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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部分

驼峰航线"-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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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一:《龙之翼》。

第十九章 一批没了,再上,再上!(1)
  飞越“驼峰”英雄人物五:华人杰1999年开始采访“驼峰”航线,第一个结识的就是华人杰。
  华人杰是1944年从昆明西南联大被选入中航的,其他同学都做了副驾驶,只有他成了一名报务员。
  老人说,第一次正式上机、第一次飞“驼峰”、第一次就遇上了迷航。当时是强降雨,坐在座舱里,外面的雨下得那个大,像瀑布一样,顺着风挡玻璃往下淌。机长叫寇卓恩(R。 W。 Coldern,于1945年驾驶中航77号C…47在驼峰上空失踪。笔者),也是被邦德刚从美国招募来的,对航线、地形都不是很熟悉,那天从汀江出来后就是盲飞,进云后遇到这么大的雨,怎么也飞不出去,发现航向不对了,没见过这架势的机长问副驾驶,副驾是我的同学,和我一样,也是才上天,一问三不知。这下可好了,等于三个“外地人”在暴雨之夜挤在一辆不知开到哪里的破车上,三个人大眼瞪小眼的,222副驾还直抹眼泪,他们两个全看着我——此时罗盘失灵,无线电定位仪也不正常,希望就寄托在我这部电台上了。那种天气,就是电台是好的也不好用,耳机里全是杂乱的电磁波信号。我也慌啊,越慌越紧张,那汗流得,和外面的雨似的。运气啊,实在是运气,我三弄两弄的,竟然和地面联系上了。恰巧有两架飞机已经到达,说了空中这个情况。于是地面让我们做十一度修正,估计他们是大致猜到我们迷航的位置,否则也没有这个胆量“修正”。我们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也不管行不行,就是赌一把,做最后一搏!
  那天幸亏虽然是强降雨,但没有强气流,再有,罗盘和定位仪失效,但电台还是好的,否则,今天我就不能坐在这里和你说话了。老人说。
  瀑布一样的大雨中,一架C…47艰难地穿行在其间,闪电、雷鸣,不时地在它旁边,不是闪在它的机身上,就是炸在它的蒙皮中
  华人杰:“实在是太险了,但也奇怪,飞机一过了云南驿,一切都风平浪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躲过了大雨中的迷航,还有一次到了家门口——巫家坝机场上空,能见度不好,飞机降不下,碰巧电台又坏了
  电台坏了,一点“辙”都没有了,又是大雾,盘旋了好一会儿,快没油了,三个人连降落伞都背上了,就要跳了,机长大喊一句:“看到了——”
  老人说,机长哪怕再晚喊两秒钟,他和副驾驶就都下去了。
  华人杰:“幸亏没跳。别看我们来回都背个伞煞有介事的,其实,谁都没专门学过跳伞,跳出去是什么滋味、能不能平安落地,没有一个人敢拍自己胸脯说行!”
  “真的?”听了老人的话,我大吃一惊!
  “你去问问其他的人,看谁学过跳伞。”老人笑着对我说。
  老人在中航的时间不长,只有三个多月,就离开了。
  问老人,为什么离开,是不是害怕?
  华人杰笑了,那个时候,哪有害怕的,是“组织”让他离开的。
  对了,想起来。老人在大学里,就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是听从组织安排,华人杰才离开中航,到别的地方战斗。
  真正使老人“声名大噪”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美国“飞虎协会”、“驼峰”协会组织过几次二战老兵来中国,作为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的华人杰理所当然地出面接待。
  “人家是到当年出生入死战斗过的地方故地重游,结果却出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
  老人难过地对我说。
  2001年7月3日,我正在老人家中和他闲谈,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老人拿起电话,一阵急促的声音传过来。很是说了一段时间,老人才放下话筒。老人坐在椅子上,沉思很久,对我说,缅甸打来的,一个倒红柚木的商人,在那边丛林里发现了四架当年的飞机,估计是C…46、47,以为发大财了,把开过去的日本人的越野车都卖了,柚木生意也不做了,雇几个人在那里看着,想让我帮助联系美国那面。唉,人家当年拼着性命帮咱们打仗,现在反而要靠卖人家的尸骨索钱,这良心上也说不过去啊,云南也有几个人,说是帮助飞虎队找飞机,向美国人要钱
  那一天,和老人谈得很晚才走。和老人告别时,老人说,8日再给他打电话。到了8日那天,我把电话拨到老人家,一个陌生的声音听完我的说明,用低沉的语气告诉我,家父,已经离开了
  那天晚上,我一夜未睡,一直想着老人那句话,把发现飞机残骸的准确位置告诉有关方面
  飞越“驼峰”英雄人物六:温良恭俭让的副驾驶——周柄日本人一路烧杀抢掠地进入长沙后,和那些不愿当亡国奴的热血青年学生一样,周柄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沿着长江一路上溯,来到昆明西南联大。1944年中航到西南联大招收副驾驶,那个冲破层层拦阻,从长沙跑到抗日大后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批被录用的大学生之中。
  和别的工科生有点儿不同,周柄在大学里面读的是“政治系”。
  生就一副慈眉善目,总是一副笑容。2001年在北京第一次见到老人,就感觉他“写”
  在脸上的慈祥与和善,绝对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真诚!
