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教父-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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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和经纪人总是自动把他们年会的代表权委托给管理层。公司或银行集团，要想兼并或向股东收购或做其他有关这方面的事，第一步是同管理层策划这件事，还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由于投资银行家希望始终受到公司管理层的欢迎，没有人承担得了不按规则游戏的名声。与此相应，公司官员们也从不支持任何危及其他公司官员职位及特权的提议。因为他们期望由此得到其他俱乐部成员给予的相同礼遇。这就像战争中被俘的军官总是得到优待一样。抓获军官的一方使其相当安适，因为他们期望一旦己方的军官被对方抓获，也能得到同等的对待。时代已经有所变化了。公司的购买者在事先没有同管理层商议的情况下，会毫不犹豫地向股东出价购买。投资银行家在为自己或客户办理这类事时，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例如，1964年就有人报价收买弗朗科—怀俄明石油公司（Franco—Wyoming Oil pany）的多数控股权并被接受。北方输油管公司的情形也与此类似：即公司的经理持有大量与业务经营无关的市场证券。
离开布什内尔的办公室之前，在失望和恼怒之余我告诉两兄弟：我将参加下届年会，以口头备忘录的方式向其他股东表明我的观点，并要求记录。他们听到这个声明似乎很吃惊，但很快回答说，当然欢迎我参加年会。说完这些，我就告别离开了。
年会于1927年1月初在宾夕法尼亚州石油城，一个真正的小镇举行。先要搭乘火车到匹兹堡，然后再费周折转车到石油城。我独自出门，在普尔曼式火车卧铺上过了一夜，然后搭乘一辆摇摇晃晃的当地火车，在一个非常寒冷并且飘雪的日子到了目的地。到石油城开会的公司官员寥寥无几，但却足以举行会议——与会者包括5名公司职员和我自己。我想找外面来的股东，却白费力气。与此同时，布什内尔先生的属下却仔细地审视着我，好像我是另一个星球来的怪物。实际上我真的成为孤家寡人。经过几道程序，一名职员宣读了一份事先写好的纸条，提请通过决议及公司1926年的年报。另一名职员立即赞同这个提议。我站起来，得到准许发言。
“请问主席先生，年报在哪里？”片刻尴尬的沉默。
“对不起，格雷厄姆先生，年报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准备好。”
“但是布什内尔先生，”我惊诧地问道，“怎么可能通过一份还没有准备好、无法看到的报告？”
布什内尔与他兄弟窃窃私语了一阵。
“我们总是用这种方式处理这类事的。赞成的人可以说‘同意’。”
除了我，其他股东代理人都同意了这个提议。又经过几道程序后，主席说该轮到闭会了。我又匆忙站起来：“我们在纽约已讲好，我想读一份与公司财务状况有关的备忘录。”接着是一阵简短的讨论。
“格雷厄姆先生，请把你的要求改成提议形式好吗？”我照办了。
“有人支持这项提议吗？”一阵宁静，沉默。我没料到他们来这一招，可是我没从纽约带人过来支持我。
“对不起，格雷厄姆先生，我没听到赞同声。提议无效。”
“但是你们很明白，我千里迢迢到这里就是要宣读这份备忘录以便写进记录。你鼓励过我，布什内尔先生。我以为你从礼节上说也应确保我的提议得到支持并宣读。”又一阵简短的讨论，然后他说：“我非常抱歉，无人愿意支持你的提议。有人提议休会吗？”会议就结束了。带着掩饰不住的窃笑，布什内尔的属下们鱼贯而出。
我感到自己像个傻瓜一样受到羞辱，我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惭愧，对他们给我的待遇感到愤怒。我只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平静地对主席说，我认为他们不给我发言的机会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下一年我还会再来，那时我会带支持者来，等等。
我完全兑现了我的正当威胁。实际上我个人在1927年1月令人沮丧的失败结果是一份巨大的财运。因为这样，我当时就有整整一年时间准备作战计划，并且增加我的金融赌注。我用日益增加的现有资本，购买了北方输油管公司更多的股票。我动用了我冒险得到的尽可能多的合伙人基金。作为一名顾问，我与弗雷德·格林曼享有盛名的律师事务所库克，内森和莱曼（Cook，Nathan ＆ Lehman）打交道。主管是阿尔弗雷德·库克，一个极富才能、声名显著的人物，但是——我必须补充一句——他更是一个自负、虚荣的人。
