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蟹世纪-第1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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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蓓：“……这就是我们能否在哲学层面上信任‘政治’的问题了。”
小曹：“必然不能信任嘛……政治规律既然是自然规律，民主和独裁都是社会性动物的本能行为，那么信任它们、崇拜它们岂不跟相信自己能一辈子克制性冲动一样可笑吗？”
小爱：“人皆圣贤就不需要体制了，体制完美就不需要法律了。人心靠不住，所以需要体制；体制靠不住，所以需要法律。”
教师（喝可乐）：“你这就是打补丁了：如何贯彻民主精神？实践民主政治。怎样实践民主政治？多数原则。多数原则效率低且不理性怎么办？推选代理人。代理人靠不住怎么办？完善制度建设。制度有漏洞怎么办？依靠法律监督。如何确保法律公正？遵循民主程序。怎样遵循民主程序？贯彻民主精神……不但打补丁，而且兜圈子。法律则是另一个旷古大坑，咱们下回再聊。”（喝可乐）
小爱（不开心）：“我觉得苍老师您扯得太远太乱。您想说明民主不靠谱，其实一句话就够了：非精英对公共事务的分析、判断和决策能力值得怀疑。”
……苍老师。原来姓苍啊。李宝存心想。
苍老师：“那么下个话题：民主的参与主体能否满足政治的基本要求？民主一个永恒的难题是信息不对称必然存在（最核心、最关键的信息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具备信息解读能力的也总是少数人，平均素质再高也难免如此），因此你无法确保多数人的决策一定是最优解（尽管少数精英的决策也不一定是最优解。例如公元2008年的金融危机，当时很多专家都判断错了，导致政府决策失误、社会损失很大）。同样无法否认的是，前边说过的，在很多领域里，往往一个人的贡献会比一群人还要大。在这种前提下却将民主当成最高原则，可能带来的低效率与高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小曹：“可是，就算选民做出正确选择的可能性只比错误选择高出一点点，那么只要选民足够多，大部分（51％）选民几乎肯定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苍老师：“‘选民做出正确选择的可能性只比错误选择高出一点点’——这是个乌托邦式的假设。乌托邦是无法被设计的，因为人心难测。政治哲学不能解决人性的问题，只能诉诸于制度去解决现实冲突。人性复杂多变，人的行为不可预见，你如何敢相信人心和人性？演化赋予了我们太多的负面本能：短视、从众心理、党同伐异、侥幸心理、利己主义、狭隘利他主义……都会影响我们对万事万物的态度。大多数人会选择错误路线的可能性并不低（例如人新世的某国，民众在全民公投中宁可让整个国家陷入经济危机，也不愿放弃自己的高福利待遇。因为大家不相信天真的会塌下来，无论专家们如何警告都不信）。而且我们有无数种方法操纵民意，妨碍公众获取正确信息、让公众受到错误的引导。民主制度不管多么完备，占有社会资源的少数人都能利用信息不对称、采取无数种办法让民主程序得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
“选民有多脆弱？心理学早已证实，连身高、嗓音这类因素也会影响选民对候选人的看法。人新世有个政治家，因病导致肌肉无力、说话语调变得极为平缓。结果你们猜猜？连他的公众形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之前是专制形象，变声之后却成了亲善形象。统计证据表明，领袖形象与嗓音有着不容忽视的相关性，低频嗓音是统治身份乃至威胁性演讲的一个重要标志。再比如在公元198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会上，作为竞争双方的老布什团队和杜卡基斯（dukakis）团队围绕身高问题展开了激烈暗战：老布什比杜卡基斯足足高出21厘米，为了抵消老布什的身高优势，选举委员会特地在讲台后面为杜卡基斯备了一块垫脚板；老布什则刻意和杜卡基斯握了半天手，为的是让大家看清楚自己个子更高。选民不一定能主观意识到这类细节，但他们的心理本能会起作用，积少成多、潜移默化，一点一滴地把他们往不理性的道路上引诱。你如何能在民主程序中避免这种心理战？如何避免投票者被各种非理性因素左右？想做手脚总有办法，就算披上了民主的外衣，骨子里一样有可能是少数人的高智商专制。”
小曹：“……这样啊。我还以为从众心理就够麻烦了。”
