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击英雄_2-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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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怎样去限制希特勒的权力。他说应该把希特勒圈禁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使他只担任名义上的元首。我又问他如何对付那些纳粹的要人，他说这要让国防军来决定。可是哥尔德内博士的计划，却并不曾获得任何现役将领的赞成。他要求我，在访问前线的时候，顺便把他的这个意见提出来，征求其他高级将领的同意。我又问他到底是什么人在领导这个运动，他告诉我是前参谋总长贝克上将。贝克这个人一向是群疑满腹，做事畏首畏尾，我对他具有深刻的认识，知道他绝对不适宜于这种工作。他不能当机独断，他在军队中也并不孚众望，要发动一个政变，实在是一个最不合标准的领袖。他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个革命者。
希特勒的个人错误和纳粹党的弱点，即令照我看来，也觉得应该加以推翻的。不过自从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接着我们的敌国也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所以一切的行为就不可以不特别谨慎，否则很可能会招致大祸。我认为哥尔德内的计划绝对是有损无益，而且根本上不可能成为事实，所以我拒绝参加。和陆军中其他的将领一样，我还是效忠于我的誓词，所以我便劝哥尔德内博士放弃他这个计划。
尽管我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还是要求我代他向其他的将领征询意见。我答应我可以照办，我的意思是好让这位理想家知道军人中采取我这态度的人，绝不只是我一个，这样也许可以打消他这种幼稚的想法。以后在4月间，我又和哥尔德内博士见了一次面，当时我就告诉他在陆军中，没有一位高级将领同意他的看法。其理由不仅是受了誓词的束缚，而且也因为前线战况极为危险，所以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我又再度劝他放弃这个计划。
在谈话中，哥尔德内博士曾经否认有任何暗杀希特勒的企图。最后他要求我严守秘密。我一直遵守我的诺言到1947年为止，因为在那一年有一位希拉布仑多尔夫律师（von Schlabrendorff）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作《反对希特勒的军官们》（Offiziere gegen Hitler），这本书的内容证明哥尔德内博士和拉本劳将军都并没有遵守他们的诺言，并且对于我有不确实的记载。所以我不能不加以答辩。
在1943年4月以后，我就再没有和哥尔德内博士再见过面，而且我也不曾听到过他的消息。
现在就让我再转过笔来，叙述军事方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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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3月29日，我飞到设在扎波罗热的南方集团军总司令部，去访问曼斯坦因元帅。他最近在这一战线曾获得了一次相当漂亮的胜利：由于在战术上使用装甲部队颇为得当，他已经重新夺回了哈尔科夫城。我飞到这里来访问曼斯坦因的原因，就是为了要知道虎型战车营的作战成绩，因为大德意志师和希特勒近卫师都曾经使用这种战车。在他的总司令部中，我又遇见了我的老朋友——霍斯，第四装甲军团的司令，他也把他个人的经验完全告诉了我。这一次我又再度认清了希特勒的心胸是如何狭窄得可怜，以至于他无法把像曼斯坦因这样优秀的人才，容纳在他的身边。他们在个性方面是太对立了：一方面，希特勒具有高度的幻想力和意志力，另一方面，曼斯坦因也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天才，是德国参谋本部制度中所培养出来的少数杰出之士，他冷静，敏感，是我们当中第一流的战略头脑。以后，当我担任陆军参谋总长的时候，我曾经一再地向希特勒提议，希望他能够任命曼斯坦因做OKW的主管人（即三军联合参谋总长），以代替那个疲软无能的凯特尔，但是结果却毫无效果。实际上，凯特尔对于希特勒是遇事逢迎，伺候得希特勒很舒服满意，他不要等到希特勒开口，就已经把他所要交办的事情都做好了。反言之，与曼斯坦因在一起共事，却并不会那样的愉快，他有他个人的意见，而且敢于高声地把它说出来。因为我曾经一再地饶舌，所以最后，希特勒就回答我说；“固然曼斯坦因可能是参谋本部中曾经产生过的最好的头脑，但是他却只能运用新锐的兵力，而不会运用我们现在这样的残兵败将。因为我们现在既然没有新锐的兵力，所以我不能让曼斯坦因担任这个职务。”实际上，这当然完全是遁词。
