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1954-第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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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润威敬上一根香烟。不缓不慢解释道：“大使先生，平东工业村紧邻堤岸商业区，人流量大，受关注程度高，如果防卫设施搞太多，必然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非议。所以整个安保措施只能外松内紧，只能请堤岸警察局的兄弟帮着多费费心。”
堤岸商业区的繁荣程度令人惊叹，用“小香港”来形容一点不为过。
平东工业村更是一个奇迹，在政局那么动荡，外部和内部威胁那么大的情况下，工业产值居然能够以每年18％以上的速度递增。
每到中午，数以万计的工人像潮水般涌出来吃饭。通往码头的公路上，一辆接一辆卡车载着集装箱往返。大吊车把堆积如山的集装箱装上船，把工业村内企业生产的商品销往世界各地……
那种热火朝天的情景，在台湾是看不到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大多西贡市民尽管没堤岸华人富有，但日子过得依然比大多台湾人好。经济如此发达，政府却穷得叮当响，政府部门和军队开支竟然严重依赖美援。
胡琏越想越糊涂，禁不住笑问道：“陈将军，南越外部受北越威胁，内部政局动荡，以我看来不是一个投资的好地方，你们的工业村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工业村是南越的骄傲，更是越南华人的骄傲。
陈润威推开车门，一边陪众人往酒店大堂走去，一边不无得意地笑道：“归纳起来大概有四点，一是华人资本比较雄厚，并且大多从事工商业；二是国际社会同情，自由世界盟友提供了许多帮助；
三是政府和工投公司在招商引资方面力度比较大，给前来投资的客商提供了一系列优惠；再就是有工投公司董事长李为民先生、副董事长陈世国先生等一心一意埋头干正事的人。”
李大老板的秘书孙宁裕微笑着补充道：“胡将军，在发展经济这一问题上，我们越南华人和一些本地人，比国民政府治下的同胞更具优势。毕竟越南曾是法国殖民地，独立之后与美国关系又极为密切。
很多人会说法语、英语，在欧洲和美洲有许多朋友。而法国和美国又基于历史渊源及政治因素，对越南公司和越南商人比较照顾。交流没障碍，签证很好办，沟通很容易，贸易政策又那么宽松，做进出口生意要比台湾同行容易一些。”
不得不承认，被殖民统治过的地区，经济发展确实比其它地方好。比如曾经的大上海，又比如现在的香港和澳门。
胡琏微微点了下头，又问道：“陈将军，工业村发展得这么好，相比税收肯定少不了，为什么政府依然没钱，依然需要那么多援助？”
“这个问题孙秘书比较有发言权。”
孙宁裕接过话茬，耐心地解释道：“胡将军，正如您刚才所说，我们的投资环境确实不尽人意。为发展工业、促进经济、带动就业。我们不得不推行低税制。对工业村内企业虽然施行累进税率。但最高税率不超过20％。盈利5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仅征收7％的企业所得税。并且在这一基础上，企业还能享受到三年免税、五年减半和出口退税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各工业村和富国岛特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全是我公司投资的，除了划拨一部分土地，政府没投入哪怕一分钱。所以在我公司成立之初，与政府达成过一份以税收返还前期投资的协议。
本来征收到的税金就不多，再提留出一半偿付历年发售的工投债券。再留出一部分作为后续发展资金，最终能够上交财政部的就没多少了。”
听上去无懈可击，事实上是另一码事。
隶属于各工业村管委会的税务部门，的确没征收到多少税。工投公司收支情况有账可查，每年审计，每年公示，每年都是赤字，大小股东迄今为止没分过红。
不过除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之外，工业村管委会却向各企业征收治安联防费、国防预备役建设费、医疗卫生发展费、教育发展基金等五花八门的费用。如果真施行那么低的税率，工业村保安队和第四战术区军费从哪儿来？
胡琏不明所以。没再继续问题。
事先打过电话，酒店经理直接把众人请到三楼会议室。喝了一会茶，等了大约十几分钟，正主儿终于到了。
“李为民，胡大使，认识您很荣幸。”
“南圻王”比想象中更年轻，一头短发，干净利落，看上去很精神，胡琏这个“金门王”是带着蒋总统的嘱托来的，立马起身道：“李先生年少有为，久仰久仰。”
