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1879-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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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述一到山东，就创立了山东大学堂，邀请李提摩太担任山东大学堂的西学书斋总理，相当于现在的山东大学校长，由谭嗣同担任副校长，没想到，李提摩太刚到济南，就跟谭嗣同起了理念上的冲突，就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孰优孰劣，进了唇枪舌剑的辩论。
关于文明冲突论，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有一个关于“文明冲突论”的理论，被很多学者认同：他从贫穷落后国家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贫穷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强政府理论”，主要内容是说贫穷落后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中，要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
亨廷顿在《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中系统地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文化方面的差异，将主宰全球的冲突。
在亨廷顿看来，主要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决定未来的世界，主要是西方文明和儒家文明根深蒂固的矛盾。无视或故意忽视文明的冲突不仅仅是无知的，而且是对社会的毫无责任感，若出于政治正确的需要而故意粉饰太平，这种做法更是于事无补。
李经述对这种文明冲突深有体会。那天晚上，李经述在山东巡抚衙门里设宴，给刚到济南的李提摩太接风洗尘。
谭嗣同、段祺瑞等人都在座。当时明月当空，一张方形的梨木长桌摆在院子当中。桌面上摆满了黄河鲤鱼、九转大肠、辣子鸡丁、螺丝糕、麒麟马哈鱼、坛子肉、油爆双脆、油炸螺丝糕等极具地方特色的鲁菜，李经述还特意为李提摩太准备了一瓶英国红酒和西式糕点。
李提摩太的身后，站了一位年轻后生，穿着青灰长袍，鼻梁高挺，天庭饱满，嘴唇厚实，很有精神，一开口也是粤腔。
李提摩太介绍说，这是他的私人秘书兼翻译梁启超，字卓如。此时梁启超还很年轻，为李提摩太工作。
李经述知道梁启超虽然是康有为的学生，但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而其梁启超的才华远远超过了康有为，于是下令给梁启超加了一个凳子，请他入桌一起参加宴席。
“多谢大人赐坐。”梁启超诚惶诚恐，以他现在的身份，是很少有机会和李经述等人同桌吃饭的。
一行人聊起维新变法，梁启超把自己一本有关维新的读书笔记呈给李经述看，李经述翻了一下，里面除了内容不错，文笔也是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雅俗共赏，大为赞赏梁启超道：“夫少年强则国强，将来你必为国之大才。不知你是否愿意到巡抚衙门来工作？山东新政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梁启超也是极其好学之人，说：“巡抚大人谬赞。只要李牧师同意，本人十分愿意到山东来学习。”
李经述赶紧找李提摩太要人，免得梁启超将来又去找康有为，被康有为所误，李提摩太同意放人。李经述心情大好。几人推杯交盏。
酒过三巡，李经述向李提摩太等人请教山东新政的改革，李提摩太第一个发言道：“泰西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巡抚大人可授予某一国洋人绝对的权力，由该国的代表修建中国铁路，兴办矿山、工厂等，这样不出三年，山东可大变。”
谭嗣同不同意，道：“夫国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有主权，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夫如是主权者，谓之完全成立之国。若一国之铁路、矿山、工厂皆操于外人之手，如此这般，那中国之主权岂不是沦落到洋人手中，莫说朝廷不会答应，济南的乡绅不同意，巡抚大人也不会同意。”
李经述一看，这两人说话都有点冲，赶紧打圆场道：“中国几千年来，重农抑商，从一个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的确经验不足，洋人操办铁路、工厂的经验，我们需要学习。但中国是大国，这样的国情，改革必然只能是渐进稳步推行，过于仓促，都请洋人来办，会撕裂中国社会的共识，乡绅们肯定会反对，反而延缓改革步伐。”
