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迷惘-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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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迷惘》
第1节：代序 在路上（1）
在路上
很长一段时间，在我的国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被视为二流作家。
很长一段时间，一段很长的时间，这位自由思想的先行者、这位20世纪末反极权主义潮流的先知、这位汉娜·阿伦特的先驱——倘若我们对他的重要性早有了解——或许能为我们节省宝贵时间，使我们免于卷入旷日持久的毫无意义的争论中。法国的大学几乎从不教授这位启蒙使者的著述。
事实是在我前半辈子的时间中，同我的同龄人一样，我把这位理论家——他恰巧还是位好作家——看做是一个旧式的、悠闲的贵族，一位懒洋洋的思考不走极端的专家，一个富于狡辩、过于审慎的鉴赏家，一个无病呻吟的多愁善感者，一个悲伤的自恋者，一个乏味的、反动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个爱说教的积极分子，一个以自命作家来自娱的机智的男人，一个失败的政客，一位孟德斯鸠苍白的仿效者；然而和伯父夏多布里昂（他似乎抢占了所有具有吸引力的角色）相比，他是个轻量级的人物。他写的回忆录只能当做一个消逝时代的佐证来读。之前他还写过一本冗长的游记，但迥异于这类专门题材的作品，几乎马上被人遗忘。
当然，时代将会改变。
随着宏大政治理论的瓦解，随着唯物主义世界憧憬及其不妥协的、简单化的模式的衰落，更重要的是，随着对社会主义运动、对革命这个理念本身的可取之处、对民主复兴的可能性进行反思的需要，法国知识分子的观点将发展并促使我们更接近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主要贡献将在于促使打破我们与奥古斯特·孔德和马克思学说继承者之间的思想贫乏的僵局。
但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情况就是这样。
并且，至少对于我们这一代人，那些在1960年代末走入哲学殿堂的人，激进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主导了那个年代的意识形态；对于一些像我一样在法国的20多岁的人，在那时的法国，最新的时髦词汇是毛泽东，新的精神——它的特征是大胆、知识和政治威望、不妥协——它把反叛与结构主义、思想自由与理论上的反人性主义相结合；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既激愤又不屈不挠，那就是我们这代年轻人的潮流。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对托克维尔这样一位跨越新旧世界、历经奥尔良和波旁家族统治、接受民主却又害怕革命的温和思想家一无所知，恐怕是司空见惯的。
所有这些是说，当《大西洋月刊》致信提议我做一次新的美国之旅时，当这本声望很高的杂志提议让我重寻173年前托克维尔的足迹时，我对这位杰出同胞的了解少于受过普通教育的美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人不仅把《论美国的民主》视为里程碑、指南或手册，而且当做一面镜子。如同在西部片中，在格里菲斯《一个国家的诞生》的影片中，在拉什莫尔山，他们思考他们期望之中的品德、罪恶，以及所面临的崇高或卑下的诱惑，他们受上帝眷顾的创业和命运。
同时，我也有言在先，即使我立即投入托克维尔的著述，即使我在出发前花时间看一遍我的前辈的日程安排；即使我的新发现的兴趣、我希望弥补失去的时间以及我希望看到这个工作中的杰出的大脑——所有这些都促使我不仅读他的书，而且要读他的笔记，他的信件，他对阿尔及利亚、英国、瑞士之行的描述，以及他的同伴古斯塔夫·德·博蒙撰写的有关托克维尔旅行的作品——即使这样，人们还是不能期待这本书无愧于《大西洋月刊》和它提出的那个有价值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时代发生了太多的改变，这个国家已经与疆域拓展到密西西比河岸时的美国大不相同，而我自己，再重复一次，作为托克维尔新近的崇拜者，这些记述、这本旅行见闻、这本旅行日记，都不能读作是对托克维尔那部著名原作的回应、扩展，甚至延续或补充。