以后我就飞往波尔塔瓦，那是肯夫将军的军团部所在地，3月30日我去视察大德意志师，31日又去视察党卫军近卫师和克罗贝尔斯多夫将军（Gen。Knobelsdorff）的军部。我到这三个司令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虎型战车的最近作战经验，由此对于这种战车的战术和技术性能，才可以有一个综合的了解，进一步就可以知道虎型战车的单位究竟应该如何编组，以适合未来的需要。最后我又折回扎波罗热与曼斯坦因再度会晤，这样就结束了我出任装甲兵总监之后的第一次前线视察之行。
回来之后，我又立即与史贝尔会谈，讨论到虎型和豹型战车的生产问题。在4月11日我又到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去谒见希特勒，也是讨论这些问题，这还是我第一次到希特勒的离宫里面去观光。在他这所别墅里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至少是在我有资格参观的这一部分，每两间房子之间都设有连通着的房门。那个仅有的巨型的会议室，可以说是相当的华贵，从那间房子的大窗户里面，可以居高临下看到对面的优美风景。在火炉的周围，有一块高起的地区，那是希特勒在每天所谓黄昏汇报之后，和他的亲信们和女秘书们，在那里尽情欢乐几个钟点的地方——我可没有那个福气参加这种盛会。
在同一天之内，我又去拜访希姆莱，其目的是为了讨论党卫军中装甲部队的组织问题，以便能与整个陆军互相配合。我的努力只获得了一部分的成功，尤其是尽管我一再主张不要成立新的单位，但是希姆莱并不表示同意。固然在3月9日的会议上，希特勒大体都是尊重我的意见，但是关于党卫军方面，他和希姆莱却另有一重心事。希特勒根本上就不信任陆军，所以他要组织一支私人的军队，作为他的最后资本。由于希特勒和希姆莱采取这种政策，才使党卫军在战后，为天下所诟病。在战时，由于党卫军们的一切装备补充都居于优先的次序，也引起一般陆军的不满。幸亏德国军人都有一种不自私的美德，所以在前线上才没有引起太大的纠纷。
4月12日，我又去拜访空军参谋总长耶学尼克上将（Col。Gen。Jeschonnek）。我发现他已经是疲惫不堪，从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他早已丧失了勇气和信心。我既无法和他开诚布公地讨论到空军和装甲兵的合作问题，也更无法和他建立一种私人间的感情。不久之后，在1943年8月，由于受了希特勒和戈林的斥责，耶学尼克就黯然自杀了。他这样的做法，正是步着他的伙伴乌德特（Udet）的后尘，乌德特是在1941年11月自杀的，因为他实在无法解开他自己所面临的矛盾：一方面，他认清了战争的需要，但是另一方面，却无法使花花公子戈林革除他那个懒惰无能的作风。我也曾经要求和戈林面谈一切的问题，可是这位大元帅为了非军事性的活动，占据了太多时间，所以实在无暇来接见我这个不重要的小人物。
回到柏林之后，我在4月13日又曾经和希孟德做过一次长谈。非洲的情况是已经毫无希望了，所以我要求希孟德帮助我把那里许多优秀的战车人员，设法抢救回来，尤其是那些具有许多年经验的指挥人员和技术人员，那简直是无价之宝。但事与愿违，要么，就是我没有能够说服希孟德，不然就是他没有出力去劝说希特勒，因为第二天我再向希特勒提出同样的要求时，他却漠然视之，所以毫无结果。面子问题常常战胜了常识，有许多飞机都是放空飞回意大利，若是能够把那些重要的人员顺便装运了回来，那么对于尔后装甲部队的编组，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这一次的会谈是在4月29日举行的，地点还是贝希特斯加登，在同一天之内，我也和布尔（Buhle）、凯特尔和史贝尔三个人，讨论到组织与装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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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东线局势的发展（1943年2月22日至1944年3月4日）还继续有部队被派往非洲，在这种飞蛾扑火的行动当中，其中还包括着有我们最新成立的虎型战车营。我虽然据理力争，但仍然毫无结果，以后在西西里岛（Sicily）的防御战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在西西里岛之战我力主把虎型战车撤回欧洲大陆，戈林却提出反对的意见说：“古德里安上将！你应该认清，虎型战车并没有方法渡过墨西拿海峡（The Straits of Messina）呀！”我回答他说：“只要你真正能够赢得墨西拿海峡上的空中优势，那么虎型战车既然能够开入西西里岛，也就同样可以撤出了。”这位空军专家就一声不响了，但是虎型战车却还是留在西西里岛，并没有能够撤回。
