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美]-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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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物。他的眼神虽似钢铁般坚硬无情，棉纱手套却是那样柔和，当他走近斯万的时候，他仿佛是对斯万其人表现出蔑视而对他的礼帽则颇为尊敬。他小心翼翼地把礼帽接住，动作准确细致，优雅动人。他然后把礼帽递给他的一个下手，这是一个新手，腼腆胆怯，两眼滴溜溜的，射出愤怒的光焰，象刚被关进笼子的野兽那样惴惴不安。
几步之外，一个穿着号衣的彪形大汉站在那儿出神，象尊塑像那样无所事事，动也不动，仿佛是曼坦那①最嘈杂喧闹的画幅当中那个纯粹是点缀用的武士一样，正当别人冲向前去，在他身旁忙于厮杀的时候，他却倚在盾牌上若有所思；这个大汉超脱于在斯万身边忙忙碌碌的那群伙伴之外，仿佛他对这个场景不感兴趣，只是以他凶狠的蓝眼睛漫不经心地瞧着，似乎那是“无辜婴儿的屠杀”或者“圣雅各的殉难”②似的。他倒仿佛当真属于那个已经消失了的家族，那个也许仅仅在圣芝诺教堂祭坛后部装饰屏上以及埃尔米塔尼教堂壁画上（斯万是在那里跟这个家族接触的，这个家族还在那里沉思）才存在的家族；这个由古代雕像与大师③的巴杜亚模特儿或者丢勒笔下的撒克逊人相结合的产物的家族。他那棕红色的头发天然是卷曲的，抹着润滑油而粘在一起，那发髻卷得雄浑有力，就象曼图亚那位画家④不断研究的希腊雕像上的发髻一样；希腊雕刻在创始时虽只处理人像，却也善于从人的简单的线条中提炼出丰富多采的形式，仿佛从整个生物界中都有所借取，就说是那一头头发吧，它那平缓的起伏，发髻尖尖的角，发辫上冠冕式装饰三层重迭排列就既象是一团海藻，一窝鸽子，又象是一片风信子花，也象是盘成一团的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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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曼坦那（1431——150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巴杜亚派画家。
②《无辜婴儿的屠杀》指以残暴著称的犹太国王希律（前39——前4在位）对无辜婴儿的屠杀。雅各是耶稣十二使徒之一，被希律之孙希律亚基帕一世杀死于耶路撒冷。
③指曼坦那。
④指曼坦那。曼图亚为意大利北部城市，公爵府饰有曼坦那的壁画。
还有一些仆役，也都是身材魁梧，站在那宏伟壮观的台阶石级上，象大理石雕像那样一动也不动，纯粹起着装饰的作用，把这台阶点缀得简直跟公爵府的“巨人台阶”一般；斯万走上这台阶，心想奥黛特还从来没有涉足此间，不禁有些忧伤。啊！与此相反，要是他能登上那歇业的小女裁缝那昏暗的发出难闻的气味，一不小心就会摔倒的楼梯，他又该多么高兴！他要是能在奥黛特去她那小阁楼的日子同去消磨晚间的时刻，他都乐于付出比歌剧院包厢一星期还多的钱；即使是奥黛特不去的日子，他也可以跟经常和她见面的人们谈起她，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这些人由于经常和她见面，他认为他们身上藏有关于他的情妇的生活当中的更真实、更难以取得、更神秘不可测的东西。在这歇业的女裁缝这个恶臭但值得羡慕的楼梯上，由于另外没有一条专供仆役或者送货者用的楼梯，所以每到晚上，家家门口的擦鞋垫上都摆着一只脏的空奶罐，在斯万此刻登上的这个华丽而可恶的台阶上，在左右两侧不同的高度上，在门房的窗户或者套房的入口，在墙上形成的每一个凹处则都站着一个门房，或者是管家，或者是帐房，分别代表着他们经管的府内业务，同时也是向来客表示敬意（他们也都是些体面的人物，每星期都有一部分时间在他们自己的产业上过着多少独立的生活，象小业主那样在家吃饭，有朝一日也许会到一个知名的医生或者实业家那里去服务），他们兢兢业业地谨守人们在让他们穿上这辉煌的号衣以前给他们的种种教导，这号衣他们也是难得穿上身，穿着也并不太舒服；他们站立在各自的门洞的拱廊底下，穿得鲜艳夺目，却多少带点市民的憨厚劲儿，仿佛是神龛里的圣像似的；还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瑞士卫兵，打扮得跟教堂侍卫一样，在每一位来客走过他跟前时用手杖在地面上敲打一下。斯万在一个脸色苍白，象戈雅①画中的圣器室管理人或者剧中公证文书誊写人那样，脑后用缎带扎着一条小辫的仆役陪伴下走到台阶顶上，到了一张办公桌跟前，那里有几个当差的象公证人那样，端坐在登记簿前，见斯万来到就站起身来，把他的名字登下。