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传-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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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eh！”爱因斯坦喊了一声。那是德语——一声痛苦和绝望的呼叫。

　　　　爱因斯坦的双脚，像是钉死在地上了。杜卡斯走过来，扶他在沙发上坐下。爱因斯坦坐在那里，像一尊大理石雕像。几秒钟过去了，他一动也没动。在他思想的大海里，风暴来临了。

　　　　２天之后，长崎又遭到第二颗原子弹的轰炸。

　　　　“广岛已成焦土！”

　　　　“长崎将成死城！”

　　　　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出现在报纸上。有人开始把爱因斯坦叫做“原子弹之父”，因为他的公式E＝MC2，奠定了原子弹的理论基础；因为他写给罗斯福总统的那封信，开启了原子弹研究和制造的进程。

　　　　“原子弹之父”这个称号有多少光荣，又有多少耻辱！E＝MC2，这个伟大的公式，第一次活生生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了。然而，E＝MC2，这个伟大的公式，沾着鲜血，蒙受着巨大的恐怖。轰隆一声巨响，天空中出现一个大火球，它比１千个太阳还热，比１千个太阳还亮。这１千个太阳，没有给人世间带来温暖和光明，却在世界上投下了１千个阴影。

　　　　真是莫大的错误啊！西拉德过分担忧了，说什么希特勒会造出原子弹！希特勒把那么多优秀的原子科学家赶到了美国，他是造不出原子弹来了。战后档案资料表明，对希特勒研制原子弹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在战争初期，妄图以“闪电战”和常规武器夺得“最后胜利”的希特勒法西斯，并没有抓紧将哈恩的发现用于战争目的。后来，当急需“神奇武器”时，他们的财力已经枯竭。正如海森堡在报告中写的那样，１９４２年夏天，德国“主管部门决定不研制原子武器。这一决定使参加原子能研究的物理学家们免于承担道义上的重大风险。否则，一声令下，将会迫使他们制造原子弹。”就这样，德国的原子弹研制实验并没有能够进行。

　　　　西拉德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他在战后写道：

　　　　“到了１９４５年，我们就不再担心德国人会用原子弹轰炸我们了，而我们担心的却是美国政府可能用原子弹轰炸别的国家。”

　　　　于是，他又去找爱因斯坦，以便借助他向罗斯福呈递自己的备忘录——竭力预防对日本城市实行原子弹轰炸。爱因斯坦的信是发出去了，可是并没有到达收信人之手。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２日，罗斯福突然逝世，在他的办公桌上还放着这封尚未批阅的信。

　　　　广岛和长崎的悲剧使爱因斯坦深感痛心。安东尼娜·瓦朗坦叙述了她同爱因斯坦的一次谈话，其中就涉及这个话题。

　　　　“爱因斯坦说：‘实际上，我起了一个邮箱的作用。他们交给我一封写好的信，而我必须在这封信上签名’。我们是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的办公室里谈起这一点的。灰暗的光线通过大窗户的玻璃照在爱因斯坦布满皱纹的脸上和似乎被他视线之火烧红了的眼睛上。他开始沉默不语，这是因为内心隐忍的问题引起的沉痛缄默。他那同平时一样炯炯发光的目光转向我。我说：‘然而是您揿了按纽’。

　　　　“他迅速转过脸去，从窗户眺望荒凉的山谷和一片被古老树丛遮住地平线的绿色草地。然后，爱因斯坦似乎不是回答我，而是回答他所注视的树梢，低声若有所思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是的，我揿了按纽’”

　　　　“是的，我揿了按纽”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似乎爱因斯坦认为自己致罗斯福的信是１９４５年袭击广岛和长崎并威胁整个地球的大灾难的原因。但是，就像艾伦·杜卡斯说过，“是的，我揿了按纽”这句话，和爱因斯坦特有的关于他个人的作用以及他的行为对人类命运的作用的观念是不相符的。关于历史大事件依赖于杰出人物——“历史的创造者”的意志的观念，对爱因斯坦来说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认为自己是这样的创造者——类似的想法，如像关于自己和自己在科学上以及历史上的作用的一般想法，在爱因斯坦的头脑中从未产生过。

　　　　对此还应当补充一点，对所有熟悉核能方面工作史的人来说，致罗斯福的信是不能同“我揿丁按纽”的说法相提并论的。这件事并不是爱因斯坦在１９４５年以及后来的年代里所感到的深刻悲剧的原因。

　　　　爱因斯坦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思想家——属于隐士还是历史事件的积极参与者？有人把爱因斯坦与新时代的两个哲学家作了对比。其中一个是斯宾诺莎，他从来不和掌权的人们交往，决不依靠他们，他给自己选择了琢磨金刚石的职业，以便使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不妨碍他孤独的思考。第二个是莱布尼茨，国王们的顾问，无数政治和行政的方案的制订者，他个人的书信遗产就有１５０００封。

