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迷惘-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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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文明是其中的一种试验，恐怖主义只是它看得见的初期迹象；以此反推，反恐战争必须是一场反对伊斯兰文明的全力以赴的持久战。

这里，再一次，我不是说亨廷顿用完全同样的语言来阐述自己。

第21节：反思2：美国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问题（当前的情势）（3）

我不知道他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权威性文字。

但这肯定是他的观点的核心。

并且，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观点为美国的或所有的观察家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他们认为，首先，对恐怖主义的回应，不是警察而是军队的事情；其次，如果这场战争的目标的确是基地组织，那么这个目标就包括在一场更大的对峙中，一场没有任何怜悯或保留、针对无可挽回地反对美国和欧洲价值观的“伊斯兰文明”的战争。

亨廷顿的影响是什么？

与福山的影响一样大。

我没有把他过于热心的、呼吁一场十字军东征的信徒算在内——他本人要谨慎得多。

我也不谈——虽然他们可以利用亨廷顿对伊斯兰教的“流血边疆”或对我在迪尔伯恩遇到的一些阿拉伯裔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的怀疑的模糊声明——那些想看到上百万受到怀疑的公民被驱逐出这个国家的极端狂热分子。

但毕竟，他是查尔斯·克劳塞默的知识向导，当后者对福山解释伊拉克战争在反恐斗争中的作用，尽管本·拉登和萨达姆·侯赛因之间没有具体联系。

他启发了诺曼·波多霍雷兹。波多霍雷兹在2004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解释说，世界，特别是美国，正在卷入第四次世界大战，面对此，法律策略或精心选择的报复都没有任何意义。

并且，他激发了新保守主义中的一个派别（但只是这一派，因为我们将看到，总体而言，新保守主义的情况更棘手和更难以诠释），他们把与伊斯兰主义的全球对抗主义作为新世纪的核心挑战。

并非总被承认，他是另一部分美国意识形态之父。他们与把反恐政策视为简单的警察行动的过于局限的观点针锋相对，坚信这是一场席卷全球、针对整个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全方位的全球战争。

一个简短的政治插曲。

人们可以清晰地阐明——像马克·克黑朋那样——反对亨廷顿的4个基本理由。

首先，他由“文化”“哲学”或“宗教”而构成的“文明认同”观点的“理论弱点”——这些不同术语未曾被真正勾勒过，并且没有在三者间排定任何清晰的优先顺序。

其次，不论使用何种术语，坚称这些不同文明的排斥性、势不相容、本质和本体的不同属性，以致它们实际上除了互相攻击或互相忽视外没有任何选择的观点是天真的：按照这种假设，我们如何看待文化之间的联系和接触？难道真正的文明不是本质上多样化，扮演在保留认同的同时又杂交出不同的双重角色吗？最后，如何解释列维－斯特劳斯的首位信徒告诉你的那些构成世界上所有文明共同基础的普遍的永恒因素？

第三，这类民族政治把相对主义做了最坏的应用：如果不同文明是如亨廷顿所宣称那样自我封闭和互不沟通，人们怎能不得出结论认为有些文明适合民主，其他的则不适合？人们怎能不把人权只保留给那些业已存在并与之结构性相连的文明？基于过去20或30年间迈向一个康德式的世界原则的有限进步——用不着诉诸新时代有关世界公民和四海一家的蠢话，我们难道没有理由对这种理论所意味的倒退感到担心吗？我们难道没有理由惧怕这样一个世界的诞生，在那里，对于人道主义大灾难或种族灭绝的干涉的概念会看起来是如亨廷顿所言，绝对的“不道德”？

第四，针对伊斯兰文明本身，针对这个据说不能实行民主的文明，经验的和不容置疑的反对理由依然存在——也就是，两位杰出的埃及政治分析家（他们使用共同的假名“穆罕默德·侯赛因”）所说的“自由的南面”：在伊斯兰世界中存在着从内部抵制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说教的温和与现代化的趋势，以及伊斯兰启蒙运动与它的冒牌萨拉主义或瓦哈比主义双胞胎的伟大和悠久的分道扬镳的现实（和陈腐的成见多么不同）。换句话说，用同样一个词和概念把马苏德和塔利班，被开膛的阿尔及利亚妇女和她们的圣战者刽子手，激励了当代原教旨主义的赛义德·库特布和伟大的埃及学者塔闼维——后者在1826到1831年住在巴黎后返回家乡，确信他的国家应当引进使法国繁荣的理念和价值观——相提并论是荒谬的。