  “国统区”竟然也有“政治学”,我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就问:“伯伯,你们难道也学‘政治’”?

第十九章 一批没了,再上,再上!(2)
  笑而不语。
  缠了老人许多次,一定让他讲飞“驼峰”的经历。每次,周柄总是笑着巧妙地把话题引向别处。也许是看我的确真诚,最终,老人找出自己精心保存的照片和文字复印件送给了我。
  后来,总是不断地给老人打电话,也肯定是被我三番五次地“搅”烦了,觉得实在是拗不过我,老人终于在电话里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不容易啊,实在太不容易!”
  有老人告诉我,周柄啊,那个人才好哪,做事踏实,又兢兢业业,飞“驼峰”时,他是副驾驶,很多机长都愿意带他飞。
  在中航飞“驼峰”将近一年,周柄飞的几乎都是夜航,总共有一百五十多个来回,三百多次。
  月色撩人。
  汀江机场,跑道上,随着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满载的C…47抬起机头,钻入茫茫夜空中。
  机舱内,仪表盘上各种仪表的指针和读数均发出蓝色的微光。发动机轻快、柔和的声音萦绕在耳边。在夜空中,这种声音是安全、是生命的保障。
  抬头向舷窗外看去,星月交映,神奇的大自然此时带给人的不是惊恐,而是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如果不是该死的战争、如果不是日本人入侵这个美丽的家园,没有硝烟,没有战火,没有杀戮,每个人都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过着宁静的日子,那该是多么愉快的事情!
  然而,一切只是假设。
  宁静的月光没有持续多久,前方就出现了“云遮月”,想都没想,C…47毫不犹豫地一头扎了进去。
  周柄:“夜航飞‘驼峰’,我们一般多半程是盲飞,这时仪表的可靠性就非常重要了。罗盘显示差一度,可能我们就要偏出十几公里,可如果一旦差了,哪是一度的事情啊,我是副驾驶,飞机一起来,几乎就盯着那几块表,生怕出错。什么云、雨、雾,不躲不绕,往里飞就是。”
  远征军把密之那拿下来之前,白天飞要比夜晚飞紧张得多——日本人零式机随时出没。
  “驼峰”飞行后期,远征军把密之那拿下来后,不必飞北线,相对来讲要比前期安全一些,但也是麻烦,飞机性能不行,“驼峰”、横断山脉既无地面站又无导航台的,怎么样都不好飞,冰山雪峰不说,一个多变的气候就足以让整个机组都难以应付。可即使再不好,大家也都不愿意太往北偏,喜马拉雅山脉,虽然只是个尾部,但和日本人零式机相比,也安全得多。毕竟,日本人不是时时刻刻都出来啊。所以,飞南线,一般都带着侥幸心理。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紧盯着外面,要是夜间,好家伙,就是期盼仪表、导航千万别出错。
  周柄:“那一次我们一出来,是白天,机长让我什么都别干,就看着外面。看着看着,突然风挡玻璃上出现一个黑点,这个地方有黑点,肯定是零式机啊。我大叫一声,日本人——机长马上就俯冲,进了山沟。‘黑点’也跟着进沟,就在我们‘对面’,不对啊,零式机速度再快也做不到这个水平,我伸出手,在舷窗玻璃上一摸,‘黑点’没了——一场虚惊!”
  精神上高度紧张,老人说。
  再让老人讲,老人笑了,“只要飞那条航线,几乎每个人的经历都大同小异,只要是摔不下来就继续飞。不说了吧。和那些同伴相比,我们只是活了下来,其实,也没什么。”
  飞越“驼峰”英雄人物七:与一个老人的通信——硬汉邓重煌无论是按时间顺序还是按“资历”,把1943年进入中国航空公司并在“两航”起义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邓重煌放在这里肯定不太合适,因为下一节和“驼峰”航线上最重要的一个点——密之那有直接关联,所以,只好按这个时间顺序把老人排在此处。
  很早就知道老人的名字,等到我按图索骥找到老人住处时,老人已到美国子女那里居住几年了。
  向几位老人打听邓重煌在大洋那边的新地址,老人们都说,孩子,别找了,即使找到了,他也不会说的,他犟得很。
  感谢在香港定居的黄元亮伯伯,他把邓重煌在美国的地址寄给我,并又为此专门给邓重煌写了信。
  这边,我也给老人写了一封信。
  十五天之后,老人回信给我:“我老了,听力已经不行了,不要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问题,你写在信中,我回答你。”
  曾在某个老人那里见过邓重煌的照片——严肃,不苟言笑,身材高大健壮,一点都不像地道的广州人。
  真是文如其人,但还是有门!
