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武器-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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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像情报机关发展组织呢，特别是国家禁止传销业后，广东的传销业转入地下，一个个都好像秘密组织，组织机构盘根错节，管理严密。”杨文峰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周玉书也笑了，老人一笑，口水鼻涕都流出来了，于是又掏出手帕擦脸。开车的王媛媛也礼貌性的笑了两声。
一切安排好后，杨文峰说“明天过来看您”，然后和王媛媛离开了。
送杨文峰回宿舍的路上，王媛媛看到杨文峰一言不发，于是边开车边伸手过来安慰他。“文峰，不开心？”
“今天有点烦。”
“其实，”王媛媛安慰道，“人老了就是这样，我也没有想到你的周伯伯竟然被一个小小的公安局派出所扣押起来……”
“你说什么呀，”杨文峰侧过头来，“我不是为周伯伯的事烦。周伯伯没有什么事呀，他老人家就这么个老顽童，退休后不想停下来，就搞什么社会调查。特别是老伴去世后，他不愿意住在北京，而且一刻都不想停下来，过去几年他靠自己搞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调查，从南方妓女卖淫，到赌博，再到现在的传销，什么都搞！”
“可是，他自己提个小袋，抓几张小纸片，能搞什么调查？不是浪费时间？七十多岁了，搞不好就随时在路上出事了。”
“你说得是！”杨文峰皱眉道，“下次我无论如何要让他带上手提电话！”
“文峰，我刚刚听到你们在车上说到他的调查时，你倒挺认真的，你是假装认真安慰老人吧？”
“那怎么会呢？”杨文峰心有所思地答道。
“可是，文峰，”王媛媛说，“你不得不承认，他的那些调查，广州任何一份小报上都有呀。”
“不错，”杨文峰说，“他每天靠这种原始的方式搞调查，据我所知，他所收集的资料从来没有什么与众不同。可是，哎，怎么说呢，你没有明白，哪怕是再普通的资料，在不同人的眼里，能看出不同的问题，归纳出不同的结果，起到不同的效果。”
王媛媛不解地转头看着杨文峰。杨文峰想了想说，“我举个例子吧。周伯伯完全退下来后做的第一个社会调查就是关于赌博。你知道周伯伯在位时控制着全世界只要有华人参观的所有赌场的情报布线，更不用说澳门了。按说他老人家对于中国人的赌性和世界赌场华人赌博情况的了解无人可以出其右吧。其实不然，周伯伯在退休后靠自己两条腿走了很多地方，而且靠自己的眼睛观察了很多赌博现象，例如有一次他为了研究中国人打麻将的习性，他半夜三更从一栋居民楼换到另一栋居民楼，然后在楼下站在那里听楼上有多少起麻将声。一年之后，他写出了自己对于赌博的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后来被中央高层认真考虑。当时中央也在苦恼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几百亿的赌资随着中国游客流到美国、东南亚、澳洲和澳门等地。而且正在考虑是否开放海南特区作为开赌区。周伯伯的报告上去后，中央立即有了主意，首先决定，督促澳门开放赌权，使得美国等外国人可以到澳门设立赌场，打破了澳门由一个何姓赌王垄断开赌牌照的局面……”
“这么厉害？”王媛媛吃惊地问。
“不错，就是这么厉害。其实周伯伯用自己耳朵听到，用眼睛看到的东西都是我们每天耳闻目睹的，没有什么奇特之处。然而这些资料到了他的脑袋中，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真是火眼金睛！”王媛媛叹道。
看到杨文峰又沉默下来，王媛媛紧接着问，“对了，你心情不是老头弄坏的，那是为什么？”
“我担心昌威那孩子，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杨文峰这才长长叹了口气。
“昌威怎么了？”王媛媛担心地问。
“哎，”杨文峰又叹了口气，摇摇头，把自己的担心一五一十说出来。听完杨文峰的担心后，王媛媛还是没完全闹明白。这时车已经停在汇侨新城杨文峰公寓前，王媛媛说，自己想留下来陪陪他。杨文峰点点头。上楼后一进房门，王媛媛就把温柔的嘴唇贴上来亲吻他，然而当她感到杨文峰在自己的温柔嘴唇下仍然满腹心事的时候，停了下来。她想让杨文峰开心，于是问他自己是否可以看一下那些让他烦恼的信。杨文峰把李昌威过去几封信都拿出来给王媛媛看，最后把昨天收到的信也从口袋里拿出来。王媛媛边看边听杨文峰在旁边不时的插话。
舅舅：
