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文化史纲-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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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为讶。次日又一妇至，大骇愕，觅昨妇，已失所在矣。然自是日渐瘠，因以成痨——盖狐女假形摄其精，一夕所耗已多也。前纳妾者闻之，亦抵以书曰：“夫妇居室，不能谓之不正也；狐魅假形，意料之所及也。然一夕而大损真元，非恣情纵欲不至是，无乃燕昵之私，尚有不节以礼者乎？且妖不胜德，古之训也。周、张、程、朱，不闻曾有遇魅事。而此魅公然犯函丈，无乃先生之德尚有所不足乎？……”此生得书，但力辩实无此事，里人造言而已。（《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四》）
讲道学而遭狐魅构陷，自然是纪昀所开的玩笑。但那位好“讲学”的儒生平素也假得太张狂了，以至把自己弄成了道德警察，朋友娶妾他也要从书上引录大言正论，写信指责。而这种人在夜里什么事都能干，以至该儒生一夜纵欲竟脱阳成疾！这有点像汉成帝服食了赵飞燕大剂量的春药后淫纵通宵而毙命。纪昀假纳妾者之口讽刺道学家说，一夜之间就真元大伤，是不是你在床上太放荡了？道学大师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就没遇到过狐魅呀！怎么狐魅就敢找你呢？是不是你的道德还有缺陷呢？
其实，纪昀牵出来的道学大师朱熹，也未能免俗。朱公以“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为号召，其在儒林中的地位已近乎圣人了。然而，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纠劾朱熹十罪，其中包括：
……又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偕行，谓其能修身，可乎？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谓其能齐家，可乎？（《四朝闻见录？丁集》）
以下还有诸如贪污受贿之类指斥，则似不实之辞了。平心而论，朱熹的个人品质应无大问题。只是他所鼓吹的道德律条“甚高难行”，他又持论偏激，其学说绝无人道，以至还在他的同时代，就遭到许多士人的攻讦。与他同朝为官的何澹首先就站出来指责朱的道学“文诈沽名”，请求朝廷辨其真伪。谏官刘德秀则首创了“伪学”一词以指称道学。实际上，沈继祖对朱的纠劾，源于朱与权臣韩胄之间的党争。但朱熹带着两名尼姑至官邸，恐不属诽谤——既已到了“每之官必偕行”的地步，当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事；儿媳孀居却怀孕一事，好像也难以说清楚。虽属党争，但毕竟自己授人以柄，被人家抓住了辫子。当宁宗对朱做出“降级使用”的决定时，朱以为东窗事发了，赶紧“争取主动”，“深刻检查”，并对自己的严重错误进行了自我批判，骂自己为“草茅贱士，章句腐儒，惟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自己也说自己的学说是“伪学”了……
但五十余年后，宋理宗终于发现了道学对极权统治的好处，于淳元年（1241年）颁行手诏：决定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五人，从祀孔子庙。从此中国又多了一群二级圣人。
道学在读书人中扇起的禁欲主义风潮，绵延了千百年时间。其最炽烈时，产生了无数荒唐可笑的“活学活用”范例。如明代参与修撰《明伦大典》的黄绾，本是个善投机取巧的名利之徒，《明史》上说他“绾起家任子，致位卿贰。初附张璁，晚背璁附夏言，时皆以倾狡目之”。黄绾最初是仰仗张璁做了礼部左侍郎，见夏言颇受武宗器重，又改投夏言而与张璁对立。当他已钻营到礼部尚书的高位之后，竟因害怕危险而不敢出使越南！后终因贪得无厌惹恼了明武宗朱厚照，将他削职停用，以至病死家中。就是这么个品德欠佳、承祖荫（黄为孔昭之孙）得了官爵的人，却极爱自炫修身。他吹嘘自己年轻时如何摆脱不良影响，终于得以“成才”的故事非常精彩——
……久而方觉其非，悔恨发愤。闭户书室，以至终夜不寐，终日不食，罚跪自击，无所不至。又以册刻“天理”、“人欲”四字，分两行，发一念由天理，以红笔点之；发一念由人欲，以黑笔点之。至十日一数之，以视红黑多寡为工程。（《明道篇？卷二》）
第五章07
