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教父-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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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笑一边大声回答：“爸爸，不是我们，是唱片。下楼来听听我的新唱机吧！”在我的叔叔威尔叙述事情的原委后，祖父没说一句话就回书房去了。毕竟他不能和全家的“财神爷”对立。
我记得我们在第128号街上那座住房里的一架唱机。那年准是1900年。我对唱机喇叭的印象特别深，因为它比我还大。唱片摆放在蜡盘上，和以后口述录音机所用的蜡盘很相似。每张唱片在开始时总要宣布选曲和艺术家的名字，并且像唱凯歌一般加上一句：“由爱迪生公司录制！”
我的父亲喜欢拥有财物，并且对新奇的财物特别感兴趣。他死时留下3块金表。其中有一块是“打簧表”：当你揿一个按钮——假定在半夜里揿——它先会响小时数，然后响刻钟数，再响分钟数。父亲死后，母亲说我们每个人在成年仪式上将得到这样的一块金表——到17岁时，我们可以享受一个成年犹太人的权利，并承担所有的责任。可是这个诺言并未能实现。不久，这些金表连同父亲感到自豪的许多其他财物都卖掉或当掉了，再也没有赎回。其他的财物中有各种各样特制的手杖，一根手杖里掩藏着一把样子实在难看的轻剑，另一把掩藏着一柄雨伞，第三把掩藏着一只又长又细的瓶子和三块镶配的玻璃。据说这个瓶子可以装威士忌或白兰地酒。其实，在父亲遗留的许多个人财物中，我记得只有一件对我有用。那是一件英国式的运动上衣，母亲不知用什么办法把它抢救下来，保存了许多年。当我在公共网球场打球时，我把它当作网球装之一穿过几次。显然父亲身材十分颀长，因为这件上衣十分适合18岁的我的身架。但是，我仍旧记得，我的朋友们——远非衣着浮华的纨绔子弟，——对我的外衣评语不佳，所以我很遗憾地不再穿着我唯一的传家宝。
当祖父去世时，父亲的健康状况已经不佳，令人发愁。他的气色不好，听说他患了一种称为“黄疸病”的神秘疾病。我们无数次更动住处，然而这一回又要搬了，搬到一座公寓里去住。这是第120号街和第七大道上的芬克利夫公寓，当时我认为这幢建筑物很有气派。5月1日是当时人们搬家的好日子。那是一个凉爽的春天下午，因为我记得第一次走进客厅时，发现父母亲坐在壁炉的一片蓝色火焰前取暖。我得知这是新的靠煤气取暖的装置，它简直使我入了迷。
第七大道上，在我家的正南方有一个很大的花店，店后延伸出一座座暖房。那时候我已长大，我的哥哥特别是维克多，可以领着我一起做一些小小的淘气事。在他的点拨下，我准备了一根打结的绳，套在一颗大螺丝钉上，把这颗螺丝钉穿入当时啤酒瓶使用的那种特殊红色橡皮垫圈，用唾沫弄湿橡皮垫圈，把它贴在暖房的窗格玻璃上。垫圈由于吸力紧紧贴在玻璃上。然后我把打结的绳夹在手指间。每放开一个结，螺丝钉往下碰到窗玻璃，发出响亮的咔哒声，整个声音听上去好像机关枪射击。怒气冲冲的店主冲出店铺，大声痛骂，威胁恐吓，但是我们总是设法逃到街区的另一头，把我们捉弄人的新发明紧紧揣在拳头里。
我们这帮人还搞过另一个恶作剧。需要的材料是鹅卵石和牛奶瓶。你把鹅卵石掷到低层住户的窗上，发出尖锐的响声，同时把牛奶瓶越过栏杆掷到两幢楼房之间冷僻的过道上，然后发出的声音好像打碎的窗玻璃掉落到地面上。一般来说，这种响声会在我们选来进行试验的家庭中引起很大的骚动。
当我们迁入克利夫公寓后，我严格的学校生活开始了。我进入了坐落在第117号街和圣尼古拉大道上的第10公立学校的初小部。即使在当时，它已是一所老学校，因为第10这个数字比较小，可以表明这一点。但是它因奖学金和体育运动技巧而享有盛名。我在初小部只呆了一个学期即半年，从9月开始读3A级到第二年2月跳入4A级，正好是语法学校课程开始的时候。初小部有自己的校长，即罗伯茨小姐，在我看来，她是足智多谋、非常受尊敬的人（她也许刚过40岁）。初小部所有班级每周有一次集会，为此许多教室经过巧妙安排，墙壁是滑动的，教室打通后可以变成一个礼堂，前面有一个讲台，罗伯茨小姐高高端坐在台上，有时候旁边还坐着一位贵宾。我清楚地记得讲台后面玻璃窗上刻着的语录，内容是：荣誉和耻辱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并存的；只要你表现出色，所有荣誉属于你。