第22节：反思2：美国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问题（当前的情势）（4）

第二个政治和理论的插曲。

我有反对福山的另外4种理由——在不同的水平上，涉及不同的问题。

第一，齐克果的反对：制度是一码事，主观能动性则是另一码事；前者的包括性，合一性，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一个绝对政府计算、预见以及事先整合反对它的异议的能力，将永远打败不了后者的无法减少的、突然爆发的、不断更新的个体性——即使是人肉炸弹的骇人听闻的个体性。

第二，托克维尔的反对：当然是条件的均等；不用说，一个无阶级社会；让我们假定科耶夫是对的，他宣称一个人类退化到只有需要，并首次返祖回到我在西岸大都市区和拉斯维加斯镀金地狱嗅到其气味的“动物性”的时代；即使这样，谁能宣称人们停止了为出名而战？人们怎能如此肯定地声明，相象和相似是亲近与和平的源泉？难道“民主”的教训之一不是相似者之间的仇恨最难化解吗？无独有偶，从纽约到马德里，从伦敦到拉合尔和卡拉奇，新闻向我们展现的恐怖分子面孔是被他们甘愿与之同归于尽的社会所塑造、整合和西方化的。总而言之，他们对我们的注视难道不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奇怪的镜中反射吗？

第三，然后是黑格尔的反对：《现象学》的作者的确说了那些我的同代人让他说的话吗？在哪里？在哪篇文字中？确切地说，怎么说的？难道不正是科耶夫、黑格尔的伟大传道者，集卡里奥斯特与大煽动家、哲学家与恶作剧者、形而上和超形而上学家于一身，确信大师文章充满密码，需要解读，或者梦到其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吗？科耶夫本人是否一直这样认为？他是否在他的《黑格尔导读》第二版补充的一个注解中，终于承认在“最近的一次日本旅行”后，他已经“彻底改变了他的观点”？为什么日本血统的美国人福山没有汲取他在忏悔中的所有结果？就是说，通过奇怪的否认，福山怎么能只用寥寥几行（《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第29章末尾）提到科耶夫令人费解和美丽的篇章？在东京，在日本这个最卓越的后历史国家，这个唯一的以“进行了几乎300年之久的生活在历史终结时代的实验”闻名的社会中，在观察了日本能剧、插花艺术、茶道这些不同寻常的文明符号，这些“日本人自大的无与伦比的顶峰”后，冥想之余，难道科耶夫不是得出结论认为，这个炒冷饭的工作，这个主观和客观的辩证法，这种和“自我”的斗争（黑格而认为，所有这些，是历史的真正动力）还将继续下去吗？科耶夫的观点转变是决定性的。因为如果历史终结的观念瓦解，那么历史事件开始抬头。如果时间终结没有意义，那么另一个就产生它自己的意义。如果另一个和事件重回历史舞台，那么恐怖主义再次成为这可能的赌注，这阴暗的力量，这强烈和有时致命的消极性，这挑战。

最后，一个不全是黑格尔的论点，但却是后黑格尔或超黑格尔的：让我们暂时假设，黑格尔的确说了这些。让我们假设绝对精神的新纪元事实上将开始，并且它的主要特点将是巨大的、合二为一的机器（它被称为辩证法）停止运转。那么将有这样的时候，福山所描绘的那些空洞的、无目的的事件将发生，并缓慢地流入一个井井有条的世界中。但相反，难道我们不应该预见到，正是由于不再有任何辩证法欢迎它们进入它的母体和从它们那里，像从优良黑麦中那样，提取有益的、带来好运的积极因素，将导致这些事件实际上变得更为尖锐、更难化解、不可能被压制、更为棘手？因为历史终结的开始意味着不是时间终结的开始，而是时间存在的一种新的方式，并且这新方式的第一个特征是事物将不再被系统地包括、转换最后化减，我们是否应期待更含义不明，但也更黑暗、无法解决或估量的突发事件？正是因为历史已经终结，这些事件将带有一种史无前例和尖锐的激进性？换句话说，是否全部的黑格尔主义的悖论，它的保证后事件的后历史的宣告，赋予一种前所未有的能量、一种裂变的暴力、一股力量？难道只有我们把这些后事件向它们将要发生的世界发出的不详最后通牒形容为本质上“悲剧性”——这种超级大事的准确含义，既是形而下也是形而上，举例来说，就是对世贸双塔和五角大楼的袭击——我们才能定义它们？

第23节：反思2：美国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问题（当前的情势）（5）

这样我们回到恐怖主义问题。

带着这个问题，让我们假定，把这两种思想和哲学、这两个系列的政治和理论观点混合起来。

让我们假定，把福山和亨廷顿对立的、但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对的两种体系中存在的相互对称的、并恰恰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相互补充的短视针锋相对。换句话说，让我们假定，我们决定把这两种互为反对的哲学放在一旁——让我们假定，我们决定摒弃这两类说服力不同的话语，但10余年来它们共同作为美国意识形态磁场，很可能刺激和推动了“9·11”后犯下的认知、分析和战略错误。

