此，世界大战的性质已经改变：从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战争，变为各民主力量与世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战争。如果说过去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那么，从今天起已成为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世界民主运动的一部分了。

世界大战日益扩大和激烈。在欧洲，希特勒倾尽全力向苏联发动疯狂进攻；在亚洲，由于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英正式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法西斯乘胜接连占领了美、英、荷兰在太平洋、远东和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地。法国的殖民地印度支那，实际上日本在1940年秋季就已经占领了。

对日本法西斯，法国政府采取投降态度，而对越南人民却疯狂镇压、掠夺和迫害。在此情况下，越南人民只有揭竿而起，开展武装斗争了。

1941年底成立了12个武装工作队，1941年2月、9月和1944年2月，相继成立了越南救国军3个中队。

1944年12月，成立了由游击队骨干组成的越南解放军宣传队，集中大部分武装为成立主力部队打好基础。

1945年6月4日，越南救国军与越南武装宣传队合并为越南解放军。在高平和北山开创了两块游击根据地，高平革命根据地由胡志明、范文同、武元甲、黄文欢、武英等人领导。北山一武崖根据地由冯志坚、梁文芝和朱文晋等人领导。1943年，这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为后来的解放区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为了争取国际援助，1942年8月下旬，胡志明由黎广波带路，又一次离开北坡来到中国，他这次来中国的目的，是去重庆会见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临行之前，胡志明为自己印制了名片，名片中间写着“胡志明”三个字，左右两边分别印着“新闻记者”和“越南华侨”等字样。胡志明这个名字，就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

进入靖西后，胡志明在前往德保县途中，被国民党地方警察拘留，关于胡志明被捕的原因，据广西德保县公安局提供的一份历史材料说，在德保县足荣乡，胡志明受到地方警察的盘查。当时胡志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证明书，上面写着：“兹特派胡志明晋谒中国政府，希沿途给予协助，不得留难，此证。”落款是“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除了这张证明外，乡警又搜出了好几种其他证件。乡警觉得胡志明形迹可疑，就将其带到乡公所，随后打电话告知德保县政府。第二天，县政府派来一个县警和一个职员，将胡志明押回县城。

8月29日，胡志明又由德保县城被押往靖西县城。靖西有关当局认为，胡志明既是越南人，却持有中国有关方面的多种证件，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嫌疑犯，因而决定送交当时广西省最高军事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审查。于是，胡志明被押解着，经过田东、天等、邕宁、南宁、来宾、柳州等地，于1942年12月10日到达桂林。不久，又被押往柳州，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审查。

印支共中央获悉胡志明被捕的消息后，便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首先，在10月下旬以“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的名义，自靖西拍发一份电报到重庆，给当时国民党立法院长孙科，要求释放胡志明。电报说：“敝会代表胡志明赴渝向蒋公献旗，行抵靖西被扣，伏乞电释。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

孙科接到电报后，转给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吴铁城随即电告广西省政府，要求“查明释放”。由于当时胡志明正在押解途中，尚未到达桂林，广西省政府无从查找。到11月9日，吴铁城又发电到柳州给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电文如下：“孙院长函送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来电，以该会代表胡志明赴重庆向蒋委员长献旗致敬，行抵靖西被扣，伏乞电释等情。查此案前已电广西省政府，特再电转知，查明释放，并见复为荷。”由于此时胡志明尚未押至柳州，张发奎对吴铁城的电报也未曾立即答复。

且说印支共领导机关自10月下旬以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的名义，向中国有关当局致电要求释放胡志明后，将近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