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大风流-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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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罢了，请陛下不要勉强。”
汉顺帝还算聪明，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再逼迫下去，樊英先生恐怕就会以死相拼，那样的结局并不为汉顺帝所乐见，也有失庙堂的体面。汉顺帝此时倒也钦佩樊英先生的老而倔强的性格。樊英先生绝非浪得虚名，因为很少有人敢在朝堂之上以诘责和平等的语气跟汉顺帝这个东汉王朝的首脑对话。
除了发自内心的尊重以外，另一个使汉顺帝不敢把倔强的樊英先生怎么样的原因，则是樊英先生所代表的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那就是樊英先生的人数众多的弟子门徒，他们聚在樊英先生的门下，一起学习“樊氏学”，久而久之就使樊英先生成为既成事实的学阀。
学阀是相对军阀而言的，军阀靠枪杆子，学阀则靠笔杆子。东汉后期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比如弘农杨氏，祖宗几辈人都擅长欧阳《尚书》之学，自杨震以后，累计四世，都做到了太尉、司空、司徒这样显赫的职位。像这样的家族，他们的弟子门徒动辄成千上百，这些弟子门徒进入仕途后，又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这些家族世居高位，门生故吏满天下，成为能与宦官和外戚势力相抗衡的士大夫阶层。
以学阀为背景形成的士大夫阶层的力量不容小觑。东汉末年，针对宦官和外戚互相争斗的邪恶气氛，士大夫阶层发起了“清议”运动，他们坐论时政，臧否人物，在政治极端腐败的情况下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
樊英先生算不上大学阀，但最起码也算一个有声有色的小学阀。他的弟子门徒数以百计，做什么官的都有。汉顺帝非常注意笼络人才，他在位的时候，太学的学生人数多达三万，乃是历代之首，决不会因为樊英先生的一丝倔强而令天下樊氏学的门生故吏寒心。
汉顺帝不能使樊英先生屈服，然而尊重他的名声，让他到太医院做免费体检，并按月送去羔羊和美酒，以表示国家尊重贤士之意。
就这样，樊英先生在京师度过了两年光景，汉顺帝好吃好喝好招待，向樊英先生执弟子之礼。人心都是肉长的，樊英先生看汉顺帝态度如此谦恭得体，冷漠的态度有所软化。
到了阳春三月，万物复苏，百花竞相盛开。汉顺帝派人把樊英先生请到皇宫，摆上一桌好酒席，预备好了讲坛书案，席前向樊英先生俯身下拜，行弟子之礼，完毕就向樊英先生询问朝政的得失，并授予樊英先生五官中郎将之职。
樊英先生接受官职，但并不是改变了初衷，而是为了使汉顺帝有台阶可下，要不然显得太过于死板刻薄。樊英先生做五官中郎将没过两个月，再一次向汉顺帝打了辞职报告，理由仍然是病重无法履行职责。汉顺帝无奈，知道这两个多月的五官中郎将对樊英先生来讲已属勉强为之，因此并不多做挽留，慨然应允樊英先生以光禄大夫的身份致仕退休。
一段不可逆转的风波过后，樊英先生得以重新回归自己喜欢的生活。他回到壶山以后闭门谢客，反省自身。一天，他正在菜园浇水，遇到从此路过的河南人张楷先生，他们早年曾一起被征召过，因此彼此熟识。
张楷先生对樊英先生说：“天下有两条路，一是出仕，二是隐居。我以前认为你能够辅佐天子，以利当世之人；没想到你拿自己珍贵的身家性命作代价，激怒万乘天子，后来又改变自己的初衷，享受天子赐予的官爵禄位，但你只是敷衍塞责，并没有献上经时济世的主张，这样子你就进退两难了。”
樊英先生深以为然，不禁陷入沉思。一会儿，他对张楷先生说：“先生说的是，我当时接受官爵禄位只是为了使天子能挽回薄面，未曾多想，经先生一提醒，我的处境果真是进退两难。享受国家的爵禄就要为国出力，尽忠尽孝，而不能隐居起来；要想安然的过隐居的生活，就得义正词严的辞掉爵禄，做到了无挂碍。谢谢先生教诲。”
送走张楷先生后，樊英先生决意彻底隐居，摆脱一切干扰隐居生活的阴影。想好后立刻修书一封，投递给有司衙门，声称自己无功不受禄，请求国家收回颁给自己的荣衔。国家开始不答应，因为光禄大夫乃是汉顺帝亲口加封，谁也不敢擅自做主撤销或收回。但后来樊英先生一而再再而三的申请撤销，有司衙门只好向上级请示。汉顺帝获悉后，知道樊英先生终无意于国事，就不再勉强，撤销了对他的封赏。
樊英先生由是摆脱两难境地，从此闲云野鹤，一心一意的过起了隐居教书的生活。