这种类似在幼儿园给自己插小红旗和以黑笔画“×”的把戏，活画出了假道学的自欺欺人。明清时，社会更将道教教徒修炼真身的戒条——功过格，用于道德修养。这一移植，就等于为禁欲主义提供了量化标准，兹如—— 梦淫：一过
遇美色流连顾盼：一过
梦淫而致意乱：五过
语淫亵：十过
有意与妇人接手，心地淫淫：十过
点演淫戏一场：二十过
传言妇人之淫：二十过
嫖妓：二十过
与仆妇私通：五十过
嬖男童：五十过
与有夫之妇通奸：一百过
强奸仆之妻女：二百过
与寡妇、童女、尼姑通奸：三百过
强奸已婚妇人：五百过
强奸寡妇、童女：一千过
刊印淫书淫画：一千过
创作淫书：无量过
强奸尼姑：万恶不赦
……这是对情欲的量罪标准。充斥于世的大量道德说教则反复地论证着性之为罪的道理，有的循循善诱、苦口婆心；有的厉声恫吓，大言震慑。试录两条，以见其一斑——
每见人家子弟，年方髫稚，情窦初开，或偷看淫书小说，或同学戏语亵秽，妄生相火，寻求丧命之路。或有婢仆之事，而斫丧真元；或无男女之欲，而暗泄至宝。渐渐肢体羸弱，饮食减少，内热，咳嗽，咯血，梦遗，虚痨等症叠现，父母惊忧而无措，医药救治而难痊……不知皆自作孽，其事隐微而戕贼其性命者深也。（《欲海慈航》）
盍思饮食男女，大欲存焉，大言正论时接于目犹虑逾闲越检，反以淫靡之辞导其欲而长其邪，遂使青年俊少夺目艳心，忽兴怀于赠芍，造成履不端；识字闺娃神迷意乱，即志憾于梅，名行顿改，旷夫怨女欲火滋燃，陡起旁私之念；尼僧孀妇悔心勃勃，每多丧节之私……此种罪孽，与十恶五逆，定加百倍，死无人身，永沉地狱，固其宜耳！（《远色篇》）
《欲海慈航》历数了少年郎的种种“恶习”：偷看色情小说；同学间传言性话题；手淫，甚至与家婢“初试云雨”如此等等，必然百病丛生，渐成不治之痨，害了自己性命！这是恐吓。《远色篇》就说得更其危险了：作者连“亚圣”孟子的大言正论都表示了怀疑，认为他对“男女大欲”的论述于青少年极为不利，读多了反而诱导他们生出情欲。而作者认为，男女大欲乃是比十恶五逆严重百倍的罪孽，将“死无人身，永沉地狱”！
在宗教与社会联手围剿情欲的战役中，道学家及时地推出了各式各样的模范家庭，总结出这些家庭的“德育经验”，这就是屡见不鲜的名人“家训”，如像——
凡为宫室，必辨内外，深宫固门。内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厕。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男子夜行以烛，妇人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男仆非有缮修，及有大故，不入中门，入中门，妇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钤下苍头但主通内外言，传致内外之物。（司马光《涑水家规》）
古者三年之丧，非殡、奠、葬、祭，夫妇不相见。贫家米盐琐细，势必相关，惟宿必于中门之外，相语必以昼，不得入房室。犯者不许入祠，挞四十，婚嫁丧疾费皆不给……古者期、大功，并三月不御于内。礼废既久，人性日漓，今酌定：期三月，大功浃月。犯者不许入祠，挞三十，丧疾费不给。（方苞《家训？教忠祠禁》）
丧期三年内夫妻间不准性交，要说话也必须在白天！其余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家庭、社会、人世、阴间合力围剿情欲的环境中，循规蹈矩的中国男子，必定被礼教“规范”成为阳痿患者，甚至性功能缺失。
清《独逸窝退士笑笑录？卷六》载有这样一则逸闻：长洲韩，字桂，官至尚书。年少时，情窦初开，在书斋内读书，见四下无人之际，悄悄掏出生殖器玩弄自慰。恰好猫在旁边见生殖器蠕动，“呼”地跳上他的膝盖。韩惊厥不已，又不敢告人，自此便再也不能勃起。长大之后，娶顾氏为妻，表面十分和谐，其实徒有虚名，夫妻间从无性生活。时人都很奇怪，韩尚书年轻有为，已经享有如此荣华富贵，为什么从不纳妾蓄婢？至此，他才稍稍向密友透露了一二……
很显然，韩生于诗书礼仪之家，家规极严，自幼便接受着性为罪的教育。偶一手淫，被猫惊吓，又羞又怕。自此便深怀罪感与耻感，终至把自己折磨成废人。实际上，正是禁欲主义的文化环境，阉割了无数个像韩这样的读书人。
圣保罗从巴勒斯坦远征到罗马去传教时，也许并无恶意。因为他所追随的耶稣本人也没有什么恶意。
