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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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现在感觉好一些了？”杰太太关心地问。
“还不太好，”我强挤出一个泪痕斑斑的微笑，“不过谢谢你问我。你太好了。”
停顿。
“你们到底想从我这里知道什么？”我叹息说，红红的眼睛央求地从委员会一个成员看到另一个成员。
“我们马上就说到这个事。”主席愤怒地说。
“咱还回到同性恋问题上来吧。”五号又拣起了这个话题，从他的语气听不出一丝怜悯之情。
“你们在钓鱼玩儿，”我有气无力地反驳说，“而这一切都是以我的时间和睡眠为代价的。”
“你有没有搞过同性恋？”一号坚持问我。
“没有。我是素食主义者。”
“回答问题！”
“没真搞过。”
“那是什么意思？”
“嗯……有一次……”
“啊哈！”四号高兴地叫起来。
“你瞧！你瞧！”六号喊道。“我们是对的。努德尔曼先生，你骗不了我们。”
“假如‘是对的’如此重要的话。”我耸耸肩。疲倦极了。
“绝对重要，”杰太太说，“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否则就算失职。你不会以为政府职能部门什么活都不干自拿钱，对吧？”
“接着说，请说。”主席催促我。他全神贯注地看着我。
“嗯，在我13岁时，我在昆士区我家旁边的林子里散步，你知道，森林公园。”
“往下说。”
“这时我碰上那——”
“我——我——我——不是告诉你们——们——了？先生们。”五号插言道。
“让他说完！”主席大声说。
“我撞上了那家伙，他死缠着我不放。后来他问我：‘嘿，小伙子，想让我帮忙吗？’‘帮什么忙？’我问。‘想让我给你口交吗？’他说。”
“口交？”四号拨弄着袜带问道。
“吮吸yīn茎。”主席什么都懂似的说。
“噢。”四号说，并且在纸上匆匆地记着。
“那你怎么办？”一号装出一副沉思的样子探问我。
“我吓得要死，拼命跑出了树林。”
“他跑了！”一个人喊道。
“跑了！”另一个人附和说。
“跑出了树林。”他们都站了起来，齐声欢唱和鼓掌。
“拼命地跑！”乱舞群魔中的一位大声喊道。
我极不舒服地等待这一切快点结束。
“啊哈！”主席终于惊叹道，兴奋劲降了一点，并开始飞快地记笔记。“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这个情况？”
“因为我没有想到它有什么意义。”
“有意义。让我们来决定它的意义。”他表现出极大的关心。
“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不起，不能告诉你。是要载进绝密文件里的。”
“可我必须知道。知道自由信息法案是干什么的吗？我有权力知道我的人格是不是被歪曲了。为什么如此至关重要？是不是这说明我是异性恋者，或同性恋者或者其他什么恋者？”
“它的意义自然远远超出世俗的看法。”
“你必须告诉我。”我又大声嚷起来。“求求你！”
“现在咱们开始真正的工作吧。”
“什么工作？”我抽噎了一下说。恐惧攥紧我的喉咙。
“最终的目的。”七号说。
“你们想——？”
“我们想让你彻底认罪！”主席咆哮着说。他的小槌猛地一击。我在极度的绝望之中看了一眼杰太太，没想到她的眼睛也突然变得凶狠冷酷起来。
“不准漏掉一个句子，一种看法。”一号怒气冲冲地说。
“全部的事实，只准讲事实，不准扯别的。”
“关于什么的？”我大声问。
“你知道。”
“可是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认罪就别想有安宁。”
“我认罪，可是你们得告诉我认什么罪！我实在不知道。”
“可是你知道。”
“关于同性恋者？”
“不对。”
“关于爱无能？”
“不对。”
“关于是个大废物，与社会格格不入？关于是天生的撒谎者？”
“不对。”
“不对。”
“不对！”
“那关于什么？”
“不可救药了。”八号说。他厌恶地摇一摇头。
“典型的。”杰太太说。我曾把她当做好朋友看待。“你可以从社会和精神方面去想。”
“与思想有关，跟身体无关。”
“太尖刻。”
“连工作都保不住！”
“连闹饥荒时卖面包的活都找不到。”
“这跟我找工作有什么关系？”我大声说。
“没关系也有关系！”
“我来问他几个问题！”