李提摩太几杯红酒下肚后，又谈到文明的优劣，说西方文明的种种优点，比如报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很是先进，他批评中国文明落后，禁锢人民的思想，把多数国民变成了愚民。
谭嗣同气愤不过，拍桌而起，道：“我谭某人虽仰慕西学，但我中华文明五千年，源源不绝，中国本身的文明史，就充满了儒、道、佛等不同文化的交融和生长，是一个波澜壮阔、生生不息的同化过程，礼义廉耻，忠君爱国，这些观念绝非落后。”
谭嗣同和李提摩太因为中西文明的一些理念冲突，吵了起来，李经述又只得出来圆场，他自己一向对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有客观的认识，不崇洋媚外，他咳嗽了一声，对谭嗣同和李提摩太道：“本巡抚是武将出身，本不太懂你们争吵的文明，但我看来，西方文明，注重个人，国家，公共观念，所以有报馆，中国文化，只有家族，家国一体，所以缺乏公共观念。文明这东西，很多时候跟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泰西和中国各有优劣，譬如泰西拿刀叉吃饭，中国人习惯于拿筷子吃饭，总不能说西方的刀叉，就比中国的筷子文明，对吧？说不好听的，西方用马桶，中国人用茅坑，也不见得干净的马桶就比臭烘烘的茅坑文明，农人还要用大粪作田地底料呢，文明跟一国之民的生活方式有关，所以有不同形态。”
李经述这马桶和茅坑的对比一出，话糙理不糙，梁启超一口饭吃到嘴边，喷了出来，笑道：“巡抚大人这见识，还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桌上的人被梁启超的样子逗乐了，气氛缓和，便也不再争吵。
这一顿饭吃完，李经述浑身都是汗，他意识到，人的思想观念冲突，就是文明的冲突，远比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斗争难办得多，内部维新的自己人就可以吵起来，接下来的新政之路不会平坦。他想来想去，决定还是“不争论”，自己继续强势，把新旧观念的冲突压制下去，先干实事，在山东把学堂、工厂、铁路建起来。李经述放弃了让谭嗣同去山东大学堂的打算，改派梁启超去协助李提摩太管理山东大学堂。
时光如水流，转眼间，冬去春又来，正当李经述在济南为煤矿和铁路的事东奔西走，李提摩太出事了。
那日，李经述刚回到巡抚府衙后院，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摘了顶戴，梁启超就赶来报告：“不好了，巡抚大人，李提摩太牧师被拳匪抓走了。”
李经述一听，赶忙问梁启超怎么回事：“拳匪之乱，本官去年不就已经平了吗？大师兄也被打死了呀。”
梁启超说：“今年开春，山东全境连续几个月没有下雨，田野里旱得直冒烟，农民播的种子不发芽，长出的庄稼也都枯死了。山东各地的拳匪又死灰复燃，这次作乱的据说是大师兄的弟弟，他在二龙山纠结了一百多个拳匪，号称大刀会，李牧师去郊区的教堂参加一个赈灾活动，半道上马车被他们给劫了。”
“啊？”李经述道：“山东还有拳匪！！”
第111章山东新政
平息了山东的拳匪之乱，李经述毕竟还年轻，他对于如何当好山东一省之巡抚没有经验，便经常向李鸿章请教，李鸿章告诫他：“做一个长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整顿吏治，只有这样，才能够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那就成了一个瞎子，哪有不做错事的？”
于是，李经述开始下令在山东全省整顿吏治，他饬令各道府州县将所得陋规一律交公，酌给公费，以杜绝受贿，防止官吏贪污；设立官吏考验处，考核甄别初到和新选新补官员；设立调查处，关注报纸舆论，了解官员政绩；设立法政学堂和胥吏学堂，以开“官智”，培养新政人才。
同时，李经述开始振兴实业，在山东设立山东工艺总局，作为振兴山东实业的政府机关，劝导奖励全省绅民兴办各种实业，还创办了工艺学堂等，培养技术人才，在济南设立了农务局和农事试作场，从美国购置农业机械，并聘请外人指导种植，又附设农业学堂，教授桑蚕种植和糖酒制造。
然后，李经述便上奏光绪皇帝，在山东开办山东大学堂，并组织李缇摩太等人起草了《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李经述在奏折中写道：“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于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材。”
李经述奏请先在山东省城设立大学堂，分斋督课，其中专斋相当于大学，正斋相当于中学，备斋相当于小学。因为有李鸿章的大力支持，李经述上奏十二天之后，光绪皇帝朱批：“朕知道了。政务处及各该衙门知道。单并发。”
李经述在山东巡抚的位子上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山东大学堂由他一手创办起来，李经述上奏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一并提交了一份内容详尽的《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分为学堂办法、学堂条规、学堂课程和学堂经费四章，共计96节，一万四千多字，为后来山东大学堂的创办规划了蓝图。