“一介商人，什么年少有为，让胡大使见笑了。”
一手掌握南越经济命脉，一手掌握着战斗力强悍的第五步兵师和刚组建的第四军，如果把工业村保安队、工业村预备役和各安置村民兵自卫队算上，他能调动的武装力量超过一个兵团。
胡琏一边打量着李为民，一边紧握着他手道：“李先生过谦了，如果国民政府有几位李先生这样的商人，反攻大陆，还都南京，指日可待。”
他身份太敏感，李为民不想绕圈子，对反攻更不感兴趣，直言不讳地问：“大使先生日理万机，不知道专程来芹苴所为何事？”
“实不相瞒，胡某此行是受蒋总统和吴廷琰总统委托，前来同李先生探讨局势，共商铲除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抵御北越大计。”
居然是帮吴廷琰来当说客，李为民倍感意外。
胡琏同样感觉这件事很荒唐，不无尴尬地说：“李先生，在反g这一问题上，国民政府与西贡的立场是一致的。蒋总统真诚地希望生活在越南的华人同胞，能够以大局为重。如果可以的话，在一些问题上尽可能作出一些让步。”
国民政府的立场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细想起来也很正常。
因为对老蒋而言，反g是大局，海外华人只是一个棋子，华人众多的国家和地区只是一个战场。bj对待海外华人的态度也差不多，意识形态比什么都重要，如果真考虑什么血浓于水，根本不会打内战，更不会死那么多人。
至于吴廷琰为什么通过国民政府施压，同样不难理解。
他曾以为能够掌控越南华人，所以执政之初想方设法切断台湾与堤岸华侨的联系，坚决支持李为民推动华侨入籍。
然而，事与愿违。
越南华人在李为民的带领下越做越大，以至于发展到失控的程度。“工投系”有钱、有人、有枪、有美国政府支持，通过武力根本无法解决，只能剑走偏锋。
李为民能够想象到，吴廷琰肯定与蒋总统在反g问题上达成了什么秘密协议，蒋总统投桃报李，利用国民政府的影响力施压。
只是时过境迁，现在的越南不是八年前的越南，国民政府对越南华人几乎没号召力可言，李为民才不担心他们去分化瓦解华人内部团结。
“大使先生，在对待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北越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我公司比政府更坚决。这一点，从各工业村和下六省的治安上就能看出。至于您所说的让步，我们已经很顾全大局了。不仅承担下六省防务，并且承担着政府及军队近30％的开支。
更重要的是，工业村计划是‘密西根州大学集团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有美国顾问，第四战术区有美**援司令部派驻的军事顾问团，芹苴和富国岛有美国领事馆，不管董事会作出什么重大决策，都要充分考虑美国盟友的意见。”
“工投系”与台湾有贸易往来，富国岛工业大学预备军官训练队有军官在台湾接受培训，能不翻脸就不翻脸，李为民干脆把“山姆大叔”搬出来当挡箭牌。
他毕业于密西根州立大学，曾兼任过一段时间密西根州立大学政府研究署顾问，工投公司成立之初，董事会里有msu派驻的独立非执行董事，负责制定同盟国援助计划的卫斯理…费舍教授，现在更是出任工投公司首席顾问。
胡琏非常清楚这一点，甚至知道“美援管理团”直到现在还像送钱一般，通过“商品进口计划”以1比35皮阿斯特的官方牌价，每年给工投公司上千万美元的兑换额度。
从这个角度上看，他确实要尊重美国政府的意见，但胡琏绝不相信他没有自主权，毕竟他与美国总统肯尼迪、副总统约翰逊、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参议员曼斯菲尔德等华府政要的关系摆在哪里。
毫无疑问，他不会放弃权力，或许打算真当这个“南圻王”。
吴廷琰承诺的那些，纯属镜中花水中月。外部有北越，内部有南解和反对派，还有眼前这位“新军阀”，能保住半壁江山已经很不错了，用不着得罪曾帮助过国民政府的越南华人同胞。
来之前台北的政治家们分析过，给出了两套方案。
胡琏退而求其次，从秘书手上接过一份小蒋的亲笔信：“李先生，您有您的难处，而且这属于越南内政，蒋总统只是建议，贵公司作出什么样的决策，几百万生活在越南的同胞该何去何从，最终还是要由贵公司和同胞们决定。”
第二百零二章“南圻王”（二）
在南越所有大人物中，最难见到的人当属总统吴廷琰和工投公司董事长李为民。
吴廷琰之所以难见，一是其本来就不喜欢抛头露面，习惯与民众甚至高级官员保持距离，像皇帝一样高高在上，似乎想营造一种封建帝王才有的神秘感，进而达到树立其权威的目的。
邦美蜀省农产品展销会遇刺和“双十一政变”之后，他疑心更重，几乎足不出户。
李为民的情况与吴廷琰不同，作为工投公司董事长和“越华文艺研究会”领袖，他的事务极为繁忙，每年有一半时间在国外，剩下一半时间不是视察各工业村，就是走访下六省、鹦鹉嘴和祯沙地区的安置村，以及一些关系密切的天主教村庄。
