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武器-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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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厢里的菜都冷了，在空调的冷气里，盘子里浮现了一层凝固的油水，空气也凝固了似的。三个人没有说话，叹息声却一声连一声。
过了好一会，梁科长和杨文峰才低声开始计划如何把周局长运出医院，杨文峰必须要说服医院同意拔掉插在周局长身上的管子，并且要以推周局长到外面“透透气”为由把他弄下楼。梁科长则事先准备好一辆可放进担架床的警车。两人议论了一会，都停了下来。两人都清楚，周局长已经几个月没有挪动过身体，任何移动都是危险的；他们还知道，如果出现什么意外，他们两人都将负上刑事责任。但他们都没有说出来。
两人商量好细节后，抬头看了看王媛媛，灯光下的王媛媛脸色阴沉，让他们两人心中都是一惊。
大家起身准备离开时，王媛媛突然停下来，她示意门口的服务员关上门。房间剩下三人时，王媛媛压低声音说：“我心中一直有些疑问，但却问不出问题。你们刚刚在那里商量时，我好好想了想，虽然还不十分清楚，可是我想，还是先把问题提出来，你们和我一起想，又或者有机会的话，文峰问一问周局长。”
两人重新坐下，不知道王媛媛想到了什么。事实上，王媛媛想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发给她的最新指示。本来，她想能拖就拖，但今天当她知道中央情报局已经向杨文峰下手后，决定按照他们的吩咐提出这个问题。当初中央情报局只让她把周玉书和杨文峰的言行一五一十汇报过去，不允许她有任何其他冒进的行为。上次当她告诉美国，周玉书发现台湾正在暗中使用盲流对付大陆的时候，美国向她发来一个紧急但却简单的指示，要求她通过杨文峰向周玉书提出下面的问题，然后要求她把周玉书的回答原封不动汇报给他们。他们说，这个答案值一百万美金！刚才她想了很久，这之前一直找不到机会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她认为时机来了，机不可失，于是她提出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疑问。
“文峰是在周局长的引导下，一步步收集证据，最后得出台湾要发动对大陆的‘决战境外’，而周局长显然是先入为主，早就知道有这样的结论。他老人家考虑周到，知道杨文峰不会受到他的影响，所以借助杨文峰的分析能力，从证据入手，推出和他一样的结论。这些看起来没有什么漏洞，而且还合情合理。可是我不明白，周局长是从哪里得到这个结论的？如果他是先入为主得出这个结论，那不是说明有问题？而且，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分析台湾，可是却没有设身处地站在台湾的角度分析一下。我不排除台湾会有如此反攻大陆的计划，也不排除台湾陈水扁一上台就秘密制定利用大陆社会矛盾而‘决战境外’的计划，这些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我的疑问是：有计划不一定要用，也不一定现在用，对不对？就像现在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国防部都有一些对付邻国或者敌国的作战计划、沙盘推演和危机处理系统，但很少有把这些计划付诸实行的，对不对？美国至少有二十个摧毁中国的作战计划，中国也绝对有至少十种沉没美国航空母舰的作战方案，但双方都不会因为对方有这些计划和方案而大打出手，更不会因为对方有这些计划和方案，就认为他们一定会使用。”
梁科长没有一下子听懂，杨文峰却越听越清楚，这不正是他心里一直存在的疑问？这不正是最近这些日子让他觉得整个事件好像缺少了一个环节的疑问？可是他却还没有理清楚。他赞赏地对侃侃而谈、有条不紊的王媛媛连连点头。
“我的意思是，2006年台湾制定宪法，两岸都没有干起来，现在两岸也相对平静。为什么台湾会要突然对大陆实行这样的‘决战境外’？而且选择在奥运会期间？”
杨文峰忍不住“啊”出声，“天啊，媛媛！你的问题太好了，我真是糊涂，这些天一直心里憋着什么东西，现在才知道，你提出的问题正是我最近一直觉得缺少了的那个环节！”
“我还没有说完！”王媛媛冷静地说，“发现有这个计划的应该是你和周伯伯两人，但极其有把握地说台湾即将实行这个计划的则只有周局长。可是你不要忘记，周局长在医院已经躺了好久了，是什么东西让他认为台湾有了这个计划就一定要实行，而且是在奥运会期间？文峰，显然，你的周伯伯还有事情瞒着你……”
