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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

中国文明的阶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33部书-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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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的演变,都分别叙述,可称为了解北宋以前1362年历史概要的宝库。这也说明它在摄取历史资料的丰富性上,非一般史书可以比拟,故《四库全书总目》称其“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更为重要的是,司马光对历史资料的采用极为谨慎,凡遇有歧异、抵牾的记载,都在经过认真比较、考订之后择善而从,并说明其所采择的根据,同时又保存异说,使后人得知其所以然。这些,主要集中在他“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而撰成的《考异》30卷中。《通鉴考异》还纠正了旧史一些错误,保存古书某些内容片断,为后来校勘古书提供了大量资料。

  这种自撰考异,为前所未有,乃司马光独创,确是一大进步。

  正是司马光的这种严谨的治史态度和治史方法,使《资治通鉴》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即使在今天,研究我国北宋以前1362年的历史,《资治通鉴》也当之无愧被作为最主要的参考书。

  《资治通鉴》出版后,对当时和后世的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补撰、改编、续作、注释、仿制、评论,诸家蜂起,蔚为大观。其中重要的有刘恕的《通鉴外纪》,金履祥的《通鉴前编》,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毕沅的《续资治通鉴》,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清乾隆官修《通鉴辑览》,王夫之《读通鉴论》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关于《资治通鉴》以及在其影响下所产生的各种著作的研究,已成为专门之学。近人张须著的《通鉴学》,就是对它们研究的专著。

  在今天,《通鉴》仍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毛泽东就曾建议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要认真学习《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研究历史上的成败兴亡,总结政治思想和实践中的宝贵经验与沉痛教训,从而提高领导思想,改进领导方法,转变领导作风,加强领导修养,锻炼领导素质,掌握领导艺术。这部书几乎陪伴了毛泽东的一生,他的床头总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据说先后读过17遍,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

  《资治通鉴》虽是一部宏大的史学巨著,然而由于司马光本身的历史局限性,也使得其难免有错误之处。如因循守旧,宣扬封建道德,推崇礼治,并有遗漏、重复、不当、称谓不一、误二为一、事实错讹等不足。但优缺相较,还是瑕不掩瑜,其卓越成就,可以说前无古人,后少来者。 
  

  
14 石破天惊道天机——《明夷待访录》
 
  明朝末年,封建统治阶级日益腐化,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也日益尖锐。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一举推翻了明王朝。这时原在中国东北部的满族统治者与明朝的官僚地主相勾结,乘机进入山海关,后来逐渐统一了全中国。

  清兵入关,使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民族矛盾比较突出了。各种势力都组织起来进行抗清斗争。当时,许多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思想家、政治家都投入了武装抗清斗争。在武装抗清失败后,他们改变了斗争方式,加强了思想理论方面的工作。明代政权的覆亡,汉族主权的丧失,给了他们莫大的刺激。他们要追问汉族主权丧失的原因,要清算过去的政治制度的弊端,于是提出了对专制主义的一定程度的批判。

  正是在这种国内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尖锐复杂的条件下,出现了黄宗羲的具有浓郁民主主义思想和启蒙思想的名著——《明夷待访录》。

  君主乃“天下之大害”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是当时进步思潮的杰出代表。他年轻时参加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复社”。后来明亡,清军进逼江南,他倾家产筹集资金,在他的家乡组成抗清的武装组织“黄氏世忠营”。失败后,他被清军悬赏通缉。追缉、饥饿、奸细告发,“濒于十死”,但他绝不屈服。待清王朝统一全国后,他隐居乡间,从事著述,直到老年去世,终生不事清。

  武装抗清失败后,黄宗羲毅然开始“毕力于著述”,从事文化思想的建树。

  亲身经历“社稷沦亡,天下陆沉”的沉痛历史教训,目睹明末皇帝的昏庸腐朽、宦官阉党渎法弄权,满洲贵族的横虐残暴,他痛定思痛,深感封建君主专制不仅是明亡的直接原因,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障碍。从对历史与现实的总结中,他于1683年写下了最有代表性的不朽之作《明夷待访录》。