——亚历山大·蒲柏①①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18世纪前期最重要的讽刺诗人。主要作品有《夺发记》、《群愚史诗》、《致阿巴思诺特医生书》等。——译者当集会的仪式令人厌倦地进行时，这些诗句我不知读了多少遍！也不知多少次我对“情况”（condition）这个字的意思煞费猜详！当时我把“情况”与健康、干净和热闹的地方等等相联系。
1903年2月1日，虽然9岁还不到，我已自豪地加入丘吉尔小姐管的语法班男孩的行列。她皮肤白皙，金发碧眼，楚楚可人，不仅受到学校里一些男教师的明显关注，而且甚至得到她的班上大男孩的好感，他们似乎乐于连续几小时为她做份外的工作，或帮助她干各种杂活。所有这一切发生在另一个天地里，与一个未成年、长得矮小的小伙子的梦想或想法相去甚远。但是我也真的喜爱丘吉尔小姐，因为她既漂亮又温柔。
唉！正是在这种愉快的环境中，巨大的不幸向我们家庭袭来。
父亲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他被送到日耳曼医院（即现在的伦诺克斯·希尔医院），对一个我说不出名称的内脏动了手术（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胰腺癌）。2月底，家庭女教师把我们三个男孩从课堂上叫了出来，带到医院去。她在医院里说，我们可以看望父亲，但只能几分钟，并且要保持安静。从那天起，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进入病房，发现他裹着绷带的景象，但是显然这个细节是我的想像添加的。不管怎样，我肯定，他把软弱无力的手依次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给予我们最后的祝福。我吻了他，我知道这个时候我感受到的主要是忧愁和惊恐，而不是孝顺的爱。尔后我们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
家庭女教师把我们带回伊曼纽尔叔叔家去进午餐。路上她说了些宽慰我们的话，我幼稚得信以为真。所以当我的表姐埃塞尔（当时15岁）焦急地问情况将会怎么样时，我勇敢地回答父亲正在复元。她放心了一些，但仍半信半疑地大声问：“那么他不会死了吗？”我说：“当然不会啦。”但我的哥哥们出奇地保持沉默。然后维克多——我们的“坏”兄长，同时是我们当中最坦率流露感情的一个——找到一本经书，眼泪似断线珍珠一般在脸上流淌，开始结结巴巴地背诵希伯来祷文。
我们又返回自己的公寓等候。最后门打开了，有人领着母亲进来。她令人怜悯地哭泣着。一见到我们惊骇的脸，她大声哭了起来：“可怜的孩子啊，你们全成为孤儿了！”
我猜想这时我们也开始哭了，因为我也已年龄不小，不会不懂得从此以后一切都将改观，不会像以前一样幸福了。后来我在白天的幻想中多次摆脱掉这种悲哀的时刻。我总是想像自己奔到母亲身边，抱住她喊道：“不，妈妈，我们不是孤儿，我们还有你呢。”
父亲安葬在长岛的华盛顿公墓里，当时人们觉得这是个十分遥远的地方。我记得我们乘坐四轮马车跟在柩车后面，在棺材放入墓地后，在坟墓上掷下一些泥土。还记得那天寒冷刺骨，我们在公墓外面的一个地方停留，吃些东西，喝点热饮料。第二年我又去了华盛顿公墓，举行墓碑落成仪式。我家的亲密朋友、律师和演说家亚历山大·罗森塔尔在仪式上讲了话。他把我们父亲的一生比作屹立在他的墓地上的石碑。石碑的正面铭刻着纪念文字，很光洁，已经完工，背面则很粗糙，尚未完工。这样可表示父亲在35岁就过早地去世，只走完人生一半的路程。充满了希望的下半生现在命中注定永远得不到发展了。在场的许多人都哭了。哭得最响的是一群专业哭丧者——他们都是老人，经常到公墓来，强行参加每一个葬礼或追悼会，捶胸顿足，呼天号地，仅仅是为了赚一些小钱。
25年后，对我父亲的葬礼几乎已经淡忘的记忆不可避免地重新恢复了。这时我已快到父亲死时的那个年龄，自己也当了父亲，有了一个8岁的男孩，即我最喜欢的第一个孩子艾萨克·牛顿，是以他从未见过的祖父的名字命名的。但是这一次我的这个儿子躺在棺材里，泪流满面的父母把最后一撮土撒到他的小坟墓上。
父亲的去世对我的内心世界有何影响？当然我的心灵受到了难以想像的巨大创伤。心理学家使我确信我已失去了获得安全保障和正常发展的基本条件——这种经历不会不对我的性格产生十分有害的影响。然而我得坦率地承认，在自我反省中我没有发现这种令人不安的后果。我们并不怀念从未实际拥有过的东西；也许，父亲长期缺乏对我们事务的过问以及由此使我们缺乏对他的亲切感，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他的死对三个儿子的影响。另一方面，我童年时代的特殊性格是重大的灾难不大会压倒我，反而是家庭关系中的小问题（后来是精神病）使我不堪重负。在我看来，利昂、维克多和我一定感到要表现得像理查德·休斯①的经典作品《天真无邪的航程》中那帮孩子一样。当他们的一个领袖由于意外事故去世时，他的名字一夜之间在别人的谈话和意识中消失了。