女权主义者
樊英先生众多的弟子中，不得不提一位陈寔先生。
陈寔先生字仲弓，河南许昌人，他不仅继承了樊英先生高深的学问，也学到了樊英先生高风亮节的品行。在汉顺帝和老师之间的那场风波中，陈寔先生深深钦佩老师的勇气，认为做人应当如此——傲骨，傲气，并傲然不可犯。
陈寔先生跟随樊英先生学习《易经》很是努力，经常废寝忘食；樊英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学生，认为将来可以传其衣钵的必是此人，因此不吝学识，能教的全都教授给陈寔先生；陈寔先生也不负重望，刻苦读书，孜孜不倦，年轻的时候就扬名在外。
下面向读者上帝讲一个小故事，以证明陈寔先生深受老师樊英先生影响而具备的高尚品德。本性固然难以改变，但外在的影响力却不可忽视，尤其是言传身教的力量更是大得令人吃惊，一个人的行善积德或为非作歹，都深刻地取材于老爹老娘和老师的一言一行。
陈寔先生作县令的时候，有一个小偷因为饥饿的缘故潜入陈寔先生的家中，躲在房梁上，以便夜深人静的时候，入室行窃。但由于留下了可疑的痕迹，使得陈寔先生知道梁上有人。陈寔先生并非大喊捉贼，而是穿戴整齐，叫来儿孙，严肃地说：“人啊！不能不自我勉励。那些不行善事的人未必本性就是邪恶的，只不过习以成性，没法改变。梁上的那位君子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小偷知道自己被发觉了，就从房梁上跳下来，向陈寔先生道歉。陈寔先生观察一番，说：“看样子你并不像一个坏人，以后应该好好约束自己，改前恶为今善，好自为之。不过良心丧于困地，你偷盗也是因为贫穷的缘故。”于是命家人取两匹绢送给小偷，让他维持生计。由此县境内小偷绝迹。
这就是“梁上君子”这则成语的来历。
事情往往以小见大，以陈寔先生的善于教人，足以得窥樊英先生的因材施教、因地施教、因人施教和因境施教的丰富的教育方法的一斑。陈寔先生值得赞扬的事情不仅此一项，更出色的表现出于他在党锢之祸中的所作所为。
汉桓帝的时候，大名士李膺先生、太学生郭泰先生等人上书抨击腐败的宦官集团，结果反被宦官集团诬以“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的罪名，将以李膺先生为首的所谓“党人”逮捕下狱。当时下狱者二百多人，都是清流。第二年，在太尉陈蕃先生的多方营救下，李膺先生及其党人二百多人被赦免，但终身禁锢乡里，不得为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发生时，在野处士、太学生以及可以谓之清流的官员，都以结交“党人”为荣；当李膺先生等先生下狱时，纷纷表示自己就是党人，请求与李膺先生共同下狱。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党锢之祸中，陈寔先生也牵涉其中，而且表现令人击节。
陈寔先生身陷党锢之祸，源于一次非正式的沙龙聚会。当时党锢之祸已然发生，但陈寔先生依然在会上发表了同情李膺先生及其党徒的话，在人人自危、莫谈国事的环境下，他的一席话被作为“诽谤朝廷”的证据而遭到小人告密。当逮捕令下达的时候，和他关系很要好的地方官要他火速避难，陈寔先生却说：“我跑了，他们怎么办（沙龙成员）？我不去监狱，谁去监狱？他们在监狱里依靠谁呢？”因此自动请求下狱。
可以说，在内心中，陈寔先生也是以自己为李膺先生的党徒的，并不是为了分享什么利益，也没有利益可以分享，相反只会惹来麻烦，甚至牺牲姓名，但陈寔先生仍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全在于一颗正义心，一种激浊扬清的道义感。
说这些跟樊英先生有甚关系呢？关系至伟。
试分析之。清议的发生，党锢之祸的发生，乃是矛盾积累的结果。矛盾聚积到一定程度了就要爆发，要不然就不会有发展。而两者的发展源头则在樊英先生与汉顺帝的风波中就得以孕育。这并不是说樊英先生直接点燃了引火线，而是他的精神和作为已为后来的清议和党锢之祸开启了先声。
樊英先生在朝堂之上和汉顺帝大吵大闹，原因就是深恶痛绝于汉顺帝宠幸宦官的黑暗政治；乃至而后隐居授徒，品藻人物，更开清议之先河；虽然，樊英先生并不是这一切的肇始人，但在这股浩荡的时代潮流中，他亦是令人耳目一亮的弄潮儿。
樊英先生太渺小了，以至于被历史湮没。但关于他的零星记载，依然可以看出，他洞悉时代发展的潮流，并以自身的微薄的力量推动着潮流的向前滚动。他听懂了时代的旋律，时代却因为他的隐逸而将他遗忘。幸好，樊英先生并不以此为憾事。
最后还要补充一点，樊英先生是令人尊敬的女权主义者，他看待妇女的观念、关于妇女地位的阐述，比之于现代人的观点，丝毫也不逊色。而读者上帝不要忘记，樊英先生生活的时代是两千年前的东汉，这一点现代人应该感到无比汗颜。两千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的思想反不如以前了？