“求求你们。”我乞求说，任凭泪水满面流淌。凭着直觉我设法遮掩自己暴露的部分，因为我发觉自己只穿着一条破烂的内裤——忽然想起母亲的教诲：要记住，参加考试之前一定要换一条干净内裤，去买鞋之前一定要换一双没有洞的袜子。
“他疯了！”二号指着我的狼狈样子责难地说。
“就是个疯子！”
“精神失常！”
“神经错乱！”
“我会在所有的文件上签字。为过去的、现在的、甚至想象的一切罪过而忏悔。如果你们肯给我——不！我什么也不忏悔。我有我的权利！你们就是要折磨我。给我一毛钱让我给我的律师打个电话，反正，我拒绝承认这个法庭，因为你们忘了宣读我的权利。”我挥着拳头朝他们嚷道。
“我不是傻子。我懂法律。”
“比搞同性恋的家伙还蠢。”
“我动议不受理此案，理由是——！”
“比啄木马还疯狂！”
“行，行，我认罪。妈的，我要是开了头就收不住了。咱们可就要在这儿呆到下地狱那一天了。”
“我们有的是时问。”主席笑着说。
“可是到底要我认什么罪呀？”
“你会知道的，努德尔曼先生，”他边笑着边渐渐远去。“你会知道的。”
第11节
治安维持会走了，留下我在青年会这间无窗的陋室里不知所措，一筹莫展。我仍然穿着破烂内裤——这副样子当然不宜在一组尊贵的人面前作证，不过他们总有办法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刻突然出现。假如我住在一所像样的旅馆——哪怕在我妈妈的公寓里，尽管那里铺着粉红地毯，摆着红红绿绿的塑料花，房间装饰得像妓院——他们今天晚上就有可能放过我去。这算是一个教训吧……我在屋里走了几步，踱进走廊然后朝男厕所走去（好像这里有女厕所似的。）哈哈。真有趣，努德尔曼先生。一分钟前你还痛哭流涕哩，接着就又大开玩笑了。
洗澡间除了滴滴的流水已空无一人——长排的洗脸池和小便池像急切迎客的守卫者一样随时做好排水的准备。早晨3点30分。就连有窥淫狂的人也需要睡上一会儿——或许正忙着对昨天偷看到的别人的生殖器编织离奇的故事呢。
我弯腰站在搪瓷小便池前，尿出的小便形成一个长长的美丽的金黄色弧形，恐怕麦当劳也要自愧弗如了。我拉动拉杆，醉迷迷地看着冲水急速转成一个漩涡。上乘的美国水管工艺，我赞美地摇了摇头。然而我还是得离开这个鬼地方。如果我接着在这里睡，不知道一会儿还会出什么事。我动一动头，实在太累了。为什么我总在黑暗里生活，在夹缝中挣扎？为什么年复一年地生活在错的一边？现在我个人与家庭与经济，三者凄惨地搅合在一起，此时我最需要的是生活中有一点小小的开心事。开心事。不管是哪一种的。然而我担心就算我正好与它撞个满怀，就算它抓住了我的睾丸，就算它挠我的胳肢窝，我也未必能认出它来。这就是开心事。其实每个人都在谈论它，不是吗？到我家来，咱们干点开心事。伙计，昨天夜里开心不？多年没有这么开心过了。从我个人生活体会中，至今没弄明白它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我知道人人都应该有一点，而且很清楚没有人比鄙人更需要一点开心事了。开心事。它就跟成功一样可望而不可及。另有一件事，在我退回那密不透风的小屋时我的糊涂脑袋瓜以真正神奇的速度挖掘着新奇的深奥的事物。假如我有一支笔、一张纸、一点点耐心和一个足以叫人恶心的信念，就会创造出非常有趣的作品。为什么非花时间写小说不可？借助于收集来的学术论文和哲学文章，这篇东西很可能会使我拿到诺贝尔奖，同时还有开心事，甚至——如果我真有水平，再发挥得好一些——成功也会接踵而至。嗨。我所要做的就是写出一本畅销书，写出一部一蹴而就的小说，是关于一条虹洚鱼威胁着一个社区的故事。
我穿好衣服，打好行李，走下楼去——我永远告别了那个房间，感觉马上好起来。我朝电话亭斜插过去，打通了古伯斯威尔。电话铃声。铃。铃。
“哈啰？”维维卡的声音，低哑和半睡着的声音。
“是我。”我高兴地说，听到她的声音我即刻奇迹般地恢复了活力。
“出什么事啦？”她带点惶惑地问道。
“没事，我挺好的。”
“可是——”
“一切都好。真的。甚至还挺开心。我只告诉你一件事，再问你一件事。”
“嗯？”她打个哈欠说。
“我打电话就是要告诉你我爱你爱得发狂，爱得发疯，全身心地爱你。”
“在——在早晨4点钟？”
“不要让我解释。”
“我很感动。”
“瞎说。”
“真的。我恰恰半睡着。你叫醒我时我正在做一个挺高兴的梦。”
“什么梦？做爱的？有我吗？”
“是也不是。”
“说给我听听。”
“不！”
