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之门1619-第3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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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自身的实践角度讲，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聪明的家长会让自己的孩子摔跟头而不是成天的无微不至的保护自己的孩子的原因。

王书辉知道封建主义不好，可是如果没有中国人民两千年来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吃的苦受的罪，中国人民会跟着复兴党走上革命的道路，拥护复兴党的反封建的号召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而且即使复兴党已经把封建主义的坏处说的明明白白，大部分中国人民也从自身的经历出发认识到了封建主义的坏处了，可是复兴党中国里那些有年纪上岁数的老人家，还不是觉得复兴党建立的新中国，是个坏人伦，堕人心的坏世道吗？

所以说，如果人民群众自身没有感受到帝国主义那一套的坏处，他们会真心实意的去反对帝国主义吗？

从某种程度上说，王书辉对于中国人民的觉悟的看法是既积极有消极的。

积极的原因就是，王书辉知道只要认识到某些理论的坏处，在实践当中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了那些理论的坏处，中国人民就会变得特别的雷厉风行，立即开始展开对于那种坏的理论的反对行动。

消极的原因是，从历史的角度上讲，帝国主义这一套的坏处，至少要等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后才能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从后世的现实来说，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里，不觉得帝国主义有什么坏处，幻想自己能够从利益既得集团手中分享帝国主义红利的人，在中国还占着不小的比例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王书辉觉得，既然再怎么搞思想教育也没有实实在在的实践更能让人获得智慧，那么他能够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尽一切可能让复兴党政府和复兴党这个组织，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华帝国有限公司”的掌柜的。让复兴党政府和复兴党本身，成为一个全心全意的为“中华帝国有限公司”的股东，即全体中国劳动人民服务的廉洁有为的大掌柜的。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王书辉在华北地区调研的时候，对复兴党中央发出指示。他要求复兴党中央要在政府的舆论宣传中，严格审查其中有没有欺骗和蒙蔽人民，进行愚民主义宣传的内容。

复兴党政府还没有开始堕落成为一个蒙蔽人民群众，大搞愚民宣传，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反动政权。反正不管未来会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就现在来说，复兴党政府对于主要从事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民族资本家们还是一种监督和审查的态度。

至少为资本家的投资失败买单这种事情，还没有在复兴党中国出现呢。

屁股坐在哪里？为什么人服务？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复兴党表现的仍旧是比较清醒的。当然也不能排除党内个别人已经产生了某种不太健康的倾向了的情况。

复兴党在革命之初就非常坚定的，没有任何容忍的，把封建统治阶级束缚在人民群众身上的枷锁非常彻底的砸得粉碎。具体的表现就在于，地主阶级在革命中没有得到任何的仁慈，他们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从身体上，都被复兴党非常果断的毁灭了。

从后世人的角度上讲，复兴党在王书辉的领导下对封建地主阶级以及具有封建主义思想的文人们的处理有些矫枉过正的味道了。

但现实则是，正是因为复兴党在王书辉领导下对封建主义的这种矫枉过正不留死角，才会让中国人民的利益意识空前的爆发出来。

复兴党在人民民主制度的实践方面，在对倭国的问题上结出了成果。

因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意识的爆发，人民民主制度在复兴党建立的工厂、农场等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的体现非常的明显。

人民群众可能对于通过人民民主制度参政议政，参与到国家大事的决策方面表现的仍然不怎么积极仍然不怎么进步。可是在复兴党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里，人民代表们对于工厂和农场的利润盯的可是要多紧有多紧。

因为全民所有制制度，因为工人们的工资和分红与企业的盈利紧密的捆绑在一起。所以工人们对于国家从工业企业的盈利中拿走一部分用于投资再生产没有什么看法。但是对于扩大企业盈利，把用来给大家瓜分的蛋糕做的更大，他们可是无比的关心，无比的支持的。

到1637年、1638年左右的时候，在复兴党中国的部分地区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一切企业里，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是党委不假，可是党委的工作更多的集中在提高工人的文化知识和专业素质，监督和推动企业对先进技术和先进制度的投入上了。

