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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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自我毁灭的人竟能为自己的毁灭编织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网，这虽然可以理解但是却令人难以接受。然而本维持会所做的长期系统的观察及对努过去的一系列反常表现（见精神分析曲线图表2、3及附录B之6），似乎是对这一假设的有力证明。
以下所涉及的是“布朗克斯动机”（以下简称“布动机”）。“布动机”这一模式按照有规律的图表曲线发展，这一现象可借助“决策理论”与“电脑科学”圈内专家所熟悉的流程图而一目了然。尽管努先生特有的精神崩溃想象与图中所示他走过的轨迹很不合情理，大多数“布动机”这一类的情况所呈现的表象模式却惊人地一致。
以下是这一例子中的决策步骤与一般战略：
一、努先生接受了一项写作的工作，从外表看就知道他永远无法完成。
二、由于他无法达到要求（或者说他误认为如此），他便开始将这一文学作品的性质篡改得面目全非。在这一特殊案例中，他接受的是一部严肃的作品，而他却将它变成了一出闹剧。从表面上看，他已经注定要毁灭，而潜意识告诉他这一新改写的作品将受到出版界的热烈欢迎。
三、我们的调查对象去找使他出现以上差错的源头——这是指考夫曼先生——他打算从这里恳求第二次机会，尽管他十分清楚他将为受到夸奖而吃惊。
四、接着便庆祝因他的努力而获得的巨大成功——这时我们的对象与他所谓的雇主吃午饭。
五、于是就发展到了进餐阶段，期间我们的对象把自己摆上了导致毁灭的位置。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努先生抓过账单固执地要付全部费用，包括一笔不小的小费，还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
六、（可有可无的一步）令他失望的是他的图谋未能如期实现（就是说，当事人努德尔曼没能把最后的几分钱及时花光）。通常的做法是找一个合适的“替罪羊”（努先生则找了一个乞丐，不过有一些人堕落到用从垃圾箱拣来的罐头盒乞讨，也有的甚至假装丢了钱，事实上钱严严实实地在他们的兜里装着呢）。
七、这场游戏的紧要关头。地点已经选定，祸患发生在即，只是时间问题。后面的步骤是完全不合情理的。我们权且把它们分为七个阶段，因为七是个吉祥数字。
1．努德尔曼没了钱，便有了消磨时间的借口。
2．他去朋友利奥的家公开表示他极其需要经济帮助。
3．利奥慷慨地给予他口头帮助。
4．努德尔曼拒绝了他的帮助，并且否认了此次造访的目的。
5．现在已接近实施努先生的主要计划的时间。借口说由于忙着自我争辩——尽管他眼睛一直盯着时钟——我们的对象在布来顿海边的街道上四处游荡，口中念念有词，抱怨自己在挨饿，可是他在过去的六七个钟头里吃了又吃，吃得很好。
6．努德尔曼上了开往布朗克斯的电车，目的是要搭便车到州北去。
7．到了布朗克斯边界，该病人突然开始寻找事先安排好在此等候的扒手。这一等待已久的聚会连同业已策划好的结局终于圆满完成。一旦回到了他的诞生地，我们的对象便可以堕落，折磨自己甚至可能以威森克罗夫生死圈综合症（见《威森克罗夫与费奇》，1966）这一传统表现方式将自己杀死。
当那些很容易雇到的在道德上沦丧的旁观者向我们的对象保证他对处罚的要求将会得到适当满足时，这一周期性疾病将达到高峰。
注：努先生最终没有被枪毙而是遭到了逮捕，主要是因为近期吵吵嚷嚷的街坊四邻有关警察暴行的一系列投诉使得警方受到了使用武器的严格限制。
结论与预测：本调查组一致认为，如果我们的调查对象努先生尚有新机会的话，他无疑能更好地为自己开脱。由于他未能处决自己，他现在肯定又开始搞同样的布动机式的游戏，或许再次从头开始对雇主考夫曼的书稿剩余部分进行篡改。
对我们的调查对象这种危险的反复出现的行为举止最有效的处理方式是立即将他送进医院治疗。住院期间他将被迫接受各种治疗，同时与他所在的小组会面直至小组成员相信他已经向他们做了彻底的坦白交代，并且他那种反社会、反道德、自欺、傲慢、自我高尚、自杀与自鸣得意的倾向得以根除。
第17节
我想我已坠入深渊，坠入另一个悲惨透顶世界的黑暗之处。我被打劫。被袭击、被搜身、被羞辱。他们，这些和平使者，拿走了我的皮带、鞋带，把我推进了拘留所——尽管那根皮带有很多用处，但是在我把它的最后一个扣眼用上之后仍然提不住我的裤子。他们究竟怕什么？怕我用鞋带结束自己吗？哈！就我目前的处境，若真自杀的话，倒不失为一个最理想的抉择。我若有幸的话，机会倒是蛮多的，炼狱确实存在（索斯基之类的虔诚信徒一直在追寻着它）。然而糟糕的是，炼狱意味着我必须把我所经历过的再反复地经历，而我对可能发生的一切实在胆怯得很了。