苍老师：“双盲投票可以中和从众心理，可就像刚才说的，双盲投票自己就是个坑。根据从众心理的强弱，可以把选民大致分为从众型、从善型、混合型、无知型四类，从众型不需要解释，其选择基于频率（即随大流）；从善型是相对理性的人群，会综合考虑各种决策及其可能的结果；混合型也不用解释；无知型就是前面提到的‘无知者’，闷头自己选，不关注他人的决策情况，根据粗略统计，无知型在选民总人数中的比例大概是20％ 。
“从众型、从善型、混合型、无知型——这四种模式既主宰你的决策行为，也主宰你的学习行为。它们基于你的生物性，是相对固定的，受生理和认知因素限制，通常不会随着情境的不同而变化，一辈子基本就这样了。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情境，人们很大程度上会依赖于经验做法，以不变应万变，采用某种相对稳定的方式来应对多种不同的情境。这是心理本能，就算你意识到了也很难克服。你是哪个类型呢？面临重大决策时，你是会跟从多数人的决策，还是跟从少数有真知灼见者的决策？”
小曹：“是不是可以认为，从善型或混合型是更好的选民？”
苍老师：“不一定啊。你如何定义什么才是‘好’的选民？强调服从大局是好的吗？掌握真理却自绝于人民是好的吗？”
小蓓（点头）：“越想越复杂。”
苍老师：“咱们来分析一下其中两大基本模式——从众型和从善型会如何影响群体决策。统计结果表明，群体合作水平的差异是由参与者的决策模式不同引起的。从众型从宏观上看也是盲目的，在集体决策中，如果他们前一轮选择不合作，则不管同伴如何选择，他们在下一轮决策中都很有可能转向合作；如果他们前一轮选择了合作，则下一轮的选择很可能取决于同伴的选择。从众型的决策方向是可以用数据和概率进行预测的。你们觉得，以从众型为主体的民主决策到底有多大价值？
“从善型会更好吗？当群体中每个个体所面临的情境均有最优解时，这个最优解会迅速在群体中传播并且稳定下来。当群体利益最大化与个人利益最大化相冲突时，从众型会越来越多地进行合作，选择有利于集体利益的选项；而从善型则会越来越选择不合作。换言之，从善型更自私，会转向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项并稳定在此选项。这种决策对群体不一定是有利的。一句话概括：从善型会导致更低的合作水平。这也是为什么‘精英’阶层更容易表现出自私行为的原因之一。你们觉得，以从善型即自私者为主体的民主决策又能有多大价值？和精英政治又有什么本质区别？”
三女生：“……”
苍老师：刚才说的还是心理本能。制约公众决策的还有能力，这个更致命。分析公共事务需要理性思维、大量的专业知识、一定的眼光和视角。比如战后大量涌现的农民工问题。农民工问题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根本归纳不清。所以你要想提出一个关于农民工的政策建议，如果只是政治学视角，或者经济学视角、社会学视角，都不是好的政策研究。决策层看问题很直接：你光提社会压力、农民工如何如何苦，不考虑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可能面临的财政的压力和其他约束，这种建议对决策层来说没什么卵用。政策建议必须是一种综合考虑，要把我们经常提到的‘三个可能’——‘原理可能、技术可能、经济可能’都考虑进去并妥善安排，你的提议或决策才是有价值的。绝大多数人都达不到这个要求。有些人权力欲强，渴望掌权，但是工作能力太差，担任不了重要职务；还有些人是理想主义者，志向远大、情操高尚，但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比如自以为政治天才的大诗人李白，还有一辈子全靠受罪来鼓舞他人的曼德拉），那也是不行的，最多挣个诺贝尔和平奖之类的虚名。
“换个角度。在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中，社会是为自己立法的，民众明白他们为自己所立之法。但这几乎没有可操作性。现实中的民众实际上只有两个选择：一、了解并适用规则；二、不接受并重新创造规则。你想成为‘民主’这个博弈平台的玩家吗？那你必须具备一系列基本素质，你必须同时保持自明和宽容——自明仰仗于对自身利益关系的详尽调查，宽容的范畴由玩家的共同规则来限定。你在加入游戏之前必须想清楚：你身处哪个利益集团？你的直接冲突对象是谁？你的各阶段、各层次诉求为何？你手里有多少软硬筹码？你打算如何与对方竞争和妥协？……既不了解规则，又想要适用规则，有这便宜事吗？很多口口声声高喊‘民主’的人根本不是真的拿民主当信仰，他们只是期望一夜暴富的赌徒，想打着‘民主’大旗搞乱一切、趁着社会激荡掀起的浪花往上爬。可就算天下大乱，你手里没牌、没筹码，一样无法混进场子参与游戏。
