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野史-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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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月笙别转脸去问甘格林：
　　　　“这倒是新鲜事了，闸北是中国地界，各国防军有权准许日本军队进驻？”
　　　　甘格林笑着摇了摇头。
　　　　于是，杜月笙冷冷地说：
　　　　“这就是了，依我说，还是日本军队开回公共租界去算了。”
　　　　“华方也要撤兵，”日军代表强词夺理，“否则，那就不公平。”
　　　　“华方撤兵，”杜月笙高声地问：“闸北地方秩序，由啥人来维持？”
　　　　日军代表抗声答复：
　　　　“可以商请中立国家，如法国、英国、美国派军警暂时驻防。”
　　　　杜月笙再进一步地问：
　　　　“包括那些地区呀？”
　　　　“包括日本皇军现已占领的华界地区，和１９路军驻守的防线。”
　　　　“这便是日方的条件吗？”
　　　　“最低限度的条件。”
　　　　日军代表回答得斩钉截铁，这使杜月笙很生气，他站起来以手作势地说：
　　　　“日本人强占了中国的地方，立刻撤退是应该的，中国军队在自己的地方上驻防，为什么也要撤退呢？再说，日本军队在打仗之前已经进驻越界筑路区域，再加上战后占的华界，拿这一大块地方请法、英、美军队暂时维护秩序，把中国和日本的军队分开，难道还嫌不够呀？为啥还要把１９路军的防线也让出来？”
　　　　李择一不等日军代表开口，插嘴进来说：
　　　　“杜先生，今天会见日军代表，主要是为了传达日方的愿望，方才日军代表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了。”他委婉地提醒杜月笙：“杜先生是否可以跟有关方面商量过后，再由官方采取外交途径解决？”
　　　　与此同时，甘格林也附和地说：
　　　　“李先生说得不错，正式的交涉，原应由官方办理。”
　　　　至此，杜月笙无话可说，只得应允。日军代表辞去，他匆匆回到家里，耿嘉基和王长春已在客厅里等侯，他很详尽地把交涉经过告诉了他们，耿、王二人回枫林桥市政府向吴铁城复命。
　　　　当天，吴铁城采取两项行动，其一，是下午在英国领事馆召开调停战事的会议，他改变初衷派员出席。市政府代表当着各国领事的面，质问日本领事：
仗势欺人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时，以孔祥熙为后台的“七星公司”在上海大做投机生意。因其情报准确、资金雄厚，在上海市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赚了很多钱。对这种利用特权获取暴利的作法，民族资本极为反感，市面上一时沸沸扬扬，颇多非难。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上海一部分商人达成默契，共同对付“七星公司”。
　　　　有一次，“七星公司”自恃财力雄厚，企图造成黄金价格看跌的趋势，逼上海黄金持有
　　　　者大量抛出黄金，然后由他们吃进。为此，他们在黄金交易所不停地抛空，黄金价格每日看跌。但上海经营黄金生意的商人，却串通一气，看着黄金价格惨跌，就是不肯抛售手中黄金，遇上适宜的机会，还吃进一些“七星公司”抛出的黄金。“七星公司”没想到他们影响市场行情的法宝，这一次竟不能奏效，但空头已做太多，老本大蚀，结果轮到上海商人向他们讨债。孔祥熙虽为“七星公司”后台，但投机生意失败，由他出面公开赖账却也不方便，于是，他授意杜月笙干预。
　　　　杜月笙出面，将这次黄金交易中成为债主的诸多商人找了去。
　　　　在聚会上，他不无威胁地说：“这次生意，朋友走油跑马，我不会看冷铺，账不管有多少，统统送过来，我准备倾家荡产代赔。”
　　　　这些久在上海滩浮沉的商人们，当然懂得杜月笙这番话包含的真实意思，只得强作笑颜地说道：
　　　　“笑话，别人掉了枪花，倒要叫杜先生倾家荡产赔出来，世界上没有这种道理！照杜先生牌头，账一笔勾销。”
　　　　到手的钱被硬挖了去，未免肉疼。更令这些从事黄金交易的商人们心悸的是，这次黄金交易所的抛空风潮，虽然以他们险胜而平安渡过，但“七星公司”如卷土重来，做更大的投机买卖，他们将很难抵御。出于这种顾虑，他们想了一个所谓妙计，即推举杜月笙担任金业交易所理事长，想借他的面子使孔氏家族有所收敛。
　　　　这种想法正合杜月笙心意。杜月笙插手这次风潮，就是为了向当事者双方显示他的实力，一方面抬高自己在四大家族心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炫耀与四大家族的特殊关系，以吓唬上海滩的商人。此举果然奏效，在“杜月笙”三个字前面，从此增加了“金业交易所理事长”的头衔。
