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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

中国文明的阶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33部书-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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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纪传体史书,《史记》更多的是通过对人事的分析,说明天道不可信的道理。《伯夷列传》写道:有人说,天道是没有偏爱的,总是常常帮助好人。伯夷、叔齐可以称得上是好人了。他们聚积仁德、修养品行,竟然落得个饿死的下场。72位贤人里,孔子特别赞赏颜渊好学。可是颜渊常常闹穷,连最粗糙的食物都吃不饱,终于早死了。上天对好人的报应,怎么是这样的呢?盗跖常常杀害无辜,烤人肉来吃,放纵暴厉,聚集朋党几千人,横行天下,反而能够长寿而终,这又是依循何种德行?这些都是比较明显的例子了。

  到了近代,做奸犯科,专干坏事的,却过得很舒服,终身安逸享乐,子孙后代也富贵不绝。有的人小心谨慎,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错走一步路,但他们却多灾多难。我实在觉着很迷惑,倘若这就叫做天道的话,那么天道到底是对的呢,还是错的呢?

  在《项羽本纪》的最后,司马迁评论说:秦虐民失政,陈涉首先发难,随后诸侯豪杰,纷纷起事。一时间山东五国各树势力,并立争雄。项羽虽然没有尺寸之地,三年之间却能成为五国诸侯的统帅而灭秦!当时威服天下,分土封王,一切政事,全由项羽一人号令,自称霸王。但是等到项羽背弃先入关者为王之约,已失人心;又怀念楚国老家,失去地利;后来又杀死义帝而自立,更为众意所不许。这样的作为却要求别人不背叛他,那实在是太难了。项羽自以为了不起,不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想靠武力征服天下,结果弄得称王五年就身败名裂。他犯了这么多失误,到死还不觉悟,不仅不责备自己,反而说什么“是天要亡我,不是我用兵之罪”,这岂不是非常荒谬的吗?

  《蒙恬列传》记载:秦朝名将蒙恬被秦二世胡亥赐死时,喟然叹息:“我对上天犯了什么罪过?竟然无罪而死呀!”沉默许久,蒙恬慢声说:“我的罪过,本来就该判死刑的。我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筑城墙,挖河沟,一万余里,断绝了地脉,这便是我的罪过了。”于是吞下毒药自杀而死。司马迁评论说:蒙恬身居要职,一味顺承皇帝的旨意,不管百姓死活,大兴武功,他的死属于罪有应得,怎么把他的死归罪到“断绝地脉”上来呢?

  有时,司马迁也用“天”字,也讲“天命”、“受命”。譬如《秦楚之际月表》中,他说刘邦能称帝“难道不是天意吗!如果不是大圣人的话,怎能在这种情况下受天命而成帝王呢?”从字面看来,这是在称颂天,认为汉得天下是天命的结果。但分析一下可以看出,这些天意、天命实际指的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司马迁首先交待了秦代禁令繁多,严重地束缚了人民的手脚,为农民起义提供了历史条件。然后写了秦亡汉兴的历史过程;第一个阶段是陈涉发难;第二个阶段是项羽推翻秦朝。但项羽不得人心,刘邦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才得以收拾乱局,诛除凶暴,平定海内,从一介平民登上皇帝宝座的。这种排除神秘的天意,用人事来解释人事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史记》还通过对宗教历史的记述,揭露了迷信的虚妄。《封禅书》便是这方面的重要篇章。《封禅书》主要记载两个内容:一个是讲历代帝王搞了很多宗教建筑,并列举了好多神的名字,而这些神都是帝王们造出来的;另一个是讲由于帝王怕死而追求长生不老,访仙求药。通过这两个内容,司马迁一方面揭露出宗教是统治者捏造出来的东西,不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指出,既然是他们捏造的,他们又去顶礼膜拜,真是荒唐之至。《封禅书》长达几千字,司马迁用客观的笔调,描写了这些荒唐怪诞的活动,有时既不肯定其有,也不明言其无,只是用俏皮的写法来表现。他写秦始皇之所以要到泰山刻石颂扬功德,是为了表明自己做皇帝是上帝所封的,因而要上高山,到离天最近的地方,好去承受天命。

  写到汉武帝时,司马迁用了很大篇幅写他找了许多人间神仙——方士。起初是如何如何崇拜他们,后来又怎样发现他们说谎欺骗,最后把他们一一杀掉。武帝虽然对这些方士的怪话越来越讨厌,但还是不断地找他们,希望能碰上个真神仙,因而访仙谈道、建祠奉神的事越来越多,“但其效果如何,大家是有目共睹了。”

  一句话点破了汉武帝这种痴心妄想是多么荒诞可笑,徒劳无益。

  既然天是天,人是人,天象和人事没有必然联系,那么,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呢?比如,历史上的一些战争,作战双方条件一样,具体情况也差不多,但胜败不一,甚至有时强者败,弱者胜,道理在哪里?

