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迷惘-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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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的解释，这奠基和古代城市神话的现代表现，可以追溯到那么多的构成这个国家意识形态和道德脊梁的知识分子（沃尔特·惠特曼、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托马斯·潘恩，甚至《克拉瑞尔》的作者梅尔维尔），他们使用同样的描绘，带着同样巨大的热忱？总而言之，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戴维·布鲁克斯难道不是完全正确，当他在纽约并非毫无批评地对我指出，对所有美国总统来说，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主题，一直到并包括我们在欧洲认为最毫无疑问的总统（威尔逊和他关于美国世界使命的宣言；罗斯福；肯尼迪；卡特；克林顿，1999年在他的《国情咨文》中说，“现在是这一代担负起我们面向21世纪历史责任的时刻”；等等）？其次，用同样的概念和同样的标语，用“原教旨主义”来称呼弥赛亚主义的各种不同形式，是否站得住脚？我们是否有权，即使当前的美国政治看起来如此不讨人喜欢，把一个视自己为再生的跨越红海——今天的大西洋——的古代希伯来而骄傲的国家的原罪，等同于患有纯洁癖的上帝狂热追随者（有时是不信上帝的狂热者），他们要世界或者皈依，或者把它炸个粉碎？难道可以接受，或诚实地，无视这巨大的鸿沟——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形而上学的——它把那些仍然重视原罪和极端邪恶的假说，承认自然加于所有改造社会的目标包括民主的目标的限制（不论怎么说，多数美国教堂是这样的）的宗教，与不谈抑制原罪、有系统地掩盖人性的阴暗面进而产生一种追求纯洁的全力以赴的期望的宗教（不同版本的、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大概都属于此类）分开？简而言之，在目光短浅的白人乡巴佬和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之间画下等号，前者相信自己被委以在全世界传播民主佳音的责任，后者团结在恐怖和大规模谋杀的兄弟会周围——这是否即走向我们必须急于摆脱的委婉和庸俗文化的第一步？对我来说，答案是不容置疑的。并且，接下来，指向新保守主义的问题。
第29节：反思3：美国疯了吗（3）
新保守主义。
这不是一个新物种，考虑到当前分解的节奏，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它甚至可能是一个化石。
它上溯到——如果我们去相信好的古生物学家——已经久远的年代，那时某些左翼和甚至极左翼思想家开始思考社会主义的死胡同。
“物种”不完全是恰当的词。
或许，我们应该说，“小圈子”、“品种”或“蜂群”。
我们应该找到词汇来特指这些杀人犯、这些暴君、这些人类的敌人、这些在萨赫勒地区屠杀儿童的人、这些核战争狂博士、这罪恶的学院。
我们应该找到准确的声调（如规模巨大的反全球化示威非常正确地谴责了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造成的死亡，但从未提到其他被毒死、活埋、被镐或铁铲杀死以及在萨达姆专政下被折磨致死的200万平民）来描述这新保守主义，它像以前的犹太复国主义一样，正在变成最大的侮辱、邪恶的化身、这个世界上最卑劣的事物的同义词——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本身拱手让出了它最悲惨的地位，只是因为这些新保守主义者，这些没良心的、凶猛的精神病患者，也碰巧是，好像纯粹偶然，以色列的无条件的盟友……
对此我们该如何解释？
这些巫师的帮手、黑暗王子、卑劣的雇佣兵、超级鹰派、吸血鬼，他们究竟是谁？
当你像我的法国同胞达尼埃尔·韦尔内和阿兰·弗朗肖恩，在他们的《救世主美国》一文中那样不厌其烦地去阅读他们，或像我所做的那样会见他们，让你印象深刻的第一点是他们推行或宣布推行一种理念政治。你可以不同意这些理念。你可以发现它们是荒谬的、天真的甚至危险的。你可以认为——像我所做的——这种想法，例如，把对伊拉克开战作为对基地组织袭击曼哈顿和五角大楼的回应，是一个相当大的错误。但这里的事实是：一个主要现代国家把取自于修昔底德或列奥·施特劳斯的考虑加诸其外交政策，我想这是一个孤例。很久以来，这是第一次，这个据说是物质主义、唯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国家（套用瓦雷里）有它的思想政治和它的政治思想。我想，聆听前国防部的二号人物引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观察他带着关于自然权利和历史的理论，即使是含混的，去参与一场战争，让我们得以超越那些前辈“智者”，他们认为，政治与理念无关，因为除了自我利益之外，政治不为任何其他而践行。