您好！我已经离开垃圾场一个月了，由于到处打零工，居无定所，所以也就没有给你写信。今后如果还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我无法给你写信报平安，你就只当我一切顺利。我已经完全可以照顾自己了。我发现出门在外，比读书上学时成长得快几倍。
其实如果我们知道门路的话，可以更早离开，有很多民工集中的地方都有不少有用的消息，只是我们不知道在哪里。
离开垃圾场时，好多垃圾场的孩子过来牵着我那条还剩下的右臂依依不舍，让我好难过。我粗粗估算了一下，全中国这种靠城市垃圾为生的农村人口不下七十万，这还不包括那些收垃圾的民工。这五十万垃圾居民为了第一时间从城里运出的垃圾中找到有用的东西而基本上都得住在垃圾场附近甚至垃圾堆中。我觉得生为农村人，能够艰苦点住在垃圾中挣一份固定的钱未尝不可，可是我一想到那些孩子，心里就不好受。仅仅我们这个垃圾场就有几十个孩子是长年生活在垃圾堆中的，有少数长到四五岁还从来没有离开过垃圾。他们的父母总是乐观地对我笑着说：没有什么，好在城里人生活水平高，这些年，也没有亏待我们。垃圾里什么都有，我们的孩子从玩具到牛奶瓶子样样不缺！
可我心里还是难受。离开的时候，我写了一首小诗，我还读给那个从来没有离开过垃圾场的五岁小女孩听。我现在读给你听：
垃圾之歌：
从呱呱坠地，
我们就生活在这里，
这里什么都有，
我们丰衣足食。
东边是垃圾，西边也是垃圾，
我们成长在垃圾堆里，
我们丰衣足食，
我们无忧无虑。
垃圾堆外面是什么，
垃圾外面还是垃圾，
我们生活在垃圾世界里，
整个世界，都是一堆垃圾！
我念完诗，那个小女孩眼睛睁得大大的，那眼睛真好看。那眼睛让我想起了我初中时的同桌……不过她显然一点都没有听懂，我好气馁。我决定今后再也不写诗了。舅舅，你一定不觉得可惜，你从来没有评价过我写给你的诗。我不再写诗了！
我们几个人离开垃圾场时，几乎每个人都穿上了新衣服，而且我们也像城市人一样把我们的行李主要是铺盖塞进了大行李箱，那是我们在垃圾堆找到的行李箱。
小柱子最先找到工作，他是我们里面身体最强壮的，他在劳务市场只站了两个小时，就被浦东第六地产开放公司的包工头带走了。听说包吃包住，一个月还有六百块，我们羡慕死了。可是问题是他们三个都没有他强壮，人家不要。至于我，包工头们根本没有看第二眼。哪里也看不见一只手的人去搬砖运钢筋吧。
没有想到，上海这么多机会！我们还没有羡慕完小柱子，二狗子就被人看上了。看上他的是上海中台合资制药厂，他们看二狗子白白净净的样子，就招收二狗子去作为药品试验人。那工作只是在药厂有新药问世时先试吃试用，看看药物是否有副作用。平时根本不用干什么事。也是包吃包住，一个月五百多块。我很喜欢这个工作，也就是像个实验室的白老鼠，这样平时不是就有时间看书了？可是人家说，由于我少了条臂膀，有些药物的试验结果可能会出现偏差。就这样我眼巴巴看着二狗子也被领走了。
剩下我们三个人，开始都有零工打，我虽然不比他们两个差，可是人家看到我少了一条胳膊，总是不愿意雇我。不过看到他们两个基本上靠打散工可以维持下去，我也就安慰了一些。我内衣口袋里还有一些钱，那是妈妈不放心，在走之前晚上把钱用厚塑料袋封死后缝在我内裤上的。要是万一不行，我就撕破裤子拿一些出来用。不过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这样的。让我安慰的是他们几个都可以了，他们没有额外的钱，如果真是一直找不到工作，会去要饭的。不过，这是耸人听闻，盲流总有办法生存下去，要饭不在我们的字典上。
上海真漂亮，我在这里很少看到缺一条胳膊的人，更不要说缺一条胳膊的盲流了。上海人其实也很和善，特别是对于缺了一条胳膊的我，他们不像对其他盲流一样吆三喝四。不过我还是强烈感觉到，我在这里不受欢迎，他们客气，但却是客气地想让我消失，让我不要站在显眼的地方，让我到遣送站……
我的机会来了，两个星期前，一个小老板模样的人来到临时劳务市场，盯着我看了半天。我注意到其他的盲流看到他就闪开，但是我不怕，我也盯着他看。他笑笑，说：跟我走吧。我就准备走，有一个站在我旁边的盲流扯了扯我的衣服，小声说，小李子，不要去！他是上海市拆迁公司的，他们都在干伤天害理的事，城市人对他们咬牙切齿呢！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我又不是城市人，于是我就跟他去了。我现在上班的地方是上海市第八城建公司拆迁部。我的工作就是在拆迁遇到钉子户时，勇敢地站到推土机前面，让那些哭天喊地的老头老太太看清楚我是少了一条胳膊的工作人员，如果他们想与推土机对抗，就要先通过我。当然如果他们通过我时，发生推撞，伤害了我这个残疾人，躲在推土机后面的大汉们就会一拥而上，收拾他们。
上个星期我们公司成功拆迁了徐汇区的钉子户，老板一高兴就奖励了我一千元，还当着拆迁全体人员表扬我主动工作，身残志不残！