4月30日，我由贝希特斯加登飞到巴黎，目的是要拜访西线战场总司令龙德施泰元帅，并且视察他这个战区的装甲部队；同时我也想亲自去考察大西洋长城的真正实力，看它对于战车的登陆到底有多大的抵抗力。在鲁昂（Rouen）的第八十一军军部中，我遇到了1940年法国战役中的旧同僚昆特森将军（Gen。Kuntzen），彼此对于海岸的防御问题曾经有一番讨论。以后又到伊沃托（Yvetot）视察第一百战车团，这个团所用的装备还是过去虏获的法国战车。我没有再继续前进，因为希特勒有电报来，叫我到慕尼黑去开会。
5月2日我才到了慕尼黑。第一次会议在5月3日举行，而第二次则在5月4日举行，这个时候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将军也从柏林赶来，并且带来许多新的资料。出席这次会议的包括OKW和OKH的各重要人员、南方集团军总司令曼斯坦因、中央集团军总司令克卢格、第七军团司令穆德尔、军需生产部长史贝尔等人。所讨论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在1943年的夏季，东线战场上这两个集团军是否应该发动一次攻势。结果，陆军参谋总长蔡兹勒就提出了一次攻击计划，主张用双重包围的攻击来消灭苏军在库尔斯克以西的一个巨型突出地区，假使这个作战获得成功，就可以击毁一大批苏军的兵力，使苏军的进攻力量大为削弱，从而使德军在东线战场上居于有利的地位。这个问题在4月间早就已经热烈讨论过了，不过因为刚刚在斯大林格勒经历惨败，而且东线战场上南面侧翼上又一再地受到挫折，所以此时要做大规模的攻击，似乎不太可能。可是，现在蔡兹勒却认为使用新型的虎、豹战车，即足以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从而在东线战场上重新获得主动的地位。
希特勒首先致开会词，历时三刻钟。他首先说明东线战场的实际情况，然后又接着说明参谋总长的计划，以及穆德尔将军所提出的反对意见。穆德尔所提出的意见，是以情报为根据，主要的都是以空中照相为基础，由相片上可以看出来苏军在德军准备进攻的地区中，已经准备好了纵深和非常坚强的防御阵地，苏军早已把他们的大批机动部队，撤出了这个突出地区，为了预防我们将会使用钳形的攻势，他们对于可能的突破点都早已使用强大的炮兵和战防部队来加强它们的防务。穆德尔根据这些情报就得到了一个简单的结论，敌人对于我们这个攻势早已在预料之中，所以要想成功，就必须采取一种全新的战术路线，否则就不如放弃这整个的构想。照希特勒说明穆德尔意见时的姿态看来，就可以知道他对这项看法深为重视，同时也表示出来他并不赞成蔡兹勒的意见。他现在首先要求曼斯坦因元帅发表他对于蔡兹勒计划的意见。曼斯坦因这个人，当他和希特勒面对面的时候，常常有词不达意之感。他认为要是在4月间发动这个攻势，则成功希望颇大，到了现在就很成疑问了，同时他又说至少还要再增加两个步兵师的生力军，他才有能力发动攻势。希特勒却告诉他生力军是绝对无法筹措到的，曼斯坦因也就没有再坚持下去。希特勒接着又询问克卢格元帅的意见，他的措词很含混，不过大致是赞成蔡兹勒计划的。我接着就要求希特勒准我发言，并且立即宣布这个攻击实在是毫无意义：我们刚刚完成了东线战场部队的再编组和再装备的工作，若是此时照陆军参谋总长的计划实行进攻，则战车方面势必会受到严重的损失，而这是1943年一年中的产量所无法补充的，其实我们新战车的产量是应该用来成立西线战场上的机动总预备队，因为盟军在1944年一定会企图登陆的。此外，我又指出，虽然参谋总长对于豹型战车是期待颇殷，可是事实上技术方面的困难还非常多，在发动攻击之前，不一定可以完全解决得了。站在生产方面的立场，史贝尔也支持我的意见，不过在场的诸人当中，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是公开反对蔡兹勒计划的。希特勒当时还是犹豫不决，所以在那一天并没有能够得到一个结论。
除了军事方面的争论以外，在慕尼黑会议时，我私人方面还遭遇到了一件大事。自从1941年12月以后，这是我与克卢格元帅久别后的第一次重逢。他向我打招呼的时候，态度很不友好，所以就更触痛了我的旧创痕，因此我对于他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冷淡。在会议之后，克卢格请我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去，要我解释为什么采取这样冷漠的态度。我就老老实实告诉他，因为他对于1941年12月间的误会，始终没有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