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中间，耶稣和他的弟子们仅只是犹太教的一支小派别。当有人把一个跟人通奸的女人拉到耶稣面前，要试试他如何审判时，他只是淡淡地说道：“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表明，耶稣比起犹太教中的摩西，要宽容得多——如按摩西定的律法，应该用石头打死这女人。在描述耶稣创教活动的“四福音书”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基督教远不像犹太教那样对性问题给予密切关注。四部福音书中，论及性道德的地方总共只有三处——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她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她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马太福音？第五章》）
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证、谤。这都是污秽人的。（《马太福音？第十五章》）
第三处便是法利赛人以一个犯淫罪的女人为陷阱，企图抓住耶稣把柄的逸事。这事见于《约翰福音？第八章》。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法利赛人是所有教派中最为活跃的狂热分子，他们主张用一种烦琐的口头法，而不是摩西的成文法来惩治罪行。他们实际上是希望抓住耶稣纵容罪行的把柄。当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时，法利赛人退却了。这说明，就连狂热的法利赛人也是犯有淫罪的，如果以摩西定的律法来惩治，那将是法不治众。况且，无论是耶稣的教派还是法利赛人，都为同一个历史记忆所激励：那就是希伯来人的马加比起义。罪的问题，只是各教派操作上的技术分歧。
但耶稣对性道德的看法，已经流露出了早期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与宽容精神。这是一个成熟的宗教首先必须具备的品质。基督教能够从众多的教派中脱颖而出，正是跟它的大气与包容性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基督教不再像《旧约》中那样，对性不厌其烦地警告、威胁，详尽地规定如何治罪，而是奉劝人们净化灵魂，自我约束。这就明显地从犹太教操作的“他律”，变为向“自律”倾斜。当然，这也为禁欲主义的后基督教提供了“诛心之论”。因为，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圣保罗作为耶稣的大弟子，没有理由在罗马传教时另说一套。但他在罗马的二十年中，遇到了完全不同于巴勒斯坦的人文环境：自希腊传入罗马的性享乐主义，在这儿已经主宰了很多个世纪。罗马帝国的辽阔幅员和巨大财富，已达于极盛；皇帝和贵族们的荒淫无耻，也已经达于极盛。一度是社会中坚的罗马自由民，多数沉溺于淫纵逸乐中，已呈颓废之态。表面的繁荣昌盛之下，时有窳败偶露。在基督教艰难的传教过程中，如不抵御罗马的淫纵，则势将被这强大的异族文化所改造。圣保罗意识到，对罗马人必须予以振聋发聩的警策，也唯有启发他们的罪感，才有可能弘扬“神”的国。事实上，就连那些初期的罗马基督徒，大部分也是很不严谨的，圣保罗在写给哥林多城基督教会的信中说：
“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哥林多前书？第五章》）
至于罗马城的基督徒，就更使得圣保罗担忧了——
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罗马书？第一章》）
同性恋、反常性行为、跟继母的性乱……这在罗马人看来也许根本就不算回事，但对圣保罗而言，却非常的严重：初期的教徒中既有罗马贵族，也有女奴；既有自由民，也有获释奴隶；既有外邦人，也有妓女。各式各样的人带来了各式各样的非神倾向，而教会为了吸纳教徒，往往从权自专，作出不恰当妥协。例如，罗马早期教会曾发布宗教决议，允许上流社会的贵妇或孀妇婚外性交，与奴隶性交亦不限制。而基督教在罗马的某些教派，甚至带头实行公妻制，群居群交；另一些教派则恢复了性交崇拜，在仪式活动中以女祭司为公共性交对象。
很显然，希腊罗马文化成为早期基督教内部的危险潜流。随着问题的日益严重，圣保罗对淫行的谴责，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在《新约？提摩太前书》中，圣保罗把“行淫和亲男色”排列在五种罪愆中的第三位，而在摩西和耶稣那里是位列第四的。在《哥林多前书》中，圣保罗终于把性罪提到了头等大罪的位置——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么？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