  在这部书中,黄宗羲突破了纲常名教的束缚,剥去了君权神授的灵光,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君权由来并非神授。在远古三代的时候,君主只是人民的公仆。他提出,人类的本性是私和利,有生之初,人就自私自利,即使是圣人也不例外。这是“天下人之情”。于是在每个人的“私利”

  基础之上产生了公众的“私利”,这时就需要有人出来为大家的“私利”工作,而出来的这个人就是君主。这个人不以自己的私利为私利,而是使天下的人受其好处;不以自己的不幸为不幸,而是使天下的人免除祸害。于是他受到人民的拥护、爱戴。在这种情况下,古人以天下苍生为主体,君主为客体;君主毕生所经营的一切,都是为了天下人民。但是后来不同了。后世的君主,却把个人的私利与大家的私利对立起来,把天下国家的财产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而传给子孙们。

  这样,主客关系就颠倒了。今天的君主以自己为主,天下劳动人民为客。君主强迫天下人民为他一人服务,却标榜为“大公”。其所谓“大公”只是他一个人的大私而已。汉高祖刘邦做了皇帝以后,志得意满地对他父亲说:“你经常说我没出息,不如我二哥。

  现在你看看,我所置下的产业,与二哥相比,谁多?“这段话就充分表露出了后世君主以天下为己私业的心态。在还没有得到天下之前,使天下的人去

  为他流血拼命,使天下的人妻离子散,其目的只是为了得到天下这份私产。

  这是多么惨痛的事!而他却说,这是给我的子孙后代创业啊。得到了天下,当上了皇帝以后,又敲吸天下人的骨髓,离散天下的子女,其目的是为了供奉一人的玩乐。君主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说,这是我产业的利息。君主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而天下人民被敲骨吸髓,陷于痛苦的深渊。可见,“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自秦汉以后的君主,被臣民看作“寇仇”,称为“独夫”,这是君主专制造成的必然结果。

  黄宗羲严厉痛斥了秦汉以来君权至上的专制主义制度。他的“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张是相当明确的初步民主思想。梁启超曾说过:这样的论调,在现在看来,固然很普通,很肤浅,然而在二百多年前,却真是极大胆的创论。的确,在封建君主专制的淫威笼罩一切的时代,《明夷待访录》不啻千钧霹雳,猛烈地震动了黯然窒息的思想界。

  关于君和臣的关系,在封建社会里,儒家的正统思想基本上认为君民或君臣是绝对的隶属关系。臣民对于君主只有服从的义务,韩愈在《原道》中曾这样说过,君主是下命令的人,大臣是执行君主的命令并迫使人民实施的,劳动人民是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上奉君主的。这是汉唐以来统治阶级关于君臣君民关系的传统思想的典型表述。黄宗羲批判了这种看法,指出秦汉以后的君民或君臣关系都是不合理的。

  黄宗羲认为,天下之大,并不是一个人就能治理好的,必须进行合理分工而治之。所以作臣民的,是为天下工作,而不是为君主一人,不是为了君主这一姓之家。人们出来做官,应该为人民办事,不应该专为君主一家服务。

  他严格区分了“臣”与“仆妾”。“臣”应该“以天下为事”,而“君之仆妾”,则仅仅是君主的“奔走服役之人”。“臣”应该是“师友”,不应该看作君主私人的奴仆。他指出,君臣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治天下好比拉大木头,前边的人和后边的人,呼喝相应。基于此,他提出君臣名异实同的观点。他说:“岂知臣与君,名异而实同耶?”这样,就打破了传统的尊君卑臣的观点,提高了士大夫的地位。他又指出,为臣的人应该努力追求“天下之治”,所谓“治”

  应该是人民的安乐。这是因为天下的治乱,不取决于一人一姓的兴亡,而取决于人民群众的忧乐。人民生活安乐是治,人民生活愁苦是乱;而朝代的兴亡不是治乱的关键。一个朝代的兴未必是治,一个朝代的亡未必是乱。他论证说,商纣王灭亡,人民生活安乐了;秦国兴起,蒙古族兴起,人民生活更愁苦了。他完全从“万民”的生活来解释治乱的意义,把一姓之兴亡看作不重要的事情。他对臣民“杀其身以事其君”的传统道德观念更是嗤之以鼻。臣不是为君主而设的,所以不必为君死,臣应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死,这才伟大,死的有价值。