他这就穿过一个小前厅。有些人把某些房间专门为摆某一件艺术品而布置起来，就用这件艺术品来命名，故意弄得空空荡荡，不摆任何别的东西，而这个小前厅就是这样一间屋子，在进口处就象本韦努多·切利尼②雕塑的一尊无比珍贵的武装卫士塑像一样，站着一个年轻的仆役，上身微向前倾，在红色的衬领中伸出一张更加红润的脸蛋，仿佛赫然烧着一团炽热、腼腆和热忱的火焰；他以强烈、警觉、发狂的目光穿透那挂在演奏音乐的客厅门口的奥比松挂毯，仿佛是以军人的沉着或不可思议的诚心——这是警觉的象征、期待的化身、暴乱的纪念——象哨兵那样从炮楼顶上监视着敌人出现或者象天使那样在大教堂顶上等待着最后审判时刻的来临。现在斯万只消迈进举行音乐会的大厅了，有个身背钥匙串链子的掌门官弯腰为他把门打开，仿佛是将城门的钥匙呈献给他似的。但斯万这时想的却是他可能去的那所房子（假如奥黛特许可的话），而擦鞋垫上空奶罐这个形象使他突然感到一阵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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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戈雅（1746——1928），西班牙画家，对欧洲十九世纪绘画有深刻影响。
②本韦努多·切利尼（1500——1571），意大利雕塑家。
迈过了那条挂毯，仆人的场面让位于客人的场面，斯万很快就发觉男宾都很丑陋。男性面貌之丑，他是知之已久了，可是自从他发现男人的相貌的基础在于五官线条的独立自主性（仅受美学关系的调节）以后，男性面貌之丑对他来说又成了新鲜事物了——在这以前男人的相貌对他来说本是用来辨认某一个人的符号，而这个人或则代表一系列值得追求的欢乐，或则代表应予驱避的烦恼，或则代表应该还报的礼数。斯万在他身边的人们身上，现在再也找不出一样东西不具有一定的个性了，就算是许多人都戴的单片眼镜吧，在他心目中过去至多只是表明他们戴单片眼镜罢了，现在也已经不再是人所共有的习惯而都各有特征了。也许是因为他现在只把正在入口处聊天的弗罗贝维尔将军和布雷奥代侯爵看成是一幅画当中的两个人物，而他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他来说却是把他介绍进赛马俱乐部，在几次决斗中帮过他忙的有用的朋友，所以将军那单片眼镜，那象一片弹片那样嵌在他那庸俗、带着伤疤、洋洋得意的脸上，那象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的那只独眼那样在前额中央独树一帜的单片眼镜，现在在他眼里却成了一个吓人的伤疤，受这样的伤固然是光荣，在别人面前显示出来却不大体面；至于德·布雷奥代先生，为了参加社交活动，增加节日气氛，除了戴上珍珠色手套、高级黑礼帽，白领带以外，也戴上一副单片眼镜来替代平常的夹鼻眼镜（斯万自己也是这么做的）；象显微镜下的一张切片那样紧贴在镜片背面的是他那其小无比的眼睛，眼里射出亲切的目光，不时流露出微笑，对天花板之高，晚会的欢乐气氛，节日的安排和清凉饮料的质量表示满意。
“啊！原来是您哪！真是半辈子没有见着了。”对斯万说这话的是将军，他看到斯万愁眉苦脸，以为他也许是生了一场重病才离开了社交界，便找补上一句：“您现在气色不错嘛！”这时候德·布雷奥代先生则问一个刚把单片眼镜（这是他唯一用作心理观察和无情分析的工具）戴上眼角的专写社交生活的小说家：“怎么？您老兄到这里有何贵干？”这位小说家煞有介事，故作玄虚地答道：
“我在观察哪！”他的小舌音发得很重。
福雷斯代尔侯爵的单片眼镜很小，镜片没有边框，象不知从何而来，又不知是何质地的一块多余的软骨一样嵌在眼皮里，弄得眼睛不停地、痛苦地抽搐，给侯爵脸上平添了几分带有阴郁色彩的细腻感情，使得妇女们深信他一旦失恋了是会感到非常痛苦的。德·圣冈代先生那副单片眼镜则跟土星一样，周围有个很大的环，它是那张脸的重心所在，整个脸随时都围绕它而调正，那个微微翕动的红鼻子，还有那张好挖苦人的厚嘴唇的嘴巴总是竭力以它们做出的怪模样来配合那玻璃镜片射出的机智的光芒；这副单片眼镜也引起那些轻佻的赶时髦的女郎的遐想，梦想从他那里得到矫揉造作的献媚和温文尔雅的逸乐；而那位大鲤鱼脑袋和鼓包眼睛的德·巴朗西先生戴着他那副单片眼镜在人群中慢慢地走来走去，时不时地松开他那下巴骨，仿佛是为了确定行进的方向似的；他那副模样就象是脸上只带着他那玻璃大鱼缸任意的，也许是象征性的，用于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一片玻璃——斯万十分欣赏乔托在帕多瓦一个教堂画的《罪恶》和《德行》这些画，他这就想起了“不义”身边那支绿叶葱葱的枝条，它象征着隐藏着他的巢穴的那些森林。