　　　　金业交易所之外，杜月笙还通过帮助孔祥熙任总裁的中央银行和宋子文任董事长的中国银行等控制中国通商银行后，谋取了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的职位。
　　　　中国通商银行由盛宣怀创办于１８９７年１１月，它所登的广告中必定有这样一句话：“我国首创第一家银行”，牌子老、影响大。盛宣怀死后，该行由傅筱庵接管，是受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之外的一家重要银行。宋子文、孔祥熙早想染指该行，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１９３５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政策”，“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１９３６年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其他银行发行的、正流通市面的纸币，逐渐以这四行发行的钞票换回，停止使用。
　　　　为了防止各银行滥印钞票调换“法币”，在“法币政策”公布前，国民党政府调查了享有钞票发行权的１２家银行发行的钞票数量。其中中国通商银行的钞票发行额为３４３０万元。掌握了这种情况后，中央、中国、交通行秘密集中了中国通商银行的大量钞票，突然前去该行兑现。因事出意外，加上傅筱庵见上海地价暴涨，正在河南路耗资１０００万元建一座“中国通商大厦”，头寸吃紧，未免捉襟见肘，无法满足兑现要求。国民党政府立斥该行“准备不符规定”，以维持金融为名，提出加入官股，并指派董事或董事长，想全面控制中国通商银行。
　　　　傅筱庵不甘认输，极力作梗。国民党政府抓住他与北洋军阀有过来往的辫子，加他一顶阴谋祸国的帽子，下令通缉查办。傅筱庵惶恐之下，只身逃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大连躲藏。
　　　　傅筱庵一走，中国通商银行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它若破产倒闭，势必造成上海金融市场的波动。宋子文、孔祥熙意在控制该行，并不想让它倒闭。但傅筱庵被官方整怕了，并且国民党政府已公开对他发出了通缉令，不便出面请傅筱庵回沪，此事便交给杜月笙办。
　　　　杜月笙乐得作好人，当即托人带信给傅筱庵：
　　　　“请先生回沪把中国通商银行的账目算清，天塌下来，有杜某人顶着。”
　　　　傅筱庵仓惶出逃，本是权宜之计，见杜月笙出面作保，决定顺水推舟，返回上海。他对带信人说：“杜先生铁肩担道义，真非常人也。我决定回上海，刀山鼎镬，在所不辞。”
　　　　他这话一箭双雕，一方面表示自己是为顾全杜月笙的面子才回沪的，另一方面借着吹捧杜月笙，强调杜必须对他的身家性命负责。词美意深，可谓老奸巨滑。
　　　　傅筱庵回沪后，七拼八凑，又将投资千万、尚未竣工的“中国通商大厦”作价３００多万元拍卖，勉强还清债务。但是，遭此打击，中国通商银行气息奄奄，欲振乏力。孔祥熙、宋子文等感到火候已到，便授意杜月笙出面代中国通商银行要求中央银行支持。之后，中央银行便以“救济”为名，把大量“官股”塞入中国通商银行，并将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顾诒谷调去中国通商银行任总经理。杜月笙担任了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因此在金融界的地位当然更非昔日可比。
　　　　凭借与官僚资本的特殊关系，杜月笙还相继担任了中国、交通银行董事，浦东、国信等银行的董事长，以及上海市银行公会理事。虽然银行公会理事长的头衔未归于他，但他在金融界终于也成为一个能兴风作浪的人物了。
打入面粉厂
　　　　如果说杜月笙插手金融业，是以建立中汇银行为开端，那么，盘得华丰面粉厂，则是他跻身工商界的标志。
　　　　华丰面粉厂设在小沙渡路上，老板为卢少棠。３０年代时，卢少棠因在赌场上惨败，背上数十万元的债务，无奈之下，产生了卖掉华丰面粉厂的念头。
　　　　开设面粉厂在这时是很赚钱的，杜月笙得知卢少棠的想法后，立刻叫他的重要经济顾问杨管北设法将华丰面粉厂搞到手。杨管北找到华丰面粉厂一位与他熟悉的陈经理，证实少棠确有卖厂之意，同时了解到已有人抢先一步在接洽买厂事宜。杨管北闻讯，心急如火，要求这位陈经理设法将这桩生意让给杜月笙，经他软硬兼施的努力，卢少棠被迫答应以１０９万元的低价，将华丰面粉厂卖给杜月笙。
　　　　价格谈妥后，杨管北按杜月笙授意去找傅筱庵。
　　　　这时，傅筱庵刚从大连避难回来，为处理中国通商银行的债务及与孔祥熙等人的矛盾，正有求于杜月笙。杨管北见到傅筱庵后，告诉他：
　　　　“卢少棠准备卖出华丰面粉厂，因债务所迫，价格定得相当低，只需１０９万大洋。”