　　　　爱因斯坦在爱好方面接近于斯宾诺莎。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工人、手艺人、灯塔看守人的职业乃是思想家理想的社会地位。并且，他长期拒绝干预周围人们的生活，拒绝发表公开演说，拒绝积极地影响大学里、城市中、国内和世界上发生的事件。科学、纯粹的科学才是他的使命、理想和职务。

　　　　然而，在自然科学家中任何一个人也不像爱因斯坦那样，以如此大的精力如此有效地干预过世事。这不仅是在１９３９年，而差不多早在２５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了；随后，在荣誉突袭而来的年代，在旅行的时候，在同纳粹主义的斗争中，——总之，在一生中，爱因斯坦在日益增长的程度上更多地研究世界上的事务。

　　　　诚然，任何人——爱因斯坦比所有的人更——不能认为，后来的种种事件取决于爱因斯坦的活动。爱因斯坦在呈交给罗斯福的信件上签字并不是打开潘朵拉盒子的钥匙。但是，爱因斯坦的参与，尽管是最低限度的参预组织分裂铀的实验工作，以及他后来为反对把原子弹用于战争的非常积极的斗争，却是时代的突出的表征。不仅因为爱因斯坦发现了质能关系式，相对论在当时已成了某种远离人们生活、兴趣和希望的东西的象征。同时，它又是最激动公众兴趣需要的对象。现在，直觉地确信爱因斯坦的观念不仅在理论上重要，这一点开始得到证实。人类已接近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因为科学成了人类最光明的希望和最阴森的忧虑的根源。现在，拒绝积极干预就等于背叛科学：科学的存在，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和正确性要求人们的希望得到证实，而忧虑得以消除。

　　　　原子弹悲剧只是最痛苦地反映了爱因斯坦很久以来就为之苦恼的事。他对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罪恶都具有一种个人的责任感，因而特别深刻地体验到非理性地和破坏性地利用理性成就所造成的许多世纪的大悲剧。人类的理性在自然界中寻找和谐，并按其内在倾向把社会引向和谐，引向社会生活的合理组织。但在对抗性社会里，理性的果实可能被毒化，而且每一种科学思想、世界内在理性的每一种发现都可能成为非理性势力的武器。爱因斯坦坚持认为自己并非相对论的创立者，一般地说，他的思想体系是排斥这种自我鉴定的。同人类集体科研成果的融合、对整个科学所负的责任感，使科学创作的漫长悲剧的新的一幕变得对爱因斯坦来说是如此的沉痛。然而，这一沉重感并没有动摇爱因斯坦对人类能够消除原子战争的危险并把科学成果用于创造的信心。原子能本身并不威胁人类，新的自然力的滥用才威胁人类。

　　　　１９４５年秋天，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向美国广播公司评论员斯温发表谈话说：

　　　　“原子能的释放并没有产生新的问题。它只不过使得一个现存的问题更加迫切地需要解决。人们可以说，它是在量上而不是在质上影响了我们。只要各个主权国家具有很大的权力，战争就不可避免。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知道战争会在什么时候到来，而只是意味着战争一定会到来。这甚至在原子弹制成之前也是正确的。所改变的只是战争的破坏性。

　　　　“我不相信文明会因在战争中使用了原子弹而毁灭掉。也许地球上有三分之二的人会死亡。但还会留下足够有思想的人和足够的书籍能使我们从头开始重建文明。

　　　　

　　　　“至于什么时候原子能可用于和平的、建设性的目的，还不可能作出任何估计。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如何利用相当大量的铀。小量铀的应用，比如说用于开动汽车或者飞机，目前还远不可能，也不能预料什么时候才会做到。毫无疑问，这个目标是会达到的，但没有人能说在什么时候达到，也没有人能预料，到什么时候可用那些比铀更常见的原料来生产原子能。这种原料大概会是一些原子量较大的重元素，这些元素由于比较不稳定而较为稀少。这些原料经过放射性蜕变后也许大部分已经消失了。因此，尽管原子能的释放可能是、而且无疑将是人类的一大恩惠，但这个恩惠暂时还不会成为现实。

　　　　“既然我预见不到在不久的将来原子能会判明是一种恩惠，所以我必须说，在目前它是一种威胁。这也许是件好事。它可以迫使人类把秩序带到国际事务中去，而要是没有恐怖的压力，这种秩序无疑是不会出现的。”

　　　　原子核链式反应的发现，正像火柴的发现一样，不一定会导致人类的毁灭，但是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防范它的滥用。问题的焦点就是以健全的社会理性来防止把科学发现用于侵略和破坏的可能性。爱因斯坦相信，终将有一天会彻底解决这个老问题，社会在理性原则基础上被改造，并会为人们的利益而充分利用科学上的发现。