  《史记》认为决定于人谋。我们试把《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对照着阅读,便可得到很大启发。项羽一开始就气势凌人,直到临死还是轰轰烈烈,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刘邦就不是这样。在司马迁笔下,显得有些赖皮。

  起兵前,他贪酒好色,大言不惭,不务正业;起兵后,老毛病还是常犯。尽管司马迁在情感上明显地喜欢项羽,讨厌刘邦,但仍按历史的真实情况,写了项羽有两件大事不如刘邦。一是项羽虽然战无不胜,但到处烧杀。他在写项羽作战时,不断用“屠”、“坑”等字。如: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攻陷后,将全城居民都活埋;坑杀秦降卒二十万;屠咸阳,焚秦朝宫室,大火三月不灭,等等。

  在《高祖本纪》里,这类事情就很少,并着重写刘邦到处安民,入关中,约法三章等。一个到处安民,很得民心;一个到处烧杀,令人失望。这是刘邦、项羽在政治上的很大区别,也是他们之间决定胜败的关键问题。项羽不如刘邦的另一点,是项羽不相信人,不会用人。《淮阴侯列传》韩信被刘邦拜为大将后,对刘邦说的一番话,将项羽这方面的为人分析得非常深刻。韩信说,项羽一声怒吼,千人都吓得胆战腿软,但他不信任人,不能把责任交给有能力的将领。项羽对部下、即使是忠心耿耿的部下,也团结不住。但刘邦却善于用人,必要时甚至敢于把大权交给自己并不完全信任的人,先把这个人笼络住,然后再想办法收拾他。刘邦对待韩信便是个典型的例子。韩信原先在项羽手下,默默无闻,好几次韩信献奇策求见项羽,项羽都不欣赏。后来韩信投奔刘邦,依然无名,只当了个仓库管理员。但因萧何非常赏识韩信,极力向刘邦保荐,刘邦终于同意破格举行十分隆重的典礼,把韩信拜为大将。这是汉军第一次有了大将,从这时起直到击败项羽之前,韩信是汉军唯一的大将。这期间刘邦虽然并不真正信任韩信,但始终放手让他掌管兵权。韩信平定齐国后,要求刘邦封他为齐国的假王(代理齐王)。

  当时刘邦正被项羽围困在荥阳,十分危急,对韩信的请求勃然大怒:“我被困在这儿,天天巴望着你来帮我打退敌兵,你倒要自立为王呢!”张良、陈平在一旁暗中踩了一下刘邦的脚,刘邦立刻明白过来,换了一副面孔说:“大丈夫既然平定了诸侯,要做就做真王才对,干啥只要做假王呢!”忙派张良去封韩信为齐王。结果韩信自以为刘邦对他恩重如山,一直忠心不二。《史记》认为刘邦主要就是靠着以上两个方面的长处,最终由弱变强取得胜利的。

  《史记》在许多人物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谋略的威力。《廉颇蔺相如列传》讲秦王强索赵璧。赵王在两难之下派蔺相如奉璧使秦。形势很险恶,但蔺相如无所畏惧,大义凛然,有勇有谋,拼死捍卫了国家利益,完璧归赵。

  《春申君列传》写黄歇由于没有听从门客朱英的规劝,后来遭到李园的暗算。

  司马迁分析他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陈丞相世家》写陈平几度处境危急,差一点丢掉性命,但最后化险为夷,善始善终。这些都是人事智谋的作用。

  《史记》在强调人谋的同时,并不认为光有智谋就能百战百胜,还特别注重“时”、“势”。“时”就是时代条件,“势”就是客观形势。《伯夷列传》讲得很清楚:云随着龙飞起,风随着虎而吹;当圣人出现的时候,万物的本来面目都能显著起来。伯夷、叔齐虽然贤明,得到孔子的赞扬,因而声名更加显著;颜渊虽是好学,因为追随孔子,德行才更加彰明。《管晏列传》引管仲叙述他和鲍叔牙的交情的话说:我曾替鲍叔牙出主意,结果弄得情况更坏了;但鲍叔牙不认为我愚蠢,为什么呢?因为知道时势有利有不利。

  时、势往往制约着人谋,历史条件配合得好,加上人的主观努力,就可能有所成就。历史条件不适合,人纵然聪明绝顶,做了种种努力,仍可能失败。

  司马迁所说的人的作用,究竟是指哪些人呢?在《史记》的世界里,最显眼的当然主要还是指个别的杰出人物,尤其是王侯将相们。但《史记》并没有单单把青睐倾注到这些统治者身上,还有一大批名位并不显赫的中下层人物,如游侠、刺客、巫祝、名医、商贾、倡优、滑稽大王等等。它把陈涉立为世家,把农民领袖与王公贵族列在一起,这在我国古代史书中是绝无仅有的。