第二个再次使你印象深刻的、无可否认的特征是，这些人发动的战争，他们领导或启发的三次或四次军事行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每次都以一个专制政权的倒台而结束。这里你也可以反驳。你可以断言，对他们的导师艾伯特·沃尔斯泰特来说是那么亲的“聪明”炸弹，在喀布尔和贝尔格莱德夺去许多人的生命。以伊拉克为例，你可以琢磨是否除了掀起这场大乱之外还有推翻政权的其他方式。但最终结果相同。无可否认的是，新保守主义者是一些有着名叫萨达姆·侯赛因、奥马尔和米洛舍维奇的敌人的人。我们是否宁愿回到一个年代，那时美国冷战外交与地球上各种各样的暴君做朋友，只要他们在美国与苏联的权力斗争中站在美国一边？并且，在伊拉克的特殊情况——再说一遍，我已经同意这场战争是一个政治错误，承认它丝毫没有减轻恐怖主义的压力，它在错误的时间瞄准了错误的靶子，那么，如果我们必须两害相权取其轻，从道德上讲，你认为哪个是轻的？老布什先生号召库尔德人和什叶派教徒起义，但当他们听了他的话，起义并被屠杀时，他没动一指，或小布什，在这些新保守主义者的影响下，采取行动俘获阿里·哈桑·马基德，他又以“化学阿里”著称，对用毒气袭击库尔德人的哈拉布甲镇，以及其他国际社会聪明地视而不见的事件负责。
这些人有第三种激情，这也与过去几十年的政治惯例截然不同。也许他们像传统右派一样，窝藏着现实政治的别有用心的意图。也许，在伊拉克，也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只在意炫耀武力，同时——顺便说一句，这也算不上十足的罪行——为他们的国家确保石油供应。但至少，他们不惮谈论民主。至少，他们断言民主不仅是只保留给白人、基督教教徒和西方人。并且，不满足于仅在口头上，不满足于只是发表宣言，作为列奥·施特劳斯的信徒，他们厌恶文化相对论，看不出为什么伊拉克人也许没有能力实行普选、代议和议会民主。事实是他们言行一致。事实是当萨达姆被推翻，油井被确保，当战争的首要目标得到实现并使他们的敌人目睹了美国的决心和力量，他们做出留在这个国家的战略选择，至少是目前，以支持国家和共和主义的重建进程。再一次，归根结底，问题很简单。难道擅长打了就跑战术的美国军队对被解放人民的命运洗手不管更好？当战争结束并获胜，我们是否应该倾向种族主义者和愤世嫉俗者的想法，认为另一个事业，民主的事业，原则上讲，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事业，因为人权的合法性止步于西方边界？
第30节：反思3：美国疯了吗（4）
你可以——再一次，像我所做的——提出对新保守主义者的各种指责。
你可以指责新保守主义者是糟糕的政治家、胆大妄为的天使、没有战术的战略家，设计不出实现他们理想的途径。
你可以认为他们天真，当他们梦想着人权宪章像装载着食物和药品的包裹，空降在他们一无所知的国家。
你可以认为这刺刀尖上输出民主的愿望只是他们年轻时持久革命的颠倒形式，他们从未彻底走出他们原有的托洛茨基主义。
你可以纳闷：这一切有什么用？与马克思主义继而与历史主义决裂构成新保守主义的密码，但又在——当然，更人性，少些野蛮，但本质上并非更理性的——民主救世主义的招牌下面重新面对它。回想起从未被找到的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全球性谎言，你在想是否他们对名著的精通使他们偏爱被马基亚维利、贡斯当和柏拉图《理想国》的第三卷理论化的“必要谎言”，他们中的一位曾坦率地对我解释。
你可以，两者取其一地，只要我们论及这个话题，对他们不是真正的激进派而感到懊悔，当普京威胁要“消灭最后一个车臣人”，当新保守主义者不得不，换句话说，与一个比破碎的塔利班政府或伊拉克复兴社会党的破产军队更严重的敌人打交道时，他们谨慎地把他们的宏伟原则收进意识形态和梦想的文件柜。
最后，你可以指责他们——并且，这是我在华盛顿与比尔·克里斯托尔交谈时所持的立场——相信只要他们支持总统的外交政策，他们就只能支持他在国内政策上的选择，肆无忌惮地无视他们的大师理应灌输给他们的精神自主原则，为了实际上没人要求他们站队的统一到党的路线上来的简单概念而牺牲他们的不同观点；你可以责备他们放弃了另一条战线——那就是，在国内和国外，与持续的贫困、社会排斥和各式各样的歧视作斗争。
但是你不可以做的是把他们转变成不道德和邪恶的典范。
既不公平又荒谬的是无视这个进步——是的，我的确在说“进步”——以一代政治领袖的出现为代表，对他们来说被古代人称为政权“本质”的问题，是值得被看成是操作良好的国际政策的一个关键参数。