我想我受之无愧，事情是这样的。我被老板领着赶到一个钉子户霸占的拆迁现场，据说，公司这是第十次去，都没有成功。我们赶到现场后，果然那个钉子户江老爹摆着桌子椅子坐在房子前。我按照公司老板交代走过去。那老头抬头看见我，瞅了我的胳膊一眼，拿起了桌子上的一本薄薄的书。“我有《宪法》在手，你想怎么样？”他的声音沙哑，显然是多日抗争的结果。
“请您老人家让开，这里要拆迁！”我平静地说。
他举起那本书，“我的权利受宪法保障，私有财产受宪法保障，刚刚不久才通过的。你看清楚，这是最新版本的宪法！年轻人，你见过《宪法》没有？！”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叫《宪法》的东西，我知道那里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我一直无缘相识。我想今后一定好好研究一下，那到底是什么玩艺。为什么无论是政府还是对抗政府的人，在搞急了的时候，总是把这本小书本抬出来？
不过当时我只是按照公司的交代干巴巴地说：“老先生，那本书我还没有时间看。不过今天你一定得让开！”
那姓江的老头一看自己孤立无援，马上变了副嘴脸，声音可怜巴巴地说：“小兄弟，我的八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他们拆毁后只赔偿我一百二十万。在上海我只能买一个三房的小公寓，还不能脚踏实地，还得悬在半空，这不公平呀！”
我听到一百二十万着实吃了一惊，脑袋转了好几圈才感觉到那到底有多少。之后，我就晃动着我的空袖管，冷冷地说：“一百二十万还嫌少？我这条手臂只值二十万！”
那姓江的老头一听就沉下脸：“你算什么东西！顶多一个残疾盲流！一钱不值！”
这句话激怒了我，我忘记了公司的交代，忍不住一脚踢翻桌子，把茶水搞泼，把宪法踩在地上，恶狠狠地盯着那姓江的：“今天除非你再拿掉老子一条胳膊，否则你就得让开！”看到吓得战战兢兢的老头，我又加上一句：“什么保护私有财产，老子一无所有，那是保护你们的，这本宪法和我无关！”我又使劲踩了一下那本叫做的宪法被有些人认为很神圣的书。
我的愤怒的动作不但让老头惊慌失措，而且让躲在推土机后面的老板也手足无措。不过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出面制止，那姓江的老头倒先退缩了，他一边哭喊着，一边离开了现场。由于他边走边哭，也算是给自己找到了台阶下。我想，他大概本来也有自己的计划，如果可以多搞几万赔偿就好，如果搞不到，一百二十万也足足够他花天酒地到死去，犯不着为维护宪法上规定的自己的所谓权利与我种命不值钱的盲流对抗。
我那天真的愤怒了，可是老板以为我在演戏，并且鼓励我今后要经常发扬这一特长，为拆迁公司效劳，为建设美丽的大上海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可是，舅舅，我却有些后悔自己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我到底怎么啦？
事后听拆迁队的民工说，他们从来没有看到一个盲流也会发这么大的火。我也想起来了，走的时候，老一辈盲流怎么交代我们的？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样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城市森林里生存。可是我到底是怎么了？后来我想，会不会和老人拿着作为护身符的宪法有关？
我说没有读过宪法也不全对，其实从小学到中学，我们学习了很多有关宪法的知识和具体条文。例如我们国家的宪法就规定我们国家人人平等，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公有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国家的财产属于全体人民所有。所以当我们农民的土地被剥夺被收回国家所有的时候，当我们的农田、我们住房被征收，被一条条道路取而代之的时候，我们不但不伤心，反而欢欣鼓舞，因为我们是最富有的，我们拥有整个国家，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不是吗？可是某一天，当财富都集中到城市人手里，当一些人把国家的主人——农民和工人的财富都收归己有的时候，当贪官污吏都靠巧取豪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宪法突然宣布要保护私有财产，请问，我们九亿农民有什么私有财产！我们一亿到处漂泊流浪的盲流也一无所有呀！既然我们农民的土地都是国家所有，上海那些小瘪三霸占的国家土地凭什么成为自己的私产，又凭什么拿那么多人民的血汗钱补偿他们？
舅舅，我的想法可能不对，或者说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