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门外的孩子-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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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我和孝慈听在耳里，好受多了。　　　　
　　王升奉命劝退　　　　
　　从大二开始，每隔一段时间王升会邀我和孝慈到他在和平东路的家去吃吃饭，我们叫王升夫人熊慧英女士为“王伯母”，因为我们一直喊王升为“王老伯”。这种称呼其实不妥，因为他比经国先生还小七岁。有一次他要我和孝慈改口，不要叫他“老伯”，他说父亲是他的老师，要我们以“师兄弟”互称，我们忙说怎麽敢当，後来就一直没改口，直到今天还是称他为“老伯”。每次到王升家吃饭等於是打牙祭，都是由王伯母亲自下厨。当我和孝慈从美国回台後，几乎每年生日，都是在王家过的，除了他外放巴拉圭那八年期间中断，没有一年例外。所以每年元宵节前，就会接到追随王升数十年忠心耿耿的参谋王耀华电话提醒我们前往。　　　
　王升几十年来对我们的用心，很令我们感激，他多少在心理上想分担一些父亲无法养育我们的自责，也似乎在设法弥补母亲猝然过世所造成的遗憾。外面传说，我和孝慈是王升受父亲之托，把我们放在他家从小带到大，则绝非事实，我们从未在王家住过一晚。王升和宋时选应当是奉令负责照料我们生活，包括把费用送到新竹，交给外婆或二舅　若。直到大学毕业，成年之後，孝慈和我与王升之间才有直接来往。长期他扮演长辈角色，我们对他的意见很少违逆。　　　　
　　当宋时选劝阻无效、铩羽而归後，便由王升来继续劝说。　　　　
　　有天下雨的夜晚，他来到连云街，用宋时选雷同的说辞，要我放弃赴美，并以确切的口吻保证，如果我同意留在台北，照样可以有很好的仕途发展。他也强调旧金山侨社的复杂，他说除了左派，还有独派，并以两年前（一九七○）在纽约发生“台独”分子刺杀父亲的事件，提醒我万一发生什麽意外，这个责任谁担得起？王升本来口才就出了名，那晚更是说尽了好话，就是希望我改变初衷，留在台北不要出去。他直说了，是受了父亲之托来劝服我的。　　　　
　　坚持走自己的路　　　　
　　可是，我真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父亲的意思。虽然王宋两人讲了许多理由，还是牵强，很难让我觉得有道理，我只是去做个小小的“副领事”，哪有可能引起独派或左派分子的兴趣而会对我如何？况且七十年代初，海外晓得我背景的人是少之又少，就是知道了，在美国这麽开放的社会里，绝不至於有人会冒进。他们说辞中，最不能让我接受的，反而是他们的保证，说只要我不出去，照样可以在“外交部”里晋升等等。这和我以参加“外交特考”方式进入“外交部”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我从来不以特殊的身份看自己，也不想要别人用特殊的眼光来衡量我。我所追求的，不过是做“单纯的自己”，工作若有进展，也只是由“单纯的自己”奋斗得来的。我从不奢求得到优於别人的待遇，但为什麽现在连做“单纯的自己”都要那麽难？设若我顺着王升的意思不外放，一直待在部里依靠蒋家关系做事，将来哪有本事去公平竞争？仅借由外来的关照，在职务上有所升迁，这不是我所要的，它不会持久，更有局限性。　　　　
　　最後，我很坚决地回　王升，我还是要去旧金山上任，我所企求的只是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不要什麽特权。我把内心的挣扎向他详细地说了一遍，更要求他向父亲转报我的思考，企盼给我一些属於自我的空间。我强调，我不要别的，只要“和别人一样”。他拗我不过，只好失望地说他回去反映反映，设法说说看，但没有把握。他离开後，美伦心情也沉重起来，没想到具有这种看似比别人要强许多的背景优势，反而滋生了困扰，这是外界很难相信的事。　　　　
　　当夜，我彻夜难眠，半夜一点多乾脆起床，趁着夜深人静，走到书桌提笔就写了一封长信给父亲，清楚陈述我之所以坚持外放的五大理由。隔了叁天，王升再次来到住处，仍像上次一样劝我不要赴美，但语气和缓多了。我用非常温和的态度，坚持立场，同时当面交给他前晚深夜写好的信，请他转呈父亲。他看到我丝毫不动摇，也只有笑笑，望着我说：“你的固执，倒有几分像他。”　　　　