而代表工人们对企业的管理和监督的工人代表委员会，现在除了对工厂的财政的监督工作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以外，怎样更加有效的，更有快速的，更好的扩大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也就是怎样给企业的产品找到更多的销路的问题，变成了工人代表们最关心的事情。

人民过上了好生活不假，可是人民总是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的。

人民过去能够吃饱穿暖，有个住的地方就很满足。可是在实现了这个目标之后，人民又觉得吃自己应该顿顿都能吃上肉，天天能够穿上漂亮的衣服，住上更大的房子。

在这个目标实现了之后，人民又觉得自己家应该有一台收音机，有两辆自行车。

在这之后，人民又觉得自家应该再有一台唱片机，有一台摩托车。

在这之后，人民还会觉得自家应该有冰箱、有电话、有汽车。

再以后，人民可能会觉得一家有两辆汽车，自己开一辆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再开一辆。

甚至等到未来的某一天，人民可能还会觉得，自己有一两架旋翼机是很必要的事情了。

总而言之，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具体到现实中就是，在复兴党目前的制度下，想要过更好的生活，工人就希望自己的企业可以卖出更多的产品，获得更大的盈利。

因为只有这样，工资和分红直接和企业的盈利相挂钩的人民群众，才能买上好衣服好房子，收音机，唱片机，摩托车。

从这个角度上讲，当人民群众希望开着自己的旋翼飞行器上班的时候，他们所在的企业就不得不把产品卖到月亮上去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当王书辉在东北和华北考察的时候他才会发现，人民群众对于中华帝国对倭国动手这个问题，表现的非常的支持。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已经建立起了外国封建统治者是自己生产的产品销售受阻的主要原因的概念。

对于那些国营工厂和农场的工人们来说，在国内的各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开始激烈起来的情况下，德川幕府应该为自己的工资和福利增加服务。德川幕府里那些反对中国产品销售的反动派，需要为他们阻碍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的行为付出代价。

到了这一步，中华帝国对倭国的德川幕府，就不能再无动于衷了。

华夏4335年、西元1638年年初，王书辉回到新京特区。随后，在复兴党‘中央的指示下，复兴党军事委员会就开始制定针对倭国的军事计划。

一个叫做“本州解放”的军事计划，很快就出炉了。

第489章进入倒计时的南明

空口白牙的讲理论，这么做是没人相信的。

但是讲理论的同时，随着理论而来的政策和制度能够实实在在的给人带来好处的话，那么不管这套理论有多么惊世骇俗，只要这套理论能够实现自洽，大部分人就是都会接受这套理论的。

复兴党的理论体系在后人看来并不怎么高深和复杂，基本上都是很简单的内容。王书辉自己的水平有限的同时，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没有那么深层次的实践，所以王书辉选择的也是很简单的能够和这个时代的人的认知能力相适应的东西。

总的来说，复兴党的理论体系就是一个以介绍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万世归一律》和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万物一统律》为基础理论，然后结合各种基础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基础的进化论内容的《物竞天择律》为框架，推导出工业生产胜过手工生产，社会化大生产胜过小农生产的工业化思路，最终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证清楚，推出最终的必须以发展生产力，消灭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为己任的工业化政党理论。

这一套理论在制度上的体现，一个是坚持复兴党领导国家，一个是坚持人民民主制度。

作为现代人，王书辉即使对很多理论有着比较明确的理解和认识，但是就他本人的能力来说，他也没有创造出一套全新的理论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王书辉能够做到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直接把后世的东西拿到这个时代来用。

不过就他的个人能力来说，前三十年的理论和思想虽然是他比较喜欢的能够很好的体现出先进性的理论，但是他和他领导的复兴党驾驭不了这套理论体系。

当然了，他也不会真的就把那一套让江山变色，让人民遭殃，制造了一大帮打着精英主义招牌的利益既得集团和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特色理论体系全面的照搬照抄出来。

他站在左面偏右的立场上，对这一套理论相当的警惕。所以他才会把复兴党的肃委会、纪委会，设置到和国家审计和统计委员会、国家财政和计划委员会同等的，国家最高级别的政策制定机构的高度上去。