为了创办山东大学堂，那些天的晚上李经述的书房灯火通明，李缇摩太、梁启超等人围坐在一起，热烈地讨论。这样忙碌的场面已经持续很久了。
不久，李缇摩太还给李经述推荐了一个叫赫士的美国传教士。赫士1882年来到中国，一直在山东传教，1883年起任教于山东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是十九世纪中后期基督教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学校，位于山东登州，也就是今天的烟台蓬莱市。登州文会馆采用的是现代的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制。
李缇摩太与赫士私交甚密，深知登州文会馆的教育体制在当时十分先进，当光绪皇帝关于书院改学堂的谕旨发布之后，李缇摩太便恳请赫士帮他创办山东大学堂。不久，赫士率领文会馆七名教习来到济南，沿用登州文会馆办学的方法、条规，采用文会馆的课本、教材及教学仪器设备，参照文会馆办学的各项经费开支编制预算，为李经述起草了《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
李经述对赫士等人没有偏见，反而大力支持。1892年秋，济南泺源书院门口挂出了校牌：山东大学堂，成为参照现代教育体制建成的又一座新式学堂。根据章程，学堂招收了第一批新生300多名，分专斋、正斋、备斋。备斋相当于各州县小学堂，学习浅近知识；正斋，相当于中学堂，学习基础学科；专斋，相当于大学堂，学习专门学科。
李经述找济南乡绅和商户筹款，设立了奖学金和助学金，按照专斋每月四两、正斋每月二两、备斋每月一两发放。初创的山东大学堂，李经述任命李缇摩太为总办，相当于校长，总理学堂一切事务；任命赫士为总教习，总理择聘教习人员和核定课程，相当于教务长；任命梁启超为监督员，负责督饬学生。
山东大学堂的创办，在当时的中国引起轰动。当时，全国各地多是书院。中国的书院，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最初，书院为民办的学馆，原由富室、学者自行筹款，于山林僻静之处建学舍，或置学田收租，以充经费。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开始于唐朝，发展于宋代。清代乾隆年间，官立书院剧增，但由于科举考试是追求仕途的重要手段，使得读书人趋之若鹜，绝大多数书院成为以八股文为主要教学内容的科举预备学校，书院与科举制度共生、共存、共兴。
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李鸿章等人主导的洋务运动发展，科举制度也发生改变了。1888年，清政府接受李鸿章的建议，准设算学科取士，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后来，光绪皇帝又接受了李经述的建议，以时务策命题，严禁凭楷法优劣定高下。1892年的学堂，对西学并不排斥，光绪皇帝接到李经述的奏折，通饬各省要求参照办理的《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作为中国第一部大学章程，为当时正在兴起的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树立了生动的范标，催生了全国各地新式大学堂的诞生。
开办山东大学堂后，李经述开始筹建有史以来中国第一批现代化的警察队伍，这支队伍主要是从新军里面抽调，因为新军纪律好，便于管理。山东警察总局组建时有三千人，从此以后，警察开始正式的进入到中国人的城市生活。
李经述思来想去，这个山东警察局长的位置，还是由一身正气的谭嗣同来担任比较好。谭嗣同也果然没有辜负李经述的期望，不到三个月，一支有着拘留所、备差所等完备机构的警察队伍，为服务与管理群众而设，以防患未然，排解纠纷而作，他们的警员必须性情温和、朴实，举止端方，做事严正，保卫民众，不索银子。
为了让警察更专业，李经述开办巡警学堂，把训练好的3000名巡警调进，设南、北巡警局，同年冬又设立巡警学堂。后来，又增添马巡（骑马的警察）、河巡（水上警察）、暗巡（便衣警察），将巡警制度推广到各府县和铁路，建立全省警察网。谭嗣同制订了严格的警察管理制度，作为李经述的新政办其他措施，稳定社会秩序，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仅用了半年时间，济南就被纽约时报描绘成世界上拥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之一，经过李经述和谭嗣同的铁腕治理，在一年之后，山东各处的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在济南、泰安等地更是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
至于朱红灯那些由大刀会招安来的数百“协警”，李经述将他们编成了城管大队，朱红灯就成了济南的城管队长。
朱红灯不解城管的职责，加上没什么事干，他和大刀会的二当家刘士端一起去找李经述，见面问道：“现在民众有麻烦事，遇到小偷小摸，都知道找警察，我们城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