我们要颂扬母亲明智的培育，她使我们成长为真正的男子汉，完全不依赖母亲的庇护，准备尽早承担社会的责任。逆境是痛苦的，但对人的磨炼是有益的。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但最终我们可以指望获得巨大的补偿。
随着父亲的逝世，我家的物质生活开始了新的篇章。这一章是漫长和令人消沉的，一开始就使我们陷入更加困苦的境地，使我们连续好几年在为避免生活进一步下降而斗争。我们的企业还有多种资产，主要是收藏的一些古玩，几千美元寿险，许多个人财物，包括家具和珠宝首饰在内。实际上所有这些财产在以后几年中逐渐耗尽。起初，我们做出了多种努力要把企业经营下去。父亲的大哥伊曼纽尔以及两个小兄弟曾经在他的指导下工作。毫无疑问他们是竭尽全力的，但结果却是完全徒劳无益。不久他们退出不干了。业务交给我母亲的兄弟莫里斯接管。他是一个工程师，公认的天才。后来他作为最早的“系统管理创造者”即“效率工程师”之一，在事业上卓有建树。可是他既没有吸引人的推销术，也没有我父亲取得成就所依靠的日常谋略。到年底左右，企业亏损很多钱，余下的存货只好卖掉，多少换回一点钱，而经营则完全停止了。
后来，母亲在自己的希望或绝望或者在别人劝告的带动下接待付费住客——用比较难听的话来说，就是开设了一家供食宿的客栈。结果这项事业也不成功，两年后放弃了。母亲还尝试在股票市场上进行一点投机。我记得她打电话给股票经纪人，询问“美国钢铁”的价格。她的帐户无疑很小，并且是和当时的联合证券交易所的一个成员一起做的。在那里，交易单位是10股而不是像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是100股。经纪人是我家的老朋友，但是母亲的微小业务是由他极其年轻的儿子经营的。因此我小时候曾经每天打开报纸金融版看“美国钢铁”股票的涨跌。尽管我对金融一窍不通，可我知道涨价时高兴，跌价时难过。不用说，母亲帐户上赚到的利润在1907年金融恐慌中一扫而光。此外，因为她开户银行的倒闭，母亲感到很大的不方便。
①理查德·休斯（1900…1976）：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牙买加的大风》、儿童读物《蜘蛛的宫殿》、广播剧《危险》等。——译者这倒不是说母亲在银行帐户上存了相当多的钱。但是不管她的资产有多少，她坚持有权用支票付款。这样做很容易，因为银行不要求最低余额，也不收服务费。后来我们住在布朗克斯的日子里，我记得我到银行把一张金额很少的支票换成现金。当我站在出纳台窗口等候时，我听到出纳员用不大低的声音问：“多萝西·格劳斯鲍姆竟要5美元吗？”幸而回答是理直气壮的。但这次经历无疑含有屈辱的意味，因为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或其他人几乎都没有想到许多年后，报纸的金融版对我来说不再高深莫测，而且爱空想、顽强和有学问的本尼·格劳斯鲍姆将成为华尔街的一个有地位的人物。而且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我母亲委托买股票的那家经纪公司后来的命运。让我们把时针拨快20年。经纪人的儿子现在全面掌权，他的父亲，一位老人，只不过挂了名。令人惊叹的是，这家小公司变成交易量可观的大企业，只因为它是1887年就创立的！
一间肮脏的鸽笼般的办公室已由一套装潢华丽的办公房所取代，这些办公室里安装了不计其数的电话机，精神高度紧张的推销员通过电话滔滔不绝地向成千上万个傻瓜灌输如何轻而易举地赚大钱，这些傻瓜的名字几乎都是从电话簿上随机挑选的。这家公司成了美国最大的“投机商号”之一。顾客委托的买卖实际上没有进行。作为垫头而缴纳的数万美元资金都被挪用——实际上完全被盗用了。
为了使诈骗成功，投机商号要靠不可避免的市场崩溃来销帐。本世纪20年代大牛市开始时，这种骗人钱财的商号大批涌现出来——政府当局、刊登他们浮夸广告的报社以及接受他们交易的纽约证券交易所都不可思议地漫不经心（或者做出比这更糟的行为）。因此他们才这样通行无阻。随着股市的继续发展，投机高手发觉自己的地位越来越脆弱。最后它们都关门大吉，了断对客户的掠夺。我母亲委托买卖的那家经纪公司的倒闭是最突出的一个。经纪人的儿子是入狱短期监禁的少数掠夺者之一。此后不久，他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