  黄宗羲关于君臣君民的学说,打破了“君为臣纲”的传统思想,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力批判,具有先进的民主主义思想。

  天下之法与“学校”议会为了削弱和限制君主专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很多主张,其中之一就是实行法治,反对人治。他区分了“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

  他认为“三代以上之法”是为天下而设的,是为天下人民的生养教化而设立的,目的在于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问题,“未尝为一己而立也”。

  而“三代以下”,即在封建专制时代,“朕即国家”,根本无法可言,即使有法律条文,也不过是君主为“桎梏天下人之手足”的“一家之法”。本来,法是用来协调公共利益的,今君主一人任意为法,就是“非法之法”。制定这种法,目的不过是为了保持私家政权,为了独占一切利益。利益不想遗给百姓,好处必定供奉给君主。于是这种法不得不设得很细密,而法律越细密流弊也就生出来了。

  这种法是有害于人民的。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应制定“天下之法”,依法治国,“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必须有正当的法制,然后依法办事,才能办出成绩。如果法制不合理,即使有“能治之人”,也受法的牵制,为避免嫌疑而左顾右盼,只能在法允许的范围内办事,不可能有特殊的作为。这就是说改革法制是必要的。假如不从根本上改变法制,社会的情况是无从好转的,种种的黑暗和弊端也就越来越严重。所以黄宗羲大胆质问:难道天地这样大,在亿万人民中,独自厚爱一人一姓吗?这在当时的社会里,确实是一种振聋发聩的惊骇之声。

  黄宗羲又提出了以学校为议政机关的思想。他认为,应该扩大学校的职能,使一切治理天下的设施都出于学校。他主张必须使治理天下的一切工具都出自学校,这样设立学校的意义才开始完备。学校应该是决定“是非”的最高机关。天子认为是的不一定是,天子认为非的不一定非。这样,天子就不敢自以为是非,而由学校判断决定其是非。皇帝应该听从学校的公议,政治上决定是非的最高权力机关应归于学校。他引证说,东汉太学生的“危言深论”,北宋太学生的主持公议,都是正当的。假如当时的朝廷以学校的是非为是非,国家就可以保持平安了。

  “学官”,即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不应由政府任命,应由公众推举。各地方郡县也要设立学官,都由“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首都太学的校长,更须由大儒担任。规定最高学府中的长官祭酒,其重要程度与宰相相等,或者宰相还不如他重要。祭酒应该是皇帝的师傅,他可以当面指责朝政得失,“政有缺失,祭酒可直言无讳。”各地方郡县的学官,对地方官同样有评议监督之权。

  黄宗羲所谓的学校,有议政的权力,有监督的作用,培养舆论,决定是非,监督政府,进退官吏,这可以说是各阶层知识分子参与政权的机构。这里所谓的学校,从议政的功能来讲,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议会,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议会。《明夷待访录》所提出的扩大学校职能的学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议会的设想。当然,这些设想和主张,在其所处的社会里,只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妙理想而已。虽没有实现的可能,但能在当时否定封建专制独裁,也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对“戊戌变法”影响最早最深的书黄宗羲的这些构图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不仅仅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激烈批判和愤懑,还触及到了封建制度的根本问题,而且有着对未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向往和猜测。虽然他还保留了君主,但其权力已转到内阁“政事堂”和“学校”(议会)了;虽然他设想的这些内容还很模糊,但它毕竟属于尚在萌芽状态中的市民阶级的幼稚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的起点,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钳制下闪出的一道异彩。这种以人类自私自利为基础和强调立法的思想,是多少闪现了后来资产阶级所力争的“天赋人权”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比法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要早近一个世纪。尽管没有《社会契约论》那样的思想深度和细密的理论,但是也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民族及其杰出的思想家,在世界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作出的努力和贡献,绝不逊于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

  《明夷待访录》中的启蒙思想,在当时和以后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与黄宗羲同时代的大思想家顾炎武曾高度评价说,他对《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道天下并不是没有能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三代”时的兴盛可以慢慢复还。

  《明夷待访录》对二百年后的近代资产阶级起了很大的影响。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康梁“戊戌变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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