在德·圣德费尔特夫人的恳求下，斯万走向前去，为欣赏由长笛演奏的《俄耳甫斯》①中的一个曲子而在一个角落坐了下来，眼前只有两位年纪已经不算很轻的夫人并坐在一起，一位是康布尔梅侯爵夫人，一位是弗朗克多子爵夫人，她们是表姊妹，时常手提提包，在她们的女儿的陪伴下在晚会上象在火车站那样你找我，我找你，直到她们用扇子和手绢指着两个相连的空位置时才安静下来：德·康布尔梅夫人跟别人来往不多，很高兴能有德·弗朗克多夫人作伴，后者却很有名望，当着她那些漂亮朋友的面陪一位跟她曾一起度过童年的默默无闻的夫人，自以为这事儿做得很有风度，很独出心裁；斯万皱起眉头冷眼瞧着她们两位听长笛独奏后面那段钢琴插曲（李斯特的《圣法兰西斯跟鸟儿说话》），看那位名手令人为之眩目的指法：德·弗朗克多夫人是心急如焚，两眼射出发狂的光芒，仿佛钢琴家手指飞奔的那些琴键都是一架架高耸的秋千，一失足就能坠入八十米深的深渊，她同时向她的邻座投去惊讶怀疑的目光，仿佛在说：“能演奏到这等地步，简直是难以置信”；德·康布尔梅夫人摆出一副受过良好音乐教育的架式，脑袋跟节拍器的摆那样在打着拍子，从一个肩头晃到另一个肩头，摆动得那么大那么快（两眼则投出那不再去追究所受的痛苦也不想去加以控制，只满足于说一声“这又有什么办法”的受苦受难的人的茫然的目光），随时都牵动她上衣皱边上的钻石，也叫她不得不经常去摆正插在头发上的黑葡萄串，但并不因此而中断它越来越快的摆动。在德·弗朗克多夫人身旁，稍前一些的是加拉东侯爵夫人，她成天念念不忘的是她跟盖尔芒特家族的亲族关系，这为她的沙龙以及她个人大为增色，却也多少使她有点丢脸，因为这个家族中最显赫的人都多少有点回避她，这也许是由于她为人有点讨厌，也许是由于她名声不是太好，也许是由于她出于地位较低的一支，也许是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当她跟她不相识的人在一起的时候，譬如此刻在德·弗朗克多夫人身边的时候，她就苦于不能把她跟盖尔芒特家族的亲族关系用明白无误的词句标榜出来，就象东正教教堂的拼花图案上用直行的文字写在圣者身旁注出他们所说的话语一样。她此刻想的是，自从她表妹洛姆亲王夫人结婚六年以来，还从没有邀请过她，也没有来看望过她。想到这里，她满腔怒火，却也不无自豪之感，这是因为，如果有人奇怪怎么在洛姆亲王夫人家见不着她，她就可以说那是为了避免在那里碰上玛蒂尔德公主②，而万一碰上了，那可是她那极端正统主义的家庭所决不能原谅的；这样一来，她也终于把这当作是她不上她表妹家去的理由了。她可也记得，她自己曾多次问过洛姆亲王夫人，她怎样才能跟她见面，然而到底得到了什么答复，印象已经模糊，只是常常嘀咕：“再怎么说，这第一步总不该由我迈出，我比她大二十岁呢，”以此来冲淡这令人羞辱的回忆。靠了这内心独白的力量，她傲慢地把双肩往后一甩，简直使它们脱离了她的胸部，她的脑袋也几乎跟肩膀齐平了，不禁叫人想起餐桌上插在骄傲的山鸡上那只带羽毛的鸡头。倒不是说她苗条得象只山鸡，她可是生来矮胖粗壮，大有男子气概；不过多年所受的凌辱却使她的脊梁挺直了起来，就好象是不幸长在崖边的树木为了保持平衡而向后往斜里生长一样。为了安慰自己不能跟盖尔芒特家族中其他人处于平等地位，她只得经常念叨，她之所以不常去看他们，那是由于她那毫不妥协的原则性和自豪感，久而久之，这种想法居然塑造了她的体态，使她产生了一定的仪容，平民百姓把它看成是上等人家的特征，有时也在俱乐部那些先生们昏花的老眼里激起一霎那的欲念。谁要是把德·加拉东夫人的谈话加以分析，把每一个词语出现的频率统计出来，从而找出破译密码的关键，那就会发现即使是最常用的词语，出现的次数也不会多于“在盖尔芒特堂兄弟家”、“在盖尔芒特姑妈家”，“埃尔赛阿尔·德·盖尔芒特的健康”、“盖尔芒特表妹的浴盆”这些词语。当人们跟她谈起一个知名人士时，她总答道，她个人并不同他相识，然而在她盖尔芒特姑妈家却碰到过上千次，而且在回答的时候语调是那么平淡，声音是那么沉重，显然表明她个人之所以并不同他相识，还是出之于那些根深蒂固不可动摇的原则；她那向后拱的双肩依靠的就是这些原则，就仿佛体操教练为了锻炼你的胸廓而让你依靠平衡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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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国歌剧作曲家格鲁克（1714——1787）作。
②玛蒂尔德公主（1820——1904）：热罗姆·波拿巴亲王之女，她家的沙龙在第二帝国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