如果我是一个美国人，我也许会是那一类人群中的一个，他们在此次旅程中，特别是在上次总统选举期间，主张真正的进步，将一位真正的自由派人士任命为国务卿，一位恪守启蒙精神和老欧洲的价值观，深谙多边主义和妥协文化，对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行为和拘禁中心在关塔那摩湾的存在感到反感的人。但因为事情就是这样，因为在美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政治辩论不是在好与邪恶之间，而是在邪恶与少些邪恶之间做出选择，知识分子的道德原则责成我去辨别，例如在匹兹堡，亨利·基辛格和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之间的无言对话中表示出来的不含糊的差别，在世界范围内进步主义者的心里，他们都被登记在“美国右翼”的通用标签下：一个是没有原则的实用政治家，一个是理性的反法西斯主义者。
因为的确有很多思考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截然不同的途径。
至少，有四个。
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我们知识分子的惰性把它们合并为“美国右翼”的核心，有两个派别，总计有四个主要立场和观点。
第一派由这样一些人组成，当卢旺达在沉沦，当萨拉热窝在燃烧，当欧洲生活在纳粹的脚下，他们宣称，像国务卿詹姆斯·贝克1992年谈到波斯尼亚时所说的，美国“在这场战斗中没有一点利害关系”，因此看不到任何卷入的原因（这就是传统的孤立主义立场；这是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所说的“杰斐逊主义”，来自一位著名总统的名字，一个谨慎小心的外交政策的信徒，如米德所写道，渴望避免“卷入联盟”和“加强”民选国家的榜样，而不是输出它）。那么，另一派的观点与他们相悖，并回应道，不，这根本不可行；一个大国在世界所有的斗争中总有利害关系，在所有国家中美国尤其不能对地球上正在发生的事失去兴趣（这是反孤立主义者的立场；从右到左，在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中，这个派别的人，无论他们出自何种原因，认为美国不应该像一个巨大的与世隔绝的岛屿那样行事，对其他事物漠不关心。这伟大的一群人，他们有时被称为——错误地，因为范式更为普遍并可追溯到更早——“威尔逊主义”）。
第31节：反思3：美国疯了吗（5）
在第二个派别中，在那些相信美国不应逃避它的全球命运的人中，那里有区分的第二条原则——仍然，据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的分类——它产生了三个亚反对系。汉密尔顿主义者，他们喜欢认为自己是实用主义者，认为国家只有以经济和商业利益的名义才能进行对外干涉。杰克逊主义者（以精力旺盛的平民党人安德鲁·杰克逊命名，他在1829至1837年任美国总统，因而是托克维尔之旅的同代人）坚持认为，只有在国家的重大利益受到攻击时，国家的行动才是正义的，但他们补充说道，目标就是狠狠打击和迅速撤退——显示力量，使命完成，回家。然后是威尔逊主义者（狭义上讲），认为打击、展示力量、复仇，可以是必要的，但还不够——简单扼要地说，他们反对说，没有一个流派真正值得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他们反驳杰克逊主义者，把治安官战略——西部边疆的“唯枪至尊”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有失美国信条的身份；反对汉密尔顿主义者，他们抗议道，商业，尽管尊贵和令人尊敬，但无论在世界历史还是在民选国家理应进行干涉的方式中，它将不是决定因素；最后，反对杰斐逊主义者，他们宣称，当然，他们分享他们的“美国例外论”的假说，并同样强烈地执著于这样一个理念，即天佑国家的美德必须不遗余力地保存，但是能者多劳——防护避难所，保护堡垒，从入侵或腐败的危险中拯救美国实验室，做到所有这些，意味着担负起与世界分享美国奇迹的道德责任。新保守主义者是这最后一个流派的最新近的展示。
思考至此，问题便相当直截了当。
在所有这些流派中——让我强调，它们和欧洲意识形态流派一样有别于彼此——我们绝对肯定最后的一个是最不值得我们尊敬的？
这经常没有被命名的四派人，他们的论点遍及这个国家的整个政治史，深刻地渗透在所有的正式流派中，并至少像蓝色和红色州，或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的分裂一样至关重要。我们是否真正确信这第四个流派——纯粹的威尔逊主义流派，康德式的民选普世国家的支持者，他们在战争中的真正目标，是遍撒民主价值观——是美国造就的、最丢人的政治怪兽？
这四个主要的流派，或者结合（汉密尔顿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