通过前面两个系列的反对理由和它们或多或少有系统地结合，通过认为历史终结是个笑话、一个幻觉、一个理性的假象、一个哲学的仲冬夜的梦、一个诡计，文明之间的战争则是另一个笑话、另一个幻觉反射，时间对它不可能的死亡的报复，一个滑稽的权宜念头，一个幻想，一个维特根斯坦已经在斯宾格勒谴责过的“假说的迦弗农”的新的甚至更差的版本，我们可以推论如下：

与福山体系所宣称的相反，历史比人类更有想象力，并从未停止制造它的新人物和新战争；但这些战争不是亨廷顿看到的出现在伊斯兰和西方之间的文明战争。

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亨廷顿的引发历史再次骤起并更加生机勃勃的理论相反，因为事实上它从未停止发展；假如需要提到，也不同于先是霍布斯和尼采，然后是斯宾格勒和卡尔·施密特的体系，他们认为冲突不是因为赤裸裸的利益，而是世界观和理念的不同；是的，但只有当你补充说今天唯一举足轻重的理念战争，唯一有意义的文化或世界观的冲突，不是在美国和伊斯兰之间，甚至也不是在西方和其他地方之间，而是在这其他地方的心脏地带，在伊斯兰教的边界内，是以马苏德和塔利班为代表的两种伊斯兰教的冲突。

这是一个政治的反对理由。

因为它放松已经套住并使美国意识形态更为强硬僵化的两套重要话语体系的束缚，这是我们得以抓住复杂现实的头绪的唯一立场。

对我来说，这是过去10年我努力阐明的立场，从对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非洲被遗忘战争的战场所进行的调查开始。

但这特别是美国第三类知识分子的立场，他们来自左翼，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左翼——这是美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立场，他们的历程引起了我的好奇，为了方便起见，也许出于无知，我把他们归在迈克尔·沃尔泽的名下。

通过沃尔泽有关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重要著作，我认识了他。

这本书在阿富汗战争期间陪伴了我——那悲惨的第一次阿富汗战争，那场在1980年代初苏联肆意蹂躏潘杰希尔峡谷和喀布尔的非武装农民的战争。时至今日，即使是事后，我仍然无法彻底理解他们的极度野蛮，即使当我了解了今天我们所认识的、当年被我们称为穆斯林游击队的继承人。

10年后，在波斯尼亚悲剧的中心，当面对一个被“那些扔炸弹的人和遭受炸弹袭击的人”之间“不可弥合的分裂”（用沃尔泽的话说）的世界，然后面对难以容忍的“斯雷布列尼察之辱”（还是他的话，它们无比贴切），我再次发现了这本书。你需要得到一些帮助去思考这矛盾修饰法——一场道德上必要的战争的概念，以使自己从基于原则鼓吹战争的错误辩论中超脱出来，辩论发生在或许业已是亨廷顿的观点与死不悔改的和平主义之间，后者或许属于福山的信徒。

今天，在我心里，沃尔泽特别是我在过去几个月中如饥似渴地阅读过的作者。他的一些有关国际总体形势特别是关于恐怖主义的论述发表在多种，以强烈反对伊拉克战争、敌视布什的右翼政府，以及——无论这个提法今天还有多大意义——全球化左倾为特征的出版物上。

他处于一个知识分子星系的中心，我无法准确勾勒这个星系的不断转变的轮廓——我甚至不能确定它是否这样看自己，如果是，在哪种程度上；然而，我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星系产生的涉及基本问题的概念正在我们只有将其称为亨廷顿－福山的体系中制造裂痕。首先，它与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最常见的淡化针对平民的大规模犯罪的放任、推诿和委婉的文化决裂。沃尔泽一再重复道，恐怖主义，既不是穷人的武器，也不是受压迫者的报复（真正的穷人，弱势群体中的最弱者，没有产生自杀性炸弹袭击者——想想非洲）。他坚持认为，恐怖主义不是那些已经用尽了让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并推进其正义事业的人的最后手段（“9·11”正好发生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妥协战略取得成果的进程中——戴维营，2001年塔巴会议）。至于那种认为美国人咎由自取的观点，那种心术不正的分析——认为由于美国人自己的罪恶，他们是现在使自己遭受罪恶袭击的真正源头，更是冒犯加无知，无耻加愚蠢。（谈到这里，为什么把种族主义归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