“你为什么总是神秘兮兮的？挑逗人可又不说，这就是你，可这是正事！”
“不。”
“我总想要是你能把女人的梦，特别是性爱的梦记录下来，一定能写成一部成功的小说——就甭愁钱了。”
“你打电话的‘另一件事’是什么？”她问我。她不肯上钩。
“对，还有一件事。请你去问问马格努斯，看他有没有给我留话？”
“可他睡得正香——”
“正香。我知道。就是这样。你不必叫醒他。就问他一句今天晚上他有没有给父亲留话。”维维卡不情愿地去孩子的屋了，我耐心地等着。
她哧哧地笑着拿起电话。“他闭着眼睛，带着满脸微笑，”她笑着说，“说‘孩子是奴隶’。”
“妙极了。谢谢，再见，”我说着挂了电话，在电话员还没有来得及问我要超时费之前就挂断了。
对呀。就是这样。孩子是奴隶。昨天晚上马格努斯给我的睡前留言是“我们是野蛮人”。一个六岁的孩子哪儿来的那么多稀奇古怪的词？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指的是孩子们还是这个家庭或者整个人类？如此深奥的道理，我在清新的空气中漫步在第二大道上，心中想着这些事。街道很安静，偶尔闪过一辆出租车。夜开始透明了，多么清澈，尽管街灯亮着，我仍能从两侧高楼屋顶的夹缝中看见朝我眨眼的星星。
我看了看表。4时10分……嗯……如果我碰巧在午饭前赶到伯尼的办公室……想想吧，整整八个小时，可干我认为合适的事情，可以胡思乱想。看来……我可以去动物园，可是除了猫头鹰其它动物都还在睡觉。还有汽车终点站，地铁，火车站，日夜食品店——在最后一处呆着必须吃点什么才行，否则较难。伯尼要是请我大吃一顿怎么样——虽然他现在还不知道——我可不愿意把我的胃口惯坏了。还有，最好能省下几个钢镚儿。“省一分赚一分。”我说服自己，同时手指在钱包里搜索，又在口袋里翻找有没有掉出来的钢镚儿。算一算……离开家的时候我把家中全部的钱都带上了，只留给维维卡5元急用钱（万一哪个孩子得了急病需要购买救命的药）。就是说出门时我身上总共有26元4角3分钱。花了3。5元住青年会（我知道会对匆忙离开那里感到后悔）。妈的！假如我没去住青年会，就有可能花上一笔钱吃一顿丰盛的早餐（尽管我知道只要钱还安全地在我兜里装着，我不会乱花一分，我真他妈的成贱货了）。8角5分电话费……还应当剩下22元……0……8分，我一边往城里走一边算计着，脑子里全让经济帐塞满了，全然忘记了周围的环境。
22元8分。过去买一合雪茄的钱升格为现在一个星期的菜钱。不过这有什么可失望的？充其量不过是暂时现象，说不定连乔·保罗·格蒂①也曾数着5分钢镚儿过日子呢——或许是一分的——在他的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22元8分——足够我们的纯花销，如果不算上那些庞大数额的帐单，债务以及购房的分期付款的话。为了说起来方便，姑且把他算做23元。你可知道，努德尔曼，就在今天这个日子，有的人会连眼皮都不抬地把这么多钱扔给守门的侍应生。要么在华丽的夜总会的厕所里，把一张20元的票子顺手塞给一个手托香皂毛巾的可怜的老家伙。要么用它点着雪茄，甚至用它擦屁股。而此时的你却在一分钱一分钱地数你的财富。你会不会因此而感到自己像一堆臭屎？一点也不。这种困苦仅仅是暂时的。以后，当我有朝一日富裕起来，我会满怀思恋之情写出这些猪狗不如的日子。维维卡跟我将共同回忆“那艰苦的岁月”，正如帕特和理查德·尼克松时常回忆他当年在他爹的加油站补汽车轮胎，而帕特被迫去当夜间酒吧招待的故事。尼克松夫妇在回忆中表达的只是艰难时期的痛苦，而我则将站在一定的高度面带感情丰富的微笑，留恋地回首“有意义”的岁月，那个时候生活非常朴素，无需为琐碎小事而烦恼，更不必操心去市场上搜罗可以免税的政府债券，想方设法寻找逃税方法或者钻现行财政法律的空子。
①乔·保罗·格蒂（1892…1976）：美国富商。
22元8分。告诉我，伯尼，倘若你到青年会来住一宿，扔给他们3。5元钱，八小时之后你是不是还想着那钱呀？
“3。5元？”伯尼大笑起来。“你是说35万吧，是不是？”
“对。对。”我也大笑起来。“当然啦。我把那倒霉的小数点点错了。我过去可曾是数学家哩，你信不信，伯尼？咳，咱们不就错了几位数嘛，朋友之间多几个零少几个零又有什么关系？”我骂了一声接着狂笑起来，手从口袋里掏出21元8角5分。“咱们忽略了23这个数，伯尼。23个千，当然啦。它们跑到哪里去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