只要有可能，我竭力重复他旅程中的一些行程——例如，对监狱的调查是托克维尔和博蒙美国之旅的官方借口，我着手对这方面情况进行更新。本书谈到几所监狱。准确地说，是5所。第六所是关塔那摩监狱，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与其他5所监狱并非没有关系。它最令人反感和最无法接受的特点，可以从我在美国其他地方观察到的羁押制度中得到相当直接的解释。不幸的是，这一制度形象地说明了今日美国。我知道那种考察刑事制度并期望以此揭示孕育其中的社会特性的想法，那种不仅检查隐藏着的事物，而且通过检查隐藏的方式（事物一经隐藏就被排除），来试图揭露一个社会的秘密运作的思维模式——我知道这些都与典型的现代观念有关——它基于福柯和尼采，它的形成和施行并不需要托克维尔。但最终，我仍然认为我们两人的访问在本质上是相关联的。如果不是想到托克维尔的先例，我就不会在纽约戒备森严的监狱、阿尔卡特拉斯的废墟、内华达和路易斯安那死刑犯区的走廊上徘徊良久；没有这一限定，我就不会花那么多的时间从宾夕法尼亚受教友派感召的收容所到关塔那摩湾基地来探寻美国的另一面。当然，这是个相当正式的限定，但如同所有正式的限定一样，它可以成为探求真相和确实意蕴的有效工具。
第2节：代序 在路上（2）
只要可能，我还用托克维尔的直觉来武装自己，它们是那么富于先见性。一卷在手，我不断看到它们在美国的现实中得到了热切而有力地证明。平等凌驾自由的胜利，在他的时代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他首次提出的多数人暴政，其暴烈不逊于其他形式的专制。换一种说法（特别是用现在我看到的、可能成为今日美国认同的话来说），是集体意识给个人思考，群体或族裔心态给公民的“行动自由”所带来的“压力”。在另一方面，新升级的“个人主义”——当它登峰造极，当它使民众不仅陶醉于自治，而且醉心于他们的独立时，当它激励人们切断将他们相互之间以及与整体政治维系在一起的纽带时，当它把他们变成“无数的芸芸众生，人人相同而平等，将自己沉湎于不懈地寻找卑微而粗俗的快乐中去，并以此来填补灵魂”，这是《论美国的民主》的结尾部分所观察到的，我在购物中心、大教堂、道德团体中再次发现了这一点。这种新个人主义有变成专制独裁的危险，专制“巨大而保护性的权力”，“绝对”又“事无巨细”，“井然有序”，为人们提供“福利”又“仁慈”，然而却“只追求让人民永远处于幼儿状态”，并最终甚至让他们免于“思考之劳”和“生活之忧”。简言之，否认这些理论在我头脑中是那样鲜活和现实，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些理论在当前美国社会中几乎触手可及，有时让人无从判断，以致相信事实是从那些小说中汲取灵感，而不是相反。你甚至觉得所有这些理论，你甚至可以说这些寓言和神话，不是在预言美国，而是塑造了它。
当然，这里还有某种特定的风格。托克维尔的方法是努力把所见与所想联系在一起，把有血有肉的事实与它们的隐秘规律联系在一起，把我们可以从制度中收集到的外在表述与构成它们结构中的秘密原则联系在一起，如同在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著作中所使用的方法。他的方法，是有系统地放弃先入之见，但不背弃自己的世界观。他的方法，最重要的，是逐个考察，不漏掉任何一个细节或观察，并从日常生活或观点的辩论中、从汽车旅馆或高速公路上的伤感诗句中，发现丰富的——跟与一位作家、行政机构或娱乐业的重要人士的交谈中所能得到的同样丰富——思考素材。在下决心写一本跌宕起伏、多彩多姿同时又引人入胜的书时，我受益于他的写作风格：在写给堂兄莫莱伯爵的一封信中，他把他的美国描述为“一个拥有千条道路的森林”，一切都汇聚到“一点”。当他似乎在徘徊、闲逛，并向好奇和机会这样的好的冲动让步时，他没有停止把所见所闻纳入专门的结果和内涵的逻辑之中。难道两卷本《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不是发明家？他发明了这种现代形式的报道，其对细节的关注、对个人遭遇和环境的喜好不仅不妨碍对固有信念的忠诚——恰恰相反，他使这种忠诚成为可能。难道托克维尔不是让－雅克·卢梭在其著名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所称的“旅行哲学家”的典型？他们全部的艺术，在于将在一个未知国度旅行中发现的最细微的差异与永存的（或新的）、尚未被称为社会学学说的原则可信地联系起来。当我在美国运用这一表象学方法论，当遇到事物时，不是把它们归类，而是真正检验它们，并且从这些无言的证据中推论社会生活法则的产生，难道还有比他更好的指导吗？
但是，问题，主要是来自我自己。
正如托克维尔踏上美国之路，是为了寻找其时法国情况所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就像他去那里旅行是为了发现和解释“令人费解的迷惘”；对他的同时代人贡斯当来说，这种迷惘是（法国大革命）恐怖时代的独特现象。就像他的关切是去考察新英格兰殖民地，寻找不含杂质的“民主革命”形式。他觉得自己在英国特别是在法国，正在经历着这种革命不可抗拒的胜利。最后，一旦找到这种形式的革命，他最主要的关切是区分两条可能把人民引向“奴役或自由，启蒙或野蛮，繁荣或悲惨”的截然不同的道路——因此，我去寻找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的答案，不仅要了解你们的情况，我的美国朋友，也要了解我们自己。