　　改调华盛顿首府　　　　
　　又过了叁天，再次碰面时，王升只好妥协了。他说已把我的决定作了转达，既然我执意“外放”，那就改到一个华侨较少的城市去父亲才放心，看来看去，美国首府华盛顿是行政中心，侨胞相对较少，只要我同意，可请“外交部”改派人事命令。我说只要正常“外放”，去哪里我都愿意。两天後，王升亲自去见沈昌焕细说原委，也因此沈昌焕才恍然知道经国先生是我父亲，他当即交代人事处，将我从旧金山改调“驻美大使馆”担任叁等　书。我尚未到旧金山“总领馆”报到就改调他馆，还是“外交部”头一遭。　　　　
　　由於没有接受王升的劝说，使原本的困境变成了转机，不仅维持前往美国“任职”，且改派的地点更是所有“外交官”的第一志愿　“驻美大使馆”。如果我没经过华盛顿的历练，往後在政界可能会走上不同的一条路，说不定永远没机会一步步地从科长到“司长”、“次长”，再出任“部长”，後来做到国民党　书长和“总统府　书长”。如果没有一九七叁年的坚持，往後在政坛的走势也就有限了。命也？运也？　　　　　　　
咫尺父亲天涯路　　　
我政治生涯後半段的发展，不可否认多少得到蒋家间接的庇荫，但这已是在我担任“外交部次长”以後的事了。　　　　
　　那段期间，有些人侧面耳闻我特殊的蒋家关系，误以为我能上达天听，便以我能感受到的方式略施小惠，他们或许在盘算，有朝一日，说不定我会回嚏他们一臂之力；他们不知，我和父亲之间完全没有互动管道。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物倾靠在孝武、孝勇那边。七十年　　　　　　
代末期，若干好友婉转提醒我和孝慈，有人在暗中抵制我们，这些情形我们了然於心，却强化了我们的意志力，要将全部心力投注在工作岗位上去寻求突破、改变现状。　　　　
　　“蒋家因素”在人生道途上所造成的意外磨难，对我和孝慈确实反而成为一种激励。我早就学会把身世带来的痛苦隐藏起来，绝不允许它伤害到无辜，譬如自己的孩子和家人。婚前多次要求与父亲见面，都没有结果；到娶妻生子，更渴望见父亲一面，相信父亲若是看到美伦和可爱的蕙兰，他老人家一定会很高兴，能让父亲快乐就是孝顺。这个单纯的心愿，每次都石沉大海。　　　　
　　我和孝慈很能体谅这事的难处，若真要会面，地点就不容易找，万一有闪失，後果可以很严重。除了对王升支吾的搪塞感到沮丧外，我们又能做什麽？要是在一出生就失去父母，长大後根本对双亲没有概念，也就不会有所思念，更没有会面的渴望。但是，我和孝慈境遇不同，世上找不出第二个相同的例子。虽然像孤儿般由外婆带大，但我们懂事後就知道自己父亲是谁，且近在咫尺，怎麽可能不想早点见到他？　　　　
　　蒋家到底给了我们什麽？　　　　
　　白天工作繁忙比较容易压抑，但每到夜深人静，心绪就容易起伏。结婚成家後，更多了一层责任的驱使，常常觉得愧对妻子。一九七七年从美国回来後，有几个夜晚，妻儿都睡了，我在书房看书到半夜，积极准备“甲种外交特考”。有天半夜看完书，走进卧房，望着熟睡中的妻子和七岁大的蕙兰、一岁多的蕙筠，因为就是当天早上，王升回　还是没法子安排见到父亲，一阵心酸感到好对不起她们，我眼泪流了出来，叹口气，摇摇头，又静悄悄地走回书房。　　　　
　　那一阵子，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梦见父亲。有一晚，在梦里模模糊糊地见到父亲笑容满面地远远迎面走来，穿着轻便夹克，我好高兴地连叫几声：“爸爸！爸爸！”他还笑着抚摸我的头，然後一下子就不见了。我急着再叫：“爸爸！爸爸！”到处找他，我急得眼泪从眼角流了出来。　　　　
　　美伦被我喊叫声惊醒，急忙把我轻轻摇醒，她听到我在睡梦中的低声饮泣，她摸摸我脸颊，是两行温热的泪水。美伦顺手将我搂在怀里，叫我不要难过，她自己却也跟着哭了。　　　　
　　第二天一早，我若无其事地到“外交部”上班，出门前，我感慨地跟美伦说了一句话：“蒋家到底给了我们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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