陈寔先生亲眼目睹了老师尊重老婆的一幕。樊英先生生病期间，他的老婆派侍女前来拜问，樊英先生不惜病体，从床上下来答拜。陈寔先生觉得奇怪，就向老师问为什么。樊英先生说：“妻是齐的意思，按照古礼，老婆应该与老公一同供奉祭祀，地位是平等的，我怎么能不下床答拜呢。”
呵呵，一个彬彬有礼、崇尚女权的可爱的老头形象宛然眼前。
樊英先生七十多岁时故去，最终的身份只是一个隐士，真正做到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12、庞德公，决不当官
庞德公先生是三国时期的大隐士。他在当时虽为隐士，却四方闻名，因为经他的教导和推举，三国史上响当当的两大谋士——诸葛亮先生和庞统先生相继升空而起成为当时最耀眼的政治明星，辅佐刘备成就一番霸业。其中庞统先生是庞德公先生的侄儿，诸葛亮先生对庞德公先生也执弟子老师之礼。
庞德公先生一生未仕，至死恪守“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准则。如果说诸葛亮先生如此说，是因为在等待识货者，以提高自己的价码，但对于庞德公先生，不求闻达于诸侯则是发自肺腑的，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和弦外之音。这种对仕途宦海不发烧不感冒的态度，在“学而优则仕”的古代来讲难能可贵。
做官难，难做官。有的人为官一生，身心俱疲；有的人殒命官场，可恨可怜；有的人得窥官场本质，压根就不去当官。庞德公先生看来，做官无异于蹲牢房，既不可得自由之思想，又遑论独立之人格，仿佛一片苦海。于是他挣脱苦海，羁留山林，于青山绿水相伴，做了一名悠哉乐哉的隐士。
鹿门山中的大隐
庞德公先生是彻头彻尾的隐士。
他终生未仕，高卧林泉，和老婆躬耕于田亩，与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一片；他的心底有一个至死不渝的信念，那就是不做官，不出仕，不当名缰利锁下的奴隶；
生活要有自己的主张，庞德公先生为后世的随波逐流者树立了表率。
读者上帝一定会对庞德公先生的名字产生疑问，德公到底是他的名还是字呢？是他的敬称还是号？抑或是当地人对他的饱含尊敬的习惯叫法？这些都是围绕着“庞德公”三个字产生的疑问，而其根源则来源于两本古籍含有分歧的记载——《襄阳记》中说他叫做庞德公，《后汉书…逸民列传》中则称他为庞公。
庞德公先生的第一手资料来自于《襄阳记》，上面说“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庞德公语也。”如按这个记载，则德公应该是庞先生的表字，因为前面三个人，诸葛孔明，庞士元，司马德操，都是以姓加表字的表达方式来记述的，庞德公也应该如是情况，即姓庞，表字德公。
但这只是一种推测，事实仍在存疑。范晔先生在撰写《后汉书》的时候，也遭遇如此难题，不过他老先生本着不负责任的态度，一旦涉及庞德公的事迹，则笼而统之的直称其为“庞公”。这下子倒好，不管你叫什么名字，叫你“庞公”总不会有错。范晔先生倒是省事了，却害苦了读者上帝苦费思索。
不管怎么说，《襄阳记》还是准确无误地告诉读者上帝，庞德公先生是地地道道的襄阳人，而且终生未离开过襄阳半步。
庞德公先生生活的时代，天下已然大乱。
东汉王朝末期，桓、灵二帝以来，朝堂之上群魔乱舞，乱七八糟。丧乱的根源无外乎两股势力，一是深受皇帝宠幸的宦官势力，倚借皇帝的威名无恶不作；二是深受皇帝倚重的外戚势力，爵高权重，无所顾忌。两股势力既相互勾结又彼此攻讦，甚至同一势力的内部仍然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多种力量合力而发，东汉王朝苟延残喘都不可得。
天下的分裂已属必然。外戚何进听取袁绍的建议，引凉州军阀董卓进京勤王，诛灭十常侍，但董卓却是个请来容易送去难的瘟神，他不但盘踞京师不走，反而反客为主，残酷镇压异己者。天下群雄再次将矛头转向董卓，结成联盟共同讨伐之。但终因心力不齐各怀鬼胎而功败垂成。
其后，袁绍以“四世三公”的政治资本崛起于冀州；曹操夺取青、兖之地，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天时，声势逐渐浩大；袁术占据淮南、扬州，实力不容小觑；刘表占据荆襄，其地藏龙卧虎；孙坚广据江东，收兵买马，倚长江天险，睥睨中原；刘璋据蜀地，张鲁据汉中。天下已然支离破碎，东汉王朝亦名存实亡。
乱世既出英雄，也出隐士，这即是所谓的人各有志。有的人不甘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