　　　　然后，他虚情假意地劝傅筱庵买下。其实，卢少棠要卖出、杜月笙想盘进华丰面粉厂的消息在当时已不是新闻，以傅筱庵的地位和关系不可能不知此事，他见杨管北突出此语，当然能听出其弦外之音，连忙摇动双手说：
　　　　“不，不，我从没想过要买面粉厂，我不买，应帮杜先生买下来才对。”
　　　　杨管北闻言，心中暗自高兴，他知道傅筱庵会猜透他的意思。嘴巴上却仍然甜丝丝地说：
　　　　“还是傅先生买下来妥当。”
　　　　傅筱庵干脆进一步点明：“不，不，还是由杜先生买下来，交给你来管理。这才是最好不过了。”
　　　　“不过……”
　　　　傅筱庵不得不接过话头，连忙说：“钱没有问题，中国通商银行可以借给低息贷款。”
　　　　杨管北东拉西扯，绕了一个圈子，终于得到了他想得到的这句话。就这样，杜月笙不用拔一根汗毛，华丰面粉厂便稳稳当当落入他的手中。
　　　　华丰面粉厂到手不久，杜月笙那干瘪但却包藏着无穷欲望的肚腹又开始了新的算计。他的双眼盯上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位置。
　　　　因为取得这个位置，可以左右上海，乃至江南、江北数省的面粉生意。
　　　　这时执上海面粉业牛耳的是担任上海面粉交易所常务理事的著名实业家荣宗敬及其弟荣德生。荣家兄弟是无锡人，早年在上海当学徒，积攒一定资金后，开设了广生钱庄。还在光绪年间，荣家兄弟便投资面粉业，在上海开设“茂新”面粉厂，创出了深受欢迎的“兵船牌”面粉。以后又接连开设了茂新二厂、三厂，直至十厂。“茂新”之外，又设“福新”厂号，也是一厂、二厂，直至十厂。杜月笙以区区一厂之力，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当然不可能胜过荣家兄弟。但他有国民党权贵撑腰，有黑社会捧场，有玩弄阴谋权术的超人本领，凭借这些，杜月笙刚刚打入面粉业，便急不可耐地要与荣家兄弟一决雌雄。
　　　　杜月笙首先出高价将王禹卿及“兵船牌”商标从荣家兄弟手中挖来。王禹卿绰号“面粉二王”，多年主管荣家以“福新”为厂号的１０家面粉厂，在面粉行业中，素以精明干练，经营有方著称。此外，杜还聘来了大同面粉厂总经理卞筱卿，让这两人与杨管北同任华丰面粉厂常务董事，负责全厂业务，以加强华丰面粉厂的竞争能力。
　　　　同时，杜月笙想方设法拉拢面粉行业中与荣家兄弟有矛盾的商人，以孤立荣家，扩大自己的力量。在上海面粉交易所活动的生意人，分属于两个面粉业公会：上海面粉业公会、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公会。荣家兄弟的影响主要在上海面粉业公会，而杨管北因祖上在扬州、高邮等处开有面粉厂，因而与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公会关系密切。这两个公会所代表的势力，围绕价格及市场分配等问题，长期以来明争暗斗，角逐激烈。
　　　　１９３１年，国民党实行“裁厘加税”政策后，这种矛盾进一步尖锐。厘即厘金，是旧中国政府在交通要道设关卡，对运销商品征收的一种捐税，１８５３年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由帮办扬州军务雷以诚首推行。“裁厘加税”政策对苏浙皖地区的面粉业商人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他们用于加工面粉的小麦基本在当地采购，不需长途贩运，很少厘金负担，只有把面粉运到上海的途中才需交纳厘金。所以，“裁厘”未使他们减轻多少负担，“加税”却使他们增加很大支出。而上海的面粉业商人要到外地采购小麦，途长路遥，支付的厘金数额大大超过苏浙皖三省面粉商人，因此，“裁厘”使他们得益不少。苏浙皖等地的面粉商人，本来就因运费等问题，在竞争上处于劣势，“裁厘加税”政策实行后，他们的境况更糟。
　　　　杜月笙看准这是笼络人心的好机会，亲自跑到苏浙皖三省面粉同业公会去活动，敦促三省面粉业商人，一同写了一个“呈文”，一方面表示拥护“裁厘加税”，同时要求考虑三省面粉业商人的损失，所征税收应比上海面粉业商人少百分之五十。这一“呈文”经杜月笙之手辗转，国民党政府江苏省财政厅送到了行政院财政部和实业部，之后，杜月笙又四出活动经宋子文、孔祥熙批准，江南面粉商人上交之税减少百分之四十，江北面粉商人上交之税减少百分之五十。
　　　　杜月笙因此获得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商人的好感。
　　　　经杜月笙授意，这部分商人又和与杜月笙关系密切的一些上海面粉商人暗中收购上海面粉交易所股票。
　　　　在取得拥有发言权的股票数额后，他们立刻要求召开上海面粉交易所股东大会。这时，
　　　　担任上海面粉交易所常务理事的是荣宗敬，理事长是与他关系密切的王一亭，他们对杜月笙秘密进行的拉票活动一无所知。结果，在股东大会上受到猛烈抨击，被迫同意改选理事。
　　　　选举结果，杜月笙名列榜首，志得意满地取王一亭而代之，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