王媛媛的问题，或者说中央情报局通过王媛媛问的这个问题，让杨文峰从头到脚顿感冰凉。
致命武器
第二十一章：情报局长的两个愿望
电话再次响起时，已经是两个星期后的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杨文峰哆哆嗦嗦放下电话，让自己冷静了一下，在纸上写下“白云山天南第一峰东坡草坪”一行字，然后又写下七月一日上午十点十五分，之后再次检查了一遍，确定无误，他拨通了梁科长的电话。
七月一日早上，杨文峰八点已经等候在医院门口，八点半，梁科长开着一部有警徽和警灯的面包车缓缓驾驶过来，停在他旁边，两人交头接耳一阵子，然后梁科长转了个弯，向医院保卫出示警证后，把车从侧门开进医院的后院。看到车子进去后，杨文峰放心地从正门走进医院。
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医院里显得空空荡荡，正好和杨文峰的心情一样。他心中本来有太多事，但既然绞尽脑汁都想不清闹不明，不如什么也不想，留出一片空白以应付不时之需。
从冷冷清清的门诊拐进住院部后，情况就有些不同了，显然疾病和痛苦不会因为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就偃旗息鼓休假一天。从敞开的病房中，杨文峰瞥见一些病人脸上流露出刚刚从噩梦中醒来时的惊慌，一些患者则在经历了一晚上的折磨而刚刚入睡，有些患者口中发出了“又活过了一天”或者“又少了一天”的混杂不清的叹息。让他受不了的，则是医院的消毒水的气味。这种可以杀死病菌的卫生气味也常用来浸泡尸体，从鼻孔刺进去后在人脑中形成绝望和希望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杨文峰加快脚步，向周玉书的单人高级病房区走过去。
心情因为经过那条长长的病房走廊而显得愈益沉重，推门进去前，杨文峰深深吸了口气。
周玉书早上的情况比较好，正斜躺在床上看电视。看到杨文峰一大早出现在面前，他有些吃惊。杨文峰一直没有告诉老人换器官救命的事，现在就更没有办法说清楚了。他走到老人面前，简单问了几句之后，看了看墙上的钟说：“周伯伯，今天我们出去走走好吗？”
“走走？”
“哦，我推着您，您躺在床上就可以了。”
老人看着杨文峰，没有说话。
“周伯伯，您多久没有看到阳光，多久没有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了？”
“记不得了。”
“那我们今天就出去，我和梁科长一起来的，我们带您出去——”
“医生不会同意吧，他们说我的心脏受不了外面的刺激，他们怎么说？”
“医生又没有控制阳光和空气，再说，医生能干什么？按照他们的意思，什么也不干最好，可是结果还不都是一样。周伯伯，我们瞒着医生呢。我不想看到您总是躺在这个小房间里……”
“我明白了！”老人说完，表情复杂地点点头。
杨文峰一愣，突然明白了老人说“我明白了”是什么意思。上个星期，国家安全部许征部长亲自来到广州看望他，部长走后，老人就意识到自己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今天杨文峰突然要推他出去，他心里存着感激和理解。如果只有几天好活，如果某个晚上闭上的眼睛将有可能再也无法睁开的话，绝对不应该躺在这里等死，一定要到外面看看久违了的太阳和天空，芳草和绿树，还有白云和空气……可是医生哪里理解自己的心情？好在杨文峰理解，也幸亏当初把自己临终的事情委托给这孩子了。
杨文峰知道老人在想什么，他有些愧疚，但却并不想解释。事实上，如果不冒险救老人的命的话，医生已经明确说过，就是这几天了，除非插上所有救命的管子，但即使那样，也最多维持几个星期。老人的肝脏和肾脏已经完全罢工，心脏虽然在有气无力地搏动，但医生说，谁也说不准，明天是否还能跳起来。
“周伯伯，别胡思乱想，我只是想带你到白云山上去玩玩。”
“好好，好孩子，我也想出去，我还有话要对你说呢。”
杨文峰没有完全理解老人的这句话。也许老人怕自己出去后再也回不来，所以要提醒他，还有没有要交代的事？
这时，一身警察制服的梁科长推着一架活动担架床悄悄进入房间，看到老人憔悴不堪的样子，梁科长心里一阵酸楚。周玉书看到警察制服微微一怔，心头一下子涌现许多往事。警察制服一直换来换去，但对于周玉书，年轻时穿的绿色安全警察制服一直是他的最爱。夫妻俩都在情报部门工作，虽然组织上发了一套警察制服，但为了身份保密，不允许穿到外面。这对年轻的周玉书无疑是一种折磨，记得那时小两口经常在回家后穿上那一套制服，然后两人互相欣赏着、说笑着、鼓励着、憧憬着……
杨文峰狠了狠心，把粘在老人身上的接驳器拔掉，然后两人小心地把老人移上活动担架。这时，由于从监控室接收不到周玉书的身体信号，护士小姐出现在门口。