第3节：代序 在路上（3）
首先，是反美主义。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当我踏上此次旅途时，这个法国的、更多是欧洲的，被称为反美主义的邪恶而悠久的热情，正前所未有地席卷欧洲公众舆论。但是，承认这一点是一回事；对那种把美国变成一个比喻、一种陈词滥调，同时又是其他国家的错误、无能以及矛盾的替罪羊的荒谬言论进行谴责是一回事。嘲笑（因为也确实可笑）这些偏执狂是一回事，当战争正在摧毁达尔富尔，当在朝鲜和尼日尔，上百万男人、女人和儿童在饥饿中死去的时候，当新塔利班成员羞辱阿富汗村庄里的妇女的时候，当巴勒斯坦原教旨主义者把活烧妇女叫做荣誉犯罪的时候，当最贫穷的国家中那些无能的、腐败的领导人把百姓敲骨吸髓，放在自己平庸利益的祭坛上牺牲的时候，这些偏执狂在这些问题前束手无策，他们只会像失控的机器人一样重复：“都怪美国！都怪美国！”跟研究一种病毒的根源同理——正如我多次做过的那样——病毒在进入一群人的血液系统（即一个民族的语言）之前要经过一个极为漫长的意识形态提炼过程，要穿过学者们的实验室（布丰把灵魂和肉体在新世界的腐败与极为潮湿的气候条件联系在一起）、作家的储藏室（德里欧·拉罗舍尔、切利尼、贝尔纳诺斯，以及其他很多作家，他们诋毁“深入民心”的“内在的美国”，从1930年代至今，这成了文学右翼和极右派的老生常谈）、哲学家的图书馆（海德格尔，这位伟大的海德格尔，正如他坚持纳粹主义，谴责在“现时代”“庞然怪物”的出现，按照他的说法，这就是美国的诞生）。换句话说，在欧洲，反美主义一直和我们卑劣的本能相吻合，如今，在21世纪初，它正在成为强大的“最坏东西的吸铁石”，向所有找不到归属的理论，所有从教条主义星系上陨落的小黑星星，所有散落的碎片，所有失去方向、寻找新的磁石的铁屑敞开；反美主义已经成为自集权主义超级理论崩溃以来正失去的那块吸铁石，而今天，在欧洲，在阿拉伯世界，在亚洲的所有地区，在拉丁美洲，反美主义这块吸铁石正在重新吸引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对纯粹的渴望、种族优越感、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当然还有原教旨主义。指出所有这些是一回事，但是亲临其境，对实际证据进行鉴别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同理，把想象中的怪物和今天美国具体的躯体、面孔相对照也是另外一回事。有时，这张面孔相当引人恭维，有时则更加不招人喜欢，让美国的朋友失望或绝望。但起码，这种对照有其价值，那就是不再基于想象来认识美国。至少，它将打破或试图打破二元论、本质主义和陈词滥调的盛行。在我看来，这是对反美幻觉的主要的、最真诚的和最有效的回应。
接下来是欧洲的问题。不是美国在欧洲的形象、或欧洲在美国的形象问题，而是在当代美国给欧洲——它的文化和价值观——保留什么样的角色的问题。我们知道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如何坚定地要把自己与欧洲分离。我们知道——托克维尔在他书的绪论中坚信——所有这些先驱们用来建造理想之城的理念，先前曾在英国、荷兰遭遇失败，是把“民主与其在欧洲旧社会中必须与之抗争的一切其他原则”分离，把它“移植”到“新世界”被认为未开垦过的土地上，在那里，在那个实验室、那个暖房、那片未被“腐败历史”污染的新土地上，它得以“自由成长”。然而，我们也知道，从那以后，美国从未停止在两端、两个目标、两种认同——在本质上——之间摇摆。有时，“我们是一种文明的发明者，我们不欠任何人。它将是欧洲的对立面。”而有时，“正如波利比奥斯所言，罗马将继续是一个希腊化的国家，我们是欧洲人，除了继续如此，我们知道自己别无其他选择。”甚至有时，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苏联的攻势必须被遏制的时候，“对美国来说，欧洲是关键所在；欧洲是美国的理想；我们马歇尔计划时代的美国人是欧洲真正的开国元勋，把欧洲从灾难和绝望中解救出来。”所以，在和美国历史一样长的辩论中，我们现在的立场是什么？今天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美国怎么看待它的欧洲因素？当冷战已经结束，世界面临着新的威胁、新的由恐怖主义挑起的战争的时候，当两个盟友似乎站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