“扯了半天了，不如换个简单的、更基础的：你们先讨论讨论什么是‘人民’？”
三女生：“……唔……”
苍老师：“懵圈了吧？来吧，先吃两口蛋糕再聊~~~”
小曹：“有点儿噎得慌。谁去买几瓶饮料？”
小爱：“等下。（掏手机，拨号）我叫强哥帮咱们跑腿儿。”
小蓓/小曹：“噢呦~~~‘强哥’呀~~~好亲热热呀~~~是那个当兵的？”
小爱（不理她们，只管吼手机）：“……咋这么半天才接电话！？……我不听你道歉！不听你解释！……我不听我不听！少跟我废话！……任务？我管你啥任务的……不许找借口！我不听我不听！……快买八瓶饮料给我，现在，马上！……（问众人）要啥？”
小蓓：“冰咖啡。”
小曹：“葡萄汁。”
苍老师：“可乐。”
小爱：“凉的？”
众皆点头。
小爱（继续吼手机）：“两瓶可乐、两瓶冰咖啡、两瓶葡萄汁、两瓶超辣爆炸冰红茶，全都要凉的！动作快！我们在人工湖北岸一棵大树底下，限你五分钟赶到，敢迟到半秒钟咱就分手！……”（挂电话）
苍老师（忍俊）：“这么大脾气？”
小爱：“考验啦这是。”
小曹（花痴脸）：“……唉，我也想要男朋友……”
小蓓：“还得五分钟呢。请老师继续。”
苍老师（笑笑）：“那咱们继续。仔细想的话，连‘人民’这个更基础的概念也是无法定义的。如果极端原教旨主义统治了我们的世界，我们就会从法律上规定‘人民不包括女性、异教徒和无神论者’。这显然是恶法，与符合世俗道德的善治相差十万八千里，但却是符合民主原则的。再比如古希腊大事小事都投票，却规定奴隶和女人不能进入政治生活。‘人民’只是个标签，你往谁头上贴都行，圈子划多大都行。这个圈子怎么划？谁来划？‘少数服从多数’里的‘少数’和‘多数’不是指人数，而是指在民主这个博弈平台中能够起作用的力量大小。”
小蓓：“结果是只有被贴上‘人民’标签的人才能通过民主程序来为他们生活的这个共同体负责。每个团体、阶层或政党都只不过代表了它自己。代表‘所有人的利益’或‘至高利益’是不可能的。揭开迷惑性的表皮，一切民主的根本都绕不开这个。”
苍老师：“‘人民’的定义受当时当地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各阶层力量对比的影响，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民主注定与‘平等’、‘公正’等理想化的追求无缘。那么不考虑太虚的，民主形式本身可不可以理想化呢？可不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在收集和代表民意方面尽量做到完善？答案也是不行。人数只要超过三个，意见不统一的概率就会成比增长，还要考虑有人闲极无聊、故意捣乱的。所以民意这东西就像《抬驴》故事里的路人，左右摇摆、飘忽不定。更麻烦的是，大部分人的诉求都很朴素、很直接，比如‘我想涨工资’；但能够进入体制决策程序的诉求必须是高度概括的，要考虑整个阶层涨工资的可能性，以及可能造成的正负后果。从体制决策的角度上说，民众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的诉求可能通过何种途径实现。所以，对所有的正常体制而言，要实现民主这个目标，一个有代表性的议会都是必须的。”
小爱：“又回到代理人政治了。而且这个议会肯定是来自于前面所说的‘人民’内部。”
苍老师：“对啊。古希腊罗马时代，民主往往导致暴乱和国家羸弱；启蒙时期的民主最终倒向了集权解决方案；现代民主政治看似比原始的‘多数人暴政’好很多，但归根到底脱离不出代理人政治和精英解决方案，很多体制最终沦为了为党争而党争的政棍集中营，唯一能做的，是绞尽脑汁控制党争引起的后果。良好的博弈规则可以达到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但也仅此而已了。
“同时，‘人民’定义的模糊性和‘代理人’的合法性还会导致一个荒唐的现象：如果某个人站出来宣称代理人无法代表他的利益和诉求，那么根据‘我代表人民的合理合法诉求’这一条，这个叫板者要么不是人民，要么诉求不合法。这在政治生活中是个普遍现象，历史上有大量记录；大多数人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这类罪名通常只有参与政治斗争的人才会被扣上。”
小蓓：“真正的民主政治从未存在过。”
苍老师：“民主无法定义，谁知道‘真正的’民主政治什么样？政治从来都是精英的游戏。人民或许无比信任自己推举出来的代理人（例如公元21世纪初的许多黑非洲国家），但所谓‘代理人’们却从没相信过人民的智商和操守。历史一路走来，历朝历代都鼓吹民主，却没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政治。这就是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