　　　　可是，这种信心照例没有消除悲剧，也不允许爱因斯坦忘记，昨天在广岛发生过的事，明天还可能在其他城市发生。这种信心也没有使爱因斯坦卸脱对科学利用的路子所负的道德上的责任感。爱因斯坦一辈子都不能容忍社会的矛盾，甚至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这些矛盾，不会降低到社会和道德的冷淡和日常生活上妥协的地步。

　　　　１９４６年５月，爱因斯坦同爱伦堡谈过原子弹悲剧。爱伦堡的回忆录中有如下记载：

　　　　“当我见到爱因斯坦的时候，他已年过６旬；长长的花白头发使他的容貌显得苍老，并使他具有上一世纪音乐家或隐士的某种风度。他没穿西装上衣，只穿着一件高领绒线衣，一支自来水钢笔插在高高的领子里。轮廓鲜明，面庞机智，一双眼睛惊人的年青，时而忧郁，时而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它们忽然充满热情地笑起来了——我是不怕用词的——孩子般地笑起来了。头一分钟，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位深沉的老人，可是只要他说起话来，只要他很快下楼到了花园，只要他的眼睛刚露出愉快的嘲弄的神情，最初的印象就消失了。他年轻，因为他具有不随年华而消逝的青春，他自己用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表述过它：‘我活着并疑惑，因而所有的时间我都想弄明白’”

　　　　爱伦堡记载下了爱因斯坦的某些看法，其中包括对原子弹的看法。爱因斯坦认为特别可怕的是，在美国有许多人并没有把广岛和长崎的毁灭同对地球上出现人之后十万年中积累起来的道德理想和文化珍品的担忧联系起来。爱因斯坦认为，忘记此事是对文明的最大威胁。他对爱伦堡说：

　　　　“在中非有过一个不大的部落——我说‘有过’是因为，我老早读过关于这个部落的记载。这个部落的人给孩子们取名：高山、棕榈，朝霞、鹞鹰。当一个人死后，他的名字被禁止使用，成为禁忌。这样一来，人们不得不替高山和鹞鹰寻找适当的新词。可想而知，这个部落既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没有神话。因此，它也不能发展——几乎每年一切都只好从头开始。许多美国人就像这个部落的人我读了《纽约人》杂志上一篇关于广岛的令人震惊的报道。我打电话订购了一百份杂志，分发给了我的学生。后来，有个学生向我致谢，还兴奋地说：‘炸弹真神奇！’当然，还有别的话。但这一切令人太沉痛了”

　　　　爱因斯坦的悲剧和非古典科学的悲剧在于，科学的唯理论精神和科学应用的非理性性质的脱节。科学的哲学结论、它那激情的伴奏曲、它那道德的等价物，说明理性对主权要求的理由，非古典科学反对非理性主义，并且从宇宙和谐的理想不可避免地转向道德和社会的和谐。但是，科学的结论又常为社会组织中的非理性主义所利用。因此，对爱因斯坦来说，反对原子弹威胁的斗争就是反对社会不义的广泛斗争的一部分。

　　　　爱因斯坦比同辈人中任何一位自然科学家都更深切地经受过科学被用于军事侵略的悲剧。直接参与研制原子弹的人也许更尖锐更痛苦地经受了广岛的惨祸。对爱因斯坦来说，问题不仅在于一系列的核研究，其实他本人并未参加这些研究，而在于整个科学。从另一方面说，美国原子机构的活动最突出地表现了科学对非理性势力的依赖性。从军事部门、工业康采恩以及依赖于它们的大学和研究所的各种会议记录中，可以隐约觉察同一个非理性的恶魔。这个恶魔现在不诅咒科学，但是它迫使科学为它效劳。爱因斯坦从抽象思维的顶峰看到，整个科学都陷入了对和无私地为真理服务格格不入的、敌对的阶层的严重依赖中。对爱因斯坦来说，科学是为某种超个人的和理性的东西服务的自由思想的同义语。科学为实际利益服务，不仅不违背自己的理性内容并且以最充分的方式实现这个内容，如果实际利益是根据理性和科学，因而是根据真理和正义合理地改造社会和自然的话。合理的、和谐的社会实践乃是自由的与和谐的发展的基础、合理的思维的基础。这种认识就是爱因斯坦战后极力反对原子弹威胁的全部理论基础。

　　　　★最后的宣言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０日，在纽约诺贝尔纪念宴会上，爱因斯坦发表了“战争是赢得了，但和平却还没有”这样一个讲话。讲话稿是爱因斯坦的朋友、历史学家卡勒尔根据他想要讲的内容起草的。爱因斯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