在我的金融读物中，我偶然发现一个当时不为人知的情况。我发现，有许多州已通过法律，要求公司通过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通过把所有的代理选票全都累加投在一名董事上面，即使只有少数人支持的股东也能确保他自己的当选。宾夕法尼亚州就是其中的一个。北方输油管公司是在宾夕法尼亚州注册的，按照它只有5名董事的小型董事会规模，只要有1／6的股票代理权就可以选一名董事，只要1／3代理权就可以选两名。我向股东游说，向他们争取赞同减少资本的决议的代理权，并请他们选出两名能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的董事。我们并不打算选举出董事会的大多数，因为那样将使我们承担起负责经营公司的责任。我们知道自己没有权力承担此事。
阿尔弗雷德·库克要求获得一份股东名册，我们获准可以从公司档案中复印。很明显，布什内尔兄弟以为我们不可能做任何事，否则他们可能会迫使我们为了得到这份名册而打一场代价高昂的官司。我们准备了一份材料开始做这个案例。库克、格林曼和我都努力投入其中。应当说事情做得很好。公司用它通常的傲慢方式作出答复，拖延解决所有实质性问题，宣称它有卓越的能力决定什么对公司、从而对公司股东最为有利。它用不是很高明的影射方法指责我们的动机是出于私利而干涉他人事务。
由于大股东不多，我们准备亲自访问每一位持有100股以上股票的股东。公司通过其职员及布什内尔一家也做了类似的努力。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代理权。它拥有9200股，占全部股票的23％。我安排了一次与基金会财务顾问伯特伦·卡特勒的会面。他彬彬有礼地听着，但却相当明确地表示，基金会从不干涉它所投资的公司的经营。我尽力向他解释说，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与北方输油管公司的经营没有任何关系；这仅是一个由股东作出的、与公司过剩资金使用有关的决定。但我还是徒手而返。
我发现这是自己第二次接近小约翰·D·洛克菲勒。第一次是作为帮他筹资建立费·贝塔·卡珀基金会（Phi Beta KappaFoundation）的团体的一员，我收到一份有他签名的请帖，邀请我到休假俱乐部进午餐。我猜想这顿午餐的代价会很昂贵。但是与这位亿万富翁慈善家会面的荣耀，唤起了我的虚荣心，消除了我的谨慎，所以我就去了。他只请了一小批能为这项基金提供捐款的客人与他同桌进餐。我勉为其难出资500美元。我觉得这是一段帮助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相当独特的经历。费·贝塔·卡珀基金会很快成立了。从那时起它就开始出版一份名为《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的好杂志。
下面我们回到1927年北方输油管公司代理权战役：格林曼和我在休假俱乐部会见库克，讨论我们的战略，特别是与洛氏基金会代理权的关系问题。很凑巧，我们瞧见小约翰·洛克菲勒坐在我们隔壁一张桌子处，与一名身着运动服的年轻人共进午餐。后来证实，这名年轻人是小安德鲁·梅隆，是拥有数百万家产的金融巨头兼艺术品收藏家、后来成为美国财政部长的安德鲁的儿子。这次邂逅使我们心动，有一会儿阿尔弗雷德·库克认真考虑过如何接近洛克菲勒，邀请他讨论我们的代理权之争，请求他的基金会予以支持。但很快我们因这个主意很鲁莽而予以否决了。
虽然如此，我们在获得其他代理权上还是做得出奇的好。现在回想起来，我仍惊讶于我们的成功，因为后来的经历告诉我，当你大声疾呼时，你面对的是一大群毫无责任心的股东，同时还要面对在公司已树立牢固地位的管理层，这样，即使是一个很有理由、合乎逻辑的事件，也很难进展下去。
1928年1月，召开年会的日子到了。我再次前往石油城，但这次不是孤身一人。陪同我的，是库克手下的3名律师，包括著名的阿尔弗雷德本人，还有亨利·斯格伯德，蜚声天下的费城事务所的合伙人，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顾问。我们还掌握了颇多的代理权，足以使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提前一天到达石油城，安顿在最好的（也可能是唯一的）一家旅馆。我们同布什内尔兄弟举行了预备性谈判，同意当天晚上审核代理权，以便节省会议时间。管理层看到这么多他们自己的代理权在过期后被我们接管过来，既吃惊又困窘。过了这么多年我还记得，当我们取得了某人300股股票的代理权时，老布什内尔情不自禁地痛苦感叹。“他是我的老朋友”，他气喘吁吁地说，“当他把代理权给我时，我还请过他吃午饭呢。”