臭狗屎！我嘴里嘟囔着同时用脚厌恶地踢着栅栏门。给利奥打过三次电话了，可是都占线。兴许是不愿意让这从天而降的美誉之梦被打断所以把话筒放在槽外了。妈的，可是我必须找到一位住在纽约的人来证明我是谁。
“嗨，警卫！警卫！”我使劲摇动栅栏大声喊道，但是再也没有人过来了。他们准是嫌我进进出出打电话厌烦了——但是我那一角硬币还没花掉呢，而且我知道我有这个权利，没错。
要是到天亮我还没有找到律师的话，他们答应给我指派一位公共辩护人。唉嗨。我是找佩里·迈森还是找一个正走霉运被逐出律师界的酒鬼呢？但愿我能找出解决的办法，至少能找到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他可以……
“真金不怕火炼。”主席争着引起我的注意。
“逆境锻炼人的性格。”那位雄心勃勃的理论家一号补充说。
“噢，别装蒜了。省着点劲儿吧。”我耸了耸肩把他们甩掉了。他们到底睡不睡觉啊？
别的先不说，我现在是饿极了，眼前除了自己的皮和骨头什么也没有。天亮之前什么可吃的东西也别想得到，能得到的只有饭后即遭逮捕的厄运……假如一个人想他自己是什么他就能成什么的话，那么我就是一个配着花色配菜的大热狗。假如一个人能成为他想吃的东西，那么我就大大的不是个东西，一个零，一个零的代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这就是我。三等武装抢劫，头号人民公敌。多么可笑。利夫又会说：“太可笑啦我都忘了笑。”……这一切你能想象吗？不过，妈的，我不得不承认这座城市的法律运作方式虽荒谬但有利于定罪……放屁，我现在还不是跟定了罪一样。也许我应该接受协商认罪，使自己拜倒在法庭的仁慈之下？
仁慈？这可非同小可。你犯的可不是普通的罪。是一等犯罪。严重犯罪。狱中漫长的岁月。我知道他们企图胡乱给我定罪（敲诈我）。连他们的描述都是那样的吻合，你已经听到了……但我又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做了那种事——不管是什么事……狗屁，在这类事情上你永远也弄不清它究竟是什么事。
上午10点。伯尼·考夫曼先生，大人，你究竟在哪里呢？从我服了输并且给你在电话里留了言到现在，已经过去好几小时了。他们已经开始让嫌疑犯们在一个大铁门前排队候审。鄙人也战战兢兢地排在他们中间，队中那四个人看上去长得很像，虽说社会背景不一定相同……
等待。等待。等待。这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一旦我走出牢笼，我一定告他们狗日的，罪名是错误逮捕我以及浪费掉我宝贵的时间——这倒是个弄钱的好办法，当然，除非他们捏造个什么罪名给我判了刑。
跟上。跟上。我不耐烦地往前蹭，就让这个马戏团做巡回演出吧。当我站在那里等待他们的胡说八道时，忽然心中对《古伯斯威尔在崩溃》产生了疑问。它也许根本就不是——像我曾相信的那样——关于社会秩序、法律与司法的崩溃，它只不过是一项很难的测验，目的是调查人的耐力，精确地测算出在使人不至于像根橡皮筋一样被拽断的情况下对人的惩罚极限是多大。这倒是一个有趣的想法，只是如果我怀疑的是真的，那我不就是一头猪了吗？他们刺激我，激怒我，为的是试验我的极限……伯尼究竟在哪儿呢？我本不该在这地方呆这半个多小时……是啊，我不得不承认，人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对一本小说进行修订而走极端，不管那内容是关于什么的。
“行啦。排好队。”监狱看守开了门。“上平台之后你们要站在中间位置。不让你说话就不准说话。听明白了？”
“好啦。齐步走。”我边想边像个机器似的跟着队伍走。“演出开始，伙计们。”我走得活像个模范囚犯。我被领进一间没窗户的光秃秃的屋子，除了我和“朋友们”站的平台被聚光灯照得雪亮外，周围一片漆黑。我紧张地朝暗处瞥了一眼，除了几个来回晃动的影子外什么也看不见，人影前有一面所谓单面镜的东西。
“三号，”一个声音突然叫道，“出列。”
停顿。
“三号。你。出来！”
“谁？我？”我问道。被叫的人在这五名罪犯中无论从哪边数都是三号。
“没错，你！”
我驯服地朝前迈了一步，两腿微微发颤。
“开始。我命令你大声清楚地说出你的名字。”
我当时又气又饿，所有人的目光全集中到我身上。我紧闭着嘴站在那里。
“讲。”为这场戏挑选演员的导演大声说，这是我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一个我不愿意扮演的角色做声音试听表演。“你叫什么名字？”