对企业家、商会领袖、工人和农民而言，他曝光率很高，只要在国内几乎天天抛头露面。对国民政府驻越南共和国大使胡琏来说，想见他一面比见吴廷琰更难。
选择“工投系”正式接管第四战术区这个时候来芹苴，就是逼着李为民露面。
因为胡琏清楚地明白，以越南华人为主的“工投系”虽然顺利登上政治舞台，变向接管金鸥半岛，同时也把他们自己送上了风口浪尖。为确保北越、南解、吴廷琰兄弟以及其它反对派不会拿民族问题做文章，他必须比任何时候都要注意避嫌。
事实证明，他目的达到了。
好不容易逮到这个机会，自然要把台北的意图说清楚，整整谈了三个多小时，直到深夜11点多才结束话题。
一觉醒来已是上午8点，走出卧室。孙宁裕已让服务生送来一大桌丰盛的早餐。而餐桌左侧，居然坐在另一个不速之客，正一边看报纸一边吃水果喝牛奶。
李为民乐了，坐下笑问道：“顾先生，你什么时候来的？”
顾长庚放下报纸，拿起餐巾擦了擦嘴。扶着桌沿笑道：“夜里到的，下午有个会，前几天下暴雨，把盛治通往大义的一座桥冲断了，绕道耽误了6个多小时，差点赶不上。”
“什么会？”
孙宁裕回头提醒道：“美国经济技术使团召集的下六省农村减租和稳定佃期会议，各省省长、地主代表、佃农代表全部参加。顾先生身兼薄寮土地执行特别委员会和侬人安置点乡村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也在受邀之列。”
“我呢，不会也要我参加吧？”
“领事先生列席。美国国际开发署派来一个特别代表，费舍教授正在路上，农村问题专家来了十几位，连国先生都受到邀请，您不在芹苴无所谓，在肯定要参加。”
“规格这么高？”
“《土地转移法》颁布施行6年多，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美国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安排那么多对应资金，结果成效不大。北边那些省乱成一团。实在搞不下去，于是他们把目光转移到下六省，打算把金鸥半岛作为大后方来建设。”
美国佬有时候挺可爱的，李为民忍俊不禁地笑道：“这是好事。”
“所以一接到通知我就来了。”
顾长庚笑了笑，指着隔壁问：“李先生，听说胡琏昨晚败了润威他们的兴。”
李为民轻叹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一些人心目中，只要是华人都是他们治下的臣民，都应该听他们使唤。跑过来指手画脚，被我给顶回去了。”
“老蒋什么意思？”
“以戡乱救国、反攻大陆的大局为重，让我们支持吴廷琰铲除南解、收复北越。这么一来。bj就会像朝鲜半岛战争时一样派兵入越，甚至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他呢，就可以浑水摸鱼。”
“算盘打得挺漂亮。”
“不过他显然预料到我们不会那么听话，发现我态度比较坚决，胡琏立即拿出一封小蒋的亲笔信。对我们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对我们的处境表示担忧，对国民政府无力庇护海外侨民表示歉疚。
最后言辞恳切地说，我们这些海外侨民将来该何去何从，最终要由我们自己决定。承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想方设法给我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顾长庚沉吟道：“看来西贡肯定与台北方面达成了什么秘密协议。”
李为民拿起一颗咸鸭蛋，若无其事地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现在的国民政府不是1945年的国民政府，现在的越南更不是1954年的越南，不管他们之间达成什么协议，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事业。”
顾长庚点点头：“他们就是两尊自身难保的泥菩萨，而我们已经拥有一定话语权，用不着被他们所左右。”
“就是，不说这些了，说说那个什么农村减租的事。”
顾长庚一直负责南部侬人安置点工作，随着工业村发展和形势变化，又全权负责协调天主教村庄及各工业村周边的“卫星村”发展，对农村情况了若指掌，堪称农村问题专家。
他喝完最后一口牛奶，如数家珍地介绍道：“美国方面同西贡1955年一起制定的减租和固定佃期方案太理想化，试图通过由地主代表和佃农代表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执行土地改革，希望借此在农村地区建立一套同日本和台湾差不多的民主自治政体。
7年过去了，结果表明这些努力基本上已失败。
究其原因有好几个，一是委员会成员不经常碰头，没有专职人员，严重缺乏执行力；二是在广大农村，地主与佃农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