在第二天会议开始前，管理层要求先商谈一下。我们控制的代理权超过1．5万股，足以使我们选出董事（因此我们获得了除了属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外的大约一半选票）。布什内尔总经理现在非常服帖了。他认为找不到任何理由在会上公开争论，免得每个人都尴尬。他很乐意接受我们这一方提名两位董事，并把他们写进公司候选人名单。这样，选举就一致通过了。阿尔弗雷德·库克提名我和斯格伯德作为董事。布什内尔试图让库克本人——或别的人——代替我。他显然并不喜欢我。库克没和我商量就明确拒绝了。库克说道，这是我为之奋斗的目标，因此我有权享受胜利果实。布什内尔兄弟屈服了；唯一的一份候选人名单正式确定并选举通过，整个会议相当顺利地结束了。
现在我成为第一个不直接隶属于标准输油管公司系统却被选为其董事会成员的人。尽管北方输油管公司相对其他大部分公司来说规模较小，但我仍为自己的成就相当自豪。
在石油城会议休会期间，布什内尔总经理发表了一番调和性的讲话，说什么在适当的时机，我们大家应该有可能就公司的财务结构达成一致意见。那时我们认为这些讨好的话并无实际意义。然而，几个星期后他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讨论此事。这个老伪君子用悦耳的语调说道：“你知道，格雷厄姆先生，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反对你向股东返还现金的主意；我们只是感到那时不合适。如今，我们已准备提出计划，我们想它将会完全得到你的同意。”
该计划把每股票面价值从100降到10元，返还50元现金，每只老股票换3只新股票，每只老股票还有20元的现金余额。布什内尔补充说，日后还可能从现金余额中再次分配。但是首先要为那些忠诚的雇员准备适当的养老金。实际上，每一股最终分发了70元。北方输油管公司新股票的总价值加上返还的现金，最终合计比老股票每股110元还多。
我们弄不懂是什么促使原先顽固的对手突然改变主意的。阿尔弗雷德·库克后来得知，洛氏基金会通过它们的代理权向管理层表明，他们赞成尽可能多地分配公司闲余资本。这个说法很可能是真的，因为最终其他所有的输油管公司都效法北方公司，对其股东作出相应的分配。
我第三次遇到洛克菲勒是在多年以后，是我独立主张采取的行动，至今我还为此而自豪。那是1945年，我已成为趾高气扬的纽约州商会（New York State Chamber Of merce）的成员——部分是要为市民服务，但主要原因我想是为了利用他们午餐俱乐部的设施。国会里的民主党人当时支持相当革命的提案，即后来众所周知的“1946年充分就业法案”，该法案要求政府保证采取各种适当措施保持高水平的就业。企业界人士一般不信任也不喜欢民主党人，保守的天性使他们厌恶这项提案。纽约州商会下的一个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直言不讳地谴责这项议案，这份报告获得全体与会人员一致通过（我那天不在那儿）。但是1945年秋天，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这项议案。看到这些，我们商会里善良的成员非常沮丧，以致委员会认为提交第二份报告再次谴责即将成为法律的议案是合适的，这样可向公众表明商界领导人与这些别出心裁的新主意无关。
当我在一份月刊上读到上述第二份报告时，我感到纽约州商会应该有个成员站出来对同事说：政治与经济气候自1929年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给秘书长写了一封信，要求获准在下次会议上发言——那第二份报告将在这次会上采纳——时间不超过3分钟。当然我的要求被接受了。
按会议安排，大通银行（Chase Bank）的行长、洛克菲勒的女婿温特若波·奥德里奇将作主要发言。在这个场合，洛克菲勒先生也参加了会议，我发现自己就坐在他旁边。当讨论就业法案的决议时，主席唤了我的名字，我是唯一的一名希望就这份报告发言的人。带着可以理解的紧张心情，我用3分钟时间作了措词严厉的发言，并以一个很不恰当的劝告结束。我劝告我的同事不要使自己“像波旁家族一样听不进，改不了”。全体与会者鸦雀无声地听我讲话，连洛克菲勒先生也静静地在听，当我返回座位时，与他擦身而过。投票开始后，支持委员会谴责报告的“赞同”声占绝对优势，我只听到旁边有个人跟在我后面说“不同意”。
我与洛克菲勒家族的另一次交锋不是代理权的较量，而是与全国运输公司（National Transit pany）有关的法律上的较量。全国运输公司是标准输油管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在经营输油管的同时还经营它自己的一个生产抽水泵的子公司。公司管理层向州权威机构申请采取被我们代表股东利益而拒绝的行动。他们想把我们大量现金资产的大部分投放于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