“你们干什么？”
“我们要带病人转院！”
“什么？还要转什么院，病人已经……”
“你别在这里罗嗦！”
“可是，没有医生的签字，我不能放你们离开。出了事，我负不了责任的……”
“你现在挡着我们，出了事，你就负得起责任吗？”
“何况，你没有看到你挡着的还有一名正在执行任务的警察？”
杨文峰接着梁科长的话加的这一句起了作用，那小姐不情不愿地闪开了。眼巴巴看着两人推着病人离开，她突然想起了什么，急忙跑去打电话。这时，担架已经进入了电梯。
两人配合默契，很快把老人移进警车里，由于不是救护车，没有专门为担架车准备的车门和支架，等到把担架车搬上车固定好时，两人都出了满身大汗。
这时杨文峰用眼睛的余光看到两个医院保安一左一右向这边走来，他示意梁科长。梁科长会意，跳上驾驶室，转动引擎的时候，同时打开了车顶上闪闪发出蓝色和红色的警灯。杨文峰坐在担架车旁边，紧张地俯下身子。
车启动后开始慢慢滑行，感觉到滑行的车子并没有停下来，杨文峰放心了。转了两个弯，车子开始加速，但仍然很平稳。
“文峰，有什么事瞒着我吗？”老人微弱的声音把杨文峰吓了一跳。
“你周伯伯一生追求真相，记住千万不要瞒我，否则你周伯伯死不瞑目。”老人说着，竟然挤出一些微笑。
杨文峰也笑了，“周伯伯，您怎么老是死呀死呀的——”
“文峰，我一辈子都信仰唯物主义，你不必安慰我，我看得开。不然，我当初怎么会找你来，把自己命交给你呢？你不必在我面前回避死亡这些字眼，我自己知道是什么状况。哎，我都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了。我真想……”
老人声音低沉下去。
“周伯伯，您想什么？”
“我想的事可多了，不过都不可能了！”
“可是，周伯伯您总有最想的……
“文峰，别转弯抹角的，你是问我的愿望吗？”
杨文峰默默地点点头。
“孩子，我有两个愿望，一是多活几个星期，看到奥运会在北京顺利开幕，看到中国运动员拿世界第一的金牌，打败美国。”
杨文峰心里一热。以前和周玉书在一起时，他经常“逼”老人讲自己的经历以及自己最得意的情报工作。这些当然是保密的，但被逼急了的老人，拗不过杨文峰，也多少给他讲一些，更何况，迟暮的老人也想找人倾诉自己辉煌的过去。
中国当时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国家安全部掌握了大多数奥委会成员将投票给中国的情报。为保险起见，我驻外外交官和情报部人员又多次接触奥委会成员，当时绝大多数成员都信誓旦旦暗中表示会投中国一票。可是结果出来后却大相径庭。国家安全部受到高层指责。当时负责此事的情报局长周玉书百思不得其解，决定全力部署情报力量，搞个水落石出，并在申请2008年奥运会时吸取经验教训。
周玉书部署情报搜集任务后不久，就有情报显示国际奥委会已经沦落为一个到处吃吃喝喝，到处受贿骗钱的机构，当初那些委员爽快答应投中国一票，事情并没有完，其中多数在释出这一“好意”后（按照规定，国际奥委会委员在投票前不得透露自己投票的意向），在“以观后效”，他们在等中国政府通过不同渠道行贿他们。但这些国家奥委会成员哪里想得到，在世界贪污受贿排名榜中名列前茅的中国竟然在国家场合“洁身自好”，坚决不行贿受贿。这也是当时中央政治局的明确指示。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左等右等等不到什么好处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在投票时，对北京投了不信任票。
获得了内幕的周玉书为难了，因为北京在申请2008年奥运会时，将遇上同样的困局。全国上下贪污腐败透顶的中国政府偏偏要在国际上维护清正廉洁的形象，中央政治局下令，全力以赴申办奥运但却不允许行贿奥委会委员搞任何有损“国格”的歪门邪道。问题在于，奥委会委员中有相当一部份已经被靠行贿而申办成功的政府宠坏了，这些人不管奥运设备、国家能力、人权状况，他们只认钱和捞到手的好处。当北京加入申办奥运会的行列时，奥委会中的害群之马们暗中窃喜，以为这次大家情投意合，肯定可以捞一大笔。
奥委会中大多委员还是好的，可是在中国举办奥运会这个问题上，亲中和反中的势力基本上壁垒分明，势均力敌。这种情况造成那些没有立场、只认钱的委员的票数尤其重要。作为情报首长，周局长充分明白，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但却绝对不能违背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在决战前夕，周局长利用手里搜集到的各奥委会会员受贿的证据，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