特别是即使为了让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能够为整体上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复兴党中国的经济活跃贡献力量，但是复兴党对于那些在复兴党的反封建革命中表现的比较顺从，身上没有血债，没有民愤，能够被动和主动的将土地上缴，主动和被动的将自己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爱国资本家们，态度仍旧是非常的惊醒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主要从事轻工业生产和第三产业的民族资本家虽然没有反封建革命的对象封建地主阶级的遭遇那么可怖和凄惨，但是因为他们的脱胎于这个阶层，复兴党还是在政治上给予了他们一种完全可以说成是歧视性的待遇。

即使这些民族资本家主动或被动的接受了复兴党的《人民（工人）权益保护法》的束缚，不能对他们的工人进行严重的剥削了，可是从经济上，他们要和实力强大的国营企业竞争（复兴党在这一点上倒是比较公平的。他们为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的竞争提供了最公平的环境和政策。当然，即使如此民族资本家也别想获得复兴党的政策倾斜。）。

在政治上，民族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的直系家族和依附家族，如果不接受复兴党的最小化家庭的政策，以两口（孩子都是国家抚养的）之家的规模异地分居的话，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就不能享受国家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福利政策。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就不能够在复兴党中国获得任何的政治权利。

因为复兴党中国实行的人民民主制度，在宪法上被作为专‘政对象的他们被这样对待，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当然了，这种在政治上的不公平对待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这些民族资本家以及他们的子孙，一是没有人民代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是不能参加公务员考试成为公务员，也不能进入大学学习，成为军人、科学和技术研究人员等等的权力。

对于老百姓来说，民族资本家作为有钱人是值得羡慕的。国家也允许普通国民自主创业，自己经营企业和工厂、商店、第三产业等等。可是这些人在经济上确实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的同时，他们在政治上的利益却被全面的剥夺了。

用老百姓最朴实的观点来说，那就是当资本家确实可以挣很多的钱，但是因为资本家不享有任何的政治权利，所以老百姓在面对有钱人的时候，还是能够非常的心平气和的。

除了在政治上的限制以外，复兴党对所有参与对外贸易的民族资本家也进行了限制。这个限制倒不是禁止民族资本家参与海外贸易。毕竟早在1632年左右，长江商团（包括秦氏商团、枝江商团、松滋商团、武昌商团和金陵商团）就开始全面参与海外贸易了。但是凡是参加海外贸易的民族资本家企业，则必须接受复兴党的财物监督和工会监督。

具体的说就是，所有参与海外贸易的企业，必须接受复兴党“四马分肥”的政策。

所谓“四马分肥”，就是指参与海外贸易的企业，必须接受复兴党商业银行的一部分贷款，将企业的部分股份转让给公方（一般为银行方面和工人代表组成）。公方不会参与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但是公方要对企业的财务进行监督，同时还要在企业内部组织工会，维护工人的“人民权益”。

与此同时，企业获得的利润采取“四马分肥”的分配原则。即分为国家所得税（10％）、企业公积金（20％）、工人福利费（20％）、资方红利四个部分。资方红利大体占大约50％，企业利润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

不要觉得复兴党这样比较强硬的介入民族资本家的企业有多么的不公平。实际上，国营企业在国家所得税的上缴上高达30％左右，同时国企还要接受党委和工人代表委员会的两重监督。在企业公积金和工人福利的分配上，国营企业的利润分配比例也要比私营企业高的多。其中在企业的技术革新和升级方面支出达到总利润的30％，工人福利更是高达40％。

所以说，如果把国家作为国营企业的利润分配方和民族资本家进行比较的话，国家从国企的利润中也只能获得30％，而在私营企业里，资本家可以通过“四马分肥”获得高达50％的企业利润呢。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本家在企业经营中失败的话，那么资本家只能回家自己吃自己，破产了事。国家是不可能为他们兜底的。

当然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解释了为什么在国家放开了对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限制，允许他们到中华帝国的藩属国投资设厂之后，无论是那些从事轻工业的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忙不迭的跑到东南亚地区的中华帝国藩属国去投资设厂的现象。

毕竟中华帝国对目前阶段藩属国国民设定的最低工资，即使对藩属国国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恩赐，但是和国内当家做主的工人阶级比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