  于是,我马上再次给老人写信,记得在那封信中,我一共问了老人十三个问题,其中,竟有“失踪”和“牺牲”有什么区别这样的白痴“问题”。
  又过了半个月,老人回信了。
  在这封信中,老人第一句话就说,我必须坦率告诉你,在“驼峰航线”上,“失踪”
  意即“牺牲”,“牺牲”也意即“失踪”,它们是同义语!
  八十八岁的老人,写给我的信,字都是歪歪扭扭、缺胳膊少腿的。老人说,我八十八岁了,耳朵不好,手也发抖
  和老人一年多的联系,全是在信中完成的。
  老人的第一封信:小童,我的朋友:同时收到你两封来信,禁不住将尘封许久的往事浮现眼前,不是没话可说,而是要说的话实在太多太多,一下子又不知从何谈起。两天来,想到“驼峰”,想到那段岁月,我就心神不定。今天,终于决定提笔写信给你

第十九章 一批没了,再上,再上!(3)
  我是在1943年加入中国航空公司,被公司录用后,马上送到加尔各答“培训”,一个月后,即上机飞行。那哪里是什么“培训”,那时的“模拟机”连现在小孩子的玩具都不如,电子显示什么的都没有,就是一个壳子里面焊了个驾驶杆。而且,我开始飞行后才发现,“模拟机”竟然和我所要飞的飞机内部布局截然不同。
  飞行时,空勤机组规定是应该三个人,即正、副驾驶和报务员,但在1944年之后,情况变化特别大(主要是牺牲),不仅是报务员,连副驾驶都招不到,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总是我和机长两个人飞
  你问我那时飞行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我现在还能感觉的,就是疲倦,没日没夜地飞,既要和天气斗,又要警惕日本人的飞机,神经绷得再紧,也有松弛下来的时候,一旦松弛下来,就不管那么多了,只想闭上眼睛打个盹。那时就想,摔就摔吧,击落就击落吧,两眼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也好,就实在坚持不住了。
  可毕竟还活着,活着就得飞!
  有一次我们从昆明返汀江,起飞时正是黎明日出之际,我们的飞机一路向西,贴着云头飞行。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下面,是一层密云,云面不高,云头不是平面光滑的,有高低突起部分,太阳从我们后面照射过来,飞机的影子就印在突起的云头上。
  那时正轮到我休息,机长把杆。蒙眬中的我看见一架飞机迎面而来
  “要撞上了!”我大喝一声,紧急拉杆操纵飞机躲避。机长也被我的举动吓了一大跳。
  可那影子依旧向我飞来,但却和我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再定睛细看,原来那是我们自己飞机的影子。你看,这都是太疲倦造成的。 你的朋友:邓重煌 2003年10月29日老人尘封许久的记忆终于向我打开了。
  不久,我又接到了老人的第二封信:小童,我的朋友:你问我遇到过几回危险,这让我很难回答,因为每一次飞行,在我们眼里,都是一次冒险、都是一次赌博,可每轮到谁上,都是没有二话,背起伞包就走。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国家就剩这么一条通道,只要是仗还在打,空运就不能停下来,空运不能停下来,就得有人去做。我不去,你不去,总得有人去。作为一个青年人,能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当逃兵吗?再说,中航各方面都不错,不做这个,就失业。
  我们在“驼峰”上飞行是不分昼夜的,也不管天气好坏,24小时都在飞。此时,很多制度已经形同虚设,如何换班也没有明确规定。原来飞个汀江——昆明来回就应该换班,但因飞行员缺乏,常常是无人来接班,货物还等待急运,所以只好接着飞下去。
  两名飞行员只好在空中轮流把杆飞行、轮流休息一会儿。
  由于任务繁忙,又缺乏机组,我们每个月飞行都在一百四十个小时以上,上封信中说过,我是1943年进入中航的,和那些老驼峰们没法比,但在“驼峰航线”飞行时间,应该在一千八百个小时以上。我知道,飞“驼峰”的统计是按“来回”统计而不是按时间算。
  至于你问我的“最难忘的一次飞行”和“最危险的一次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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