沉默。
“快讲！”
“说！要么我们就来帮你把舌头掏出来！”一个声音在黑暗中恐吓我说。
“噢，长官，厄（我）的名字斯约赛·吉米艾，”我脸部肌肉抽搐着笑了。“你索的花（说的话）难听，难——”
“割他的舌头！”前排的一个流氓大声喊，如果不是有那么多人在场的话，他肯定特想帮着把我的舌头割下来。
“啊依，你斯索散（是说三）号？”我用依地语的数字说，存心跟他们开个小小的玩笑。“还斯索（是说）他，老板？”我的话音里暗示了种族歧视。
“好啦。三号，归队。”
“哦不，我不归队。既然你让我讲，那我就讲。”我的脸红得像甜菜头，愤怒的汗水顺着面颊往下淌。哦不，先生们，你们别想轻而易举地甩掉我。“现在我要问你们所有的人几个问题。比如说，”我火了，“我的权利呢？我的公民权呢？我的人权呢？”
“归队！”
“当然，我会归队的，可是宪法规定的属于我的权利呢？米兰达原则①呢？我的律师在哪儿？我的皮带在哪儿？没有皮带你打算让我怎么在台子上走来走去？假如我掉了裤子你们会以当众羞辱性暴露罪名逮捕我。这是诬陷。我都说清楚了，看着办吧！你们逮捕我是有理由的，对吗？上来吧，我给你们理由。我要让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今天在场的所有的人——你们会为此而后悔。我要让你们为阴谋剥夺我的公民权而遭逮捕。我要上告，不光告城市部门和警察署，还要告你们每一个人。我要摘下你们的勋章，扣发你们的工资，我要……”三号不停地说下去，他被两个体壮如牛的汉子拉下台子拖出候审队伍送回拘禁室。“无罪拘捕，阴谋，野蛮！你们都可以作证。我要传唤你们每一个人……”
①指美国最高法院规定在审讯在押的嫌疑犯之前，侦察人员必须告知对方有权保持沉默，不作自证有罪的供词，有权聘请律师并要求讯问时有律师在场等。
回拘禁室的路上我的监护人对我不是打就是踢；尽情发泄不满，惟恐我忘了他们。回来后还没呆稳我便又匆匆忙忙被从囚笼里提出来了。
“什么事？”我问。他们把我领到一张桌子面前，上面散放着昨天夜里扣留的我的全部行当。
“指控结束了。”那个瘦瘦的灰脸皮看守说。
“结束了？”我吃惊地问，赶忙抓过皮带和鞋带系好。结束了？就像刚才那样？我很惊讶，忽然想到一定是有某一位有权威的善人在帮助我。
签在这儿，他们说。我把名字草草地签上，匆匆跟在警卫身后走下楼梯穿过最后的几道门。
下一步怎么办？我边呕吐边想。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我看见谁了呀？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商人和作家，大好人伯尼·考夫曼。他站在屋子那一端正盯着鞋尖专注地思考着什么。
“伯尼！”我高兴地说着快步朝他走过去，他心不在焉地瞅着这个准备与他的解救人拥抱的自由了的犯人——考夫曼先生脸色不好，又憔悴又难看，好像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看到了蓬头垢面的我，这位一向侃侃而谈的企业巨子，英语语言大家，结结巴巴地开了口。
“发——发——发生了什——什——什么事？”他口吃地说。他上下打量着我，警觉与惊讶使他的脸像霓虹灯一样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的。
“瞧，我真的十分抱歉不得不把你叫来。”我道歉说，对于把伯尼拉进我的生活的泥淖感到懊悔。
“警察对你那个了吗？”他往后迈了一步问道，也许为了站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也许想看一看我的褴褛与创伤——很难说是为什么。
“没有。没有。与我所经历的相比，跟他们在一起算是件乐事哩。”就是在那儿，我们双双站在警察所里水泥地上，我向他道出了一切，告诉他昨天发生的一系列不幸事件：我怎样被打与被抢，小流氓怎样一分钱也不给我剩，连汽车票也拿走了，后来我怎样在地铁里不知所措地徘徊，后来又怎样被警察带走，他们怎样指控我犯有流氓罪以及编造出来的一大套罪名。“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我给城里的朋友们都打过电话，可是一个人也找不到。我试了一遍又一遍，等等。等等。等等。连我的律师也上夏威夷度假去了——你能想象吗？到头来你是我惟一能联系上的，”我用尽了溢美之词滔滔地说，“我非常抱歉不得不……”
“好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