  通古今之变上溯五帝,下迄汉武,把古往今来的历史贯通起来,从中考察历史的发展变化,是《史记》的一个重要特点。但从《史记》内容的编纂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待历史又是略古详今。十二本纪,五帝只写了一篇,夏、商、周各一篇,秦写了《秦本纪》,又写了《秦始皇本纪》,汉代是一个皇帝一篇,只有汉惠帝因实际起作用的是吕后,所以代以《吕太后本纪》。表,三代有一篇,只记世系,而无年代。12诸侯是年表,六国也是年表。秦楚之际变化很大,是月表。汉兴以来表就多了,共有六个,越往后搞得越细。世家自西周以后才有。列传则从春秋时期才正式开始,春秋时的有《管晏列传》等六篇。战国时期包括秦在内共有22篇,汉兴以后的达42篇。《史记》就是通过这些篇章历述古今沧桑,贯通千载风云,勾勒出了历史发展的脉络大势,特别对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的社会重大变革,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和评论。

  战国时代的变法运动,是古今之变的一个关键,对这一事件当时或稍后的一些史籍大多缺乏系统全面的论述。《史记》则给予了高度重视,用不少篇幅记载了各国变法的情况。例如,《商君列传》详细记述了秦国商鞅变法的原委,其中不仅写了商鞅先后两次变法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具体内容,变法富国的客观效果,还写了商鞅多次与甘龙、杜挚、公子虔、公孙贾等人围绕变法展开的一系列斗争,向人们认真地报告了历史上这一巨大变化的真实情况。这是《史记》通古今之变十分突出的一手,也是中国古代史学中写历史变化最为杰出的一个例子。

  秦汉统一的历史在《史记》中所占笔墨最多,全书有三分之一多的内容反映了春秋战国至秦汉历史的统一进程,特别对秦始皇统一六国和刘邦的再次统一,描绘得非常生动具体。从春秋时期诸侯称霸,到战国之际七雄兼并;从秦国崛起,到始皇一统;从秦朝崩溃,到项羽分封;从楚汉之争,到刘邦建国。前后几百年,风云变幻,事变迭起,透过纷繁迷离的云雾,形象地再现了这一历史大舞台上先后上演的一幕幕活剧,清晰地勾画出了天下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曲折坎坷的历程。

  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剧变中,挤进统治集团中的人物的身份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吴、齐、鲁、燕、宋、晋、楚、郑等世家中那些春秋时期显赫一时的世袭贵族逐渐衰落下去,或者改头换面成了新贵。战国时代游士的奔走活跃,客卿的纵横捭阖,已是一种新的社会气象。范雎、蔡泽、苏秦、张仪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从布衣成了相国,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靠着智慧勇猛跻身将帅。到了汉初,匹夫刘邦当上了皇帝,掾吏萧何,狱卒曹参,平民陈平、陆贾,杀狗的樊哙,替人吹箫办丧事的周勃,丝绸小贩灌婴,拉车的娄敬,……或者拜将相,或者封公卿,开创了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的新局面。

  在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逐渐强化。《秦始皇本纪》中侯生和卢生议论说:“始皇的为人,天生脾气刚强暴戾,自以为是,博士虽然有70个,只不过充充数罢了。对他们的意见从不采用,丞相以及大臣仅仅接受已经拟好的命令,一切事情都倚靠皇帝办理。”这是写秦始皇专制的点睛之笔,比起《殷本纪》中写的商纣王的独裁行为,更具时代特点。

  至于汉武帝的专制,比秦始皇更发展了一步。《卫将军骠骑列传》写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奉法遵职,连士兵都不敢自行招募。《张丞相列传》写公卿大臣都无所作为,当了丞相也只是备员而已,甚至性命难保。《儒林列传》写士人学者噤若寒蝉,只好钻研儒术。《万石张叔列传》更是对当时专制高压下官场腐朽风气的尖锐揭露和讽刺。里面描写的汉景帝、武帝时代的大官,都是极为恭敬谨慎、能不说话便不说话的闷葫芦。万石君叫石奋,长子名石建,官任郎中令,掌管起草文件。有次石建起草了一个文件,颁发下来后,发觉里面有一个错字。他十分惶恐地说:“啊!写错了!‘马’字有四条腿,加上尾巴,马字下面应该是五画,现在只写了四画,少了一画。皇上要是怪罪下来,就活不成了!”于是吓得要死。

  万石君的小儿子叫石庆,做太仆,是九卿之一,掌管御用车马,地位很高。有一次他替皇帝驾车出行。皇帝问他驾车的马有几匹,石庆就拿着鞭子一一指着数,数完了才举手说:“六匹马。”本来一看就能知道,石庆偏要数了才敢回报,其谨小慎微的程度可以想见。然而就是这样连响屁都不敢放一个的人,却得到了皇帝的特别赏识,最后当上了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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