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阶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33部书-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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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士兵，不得已，让士兵打开四门，自己则在城上焚香操琴。司马懿怀疑有埋伏，慌忙退兵。众人不解其故，诸葛亮说：“此人料吾生平谨慎，必不弄险，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回。”如果诸葛亮不深知司马懿多疑的性格，空城计如何能成功？
《三国演义》中的生动形象太多了，除了以上四个，像张飞、赵云、马超、周瑜、吕布等，个个活灵活现，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
两军交战妙在幕后除形象生动外，《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也是一绝。全书120 回，洋洋八十多万字，描写的大小战争不计其数，但并不给人以单调沉闷之感。作品抓住每次战争的特点，将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结合起来，将对战争的描写与对人物的刻画结合起来，运用正写、侧写、实写、虚写，把古代“一刀一枪”的战争写得丰富多彩。如著名的赤壁之战，真正的刀光剑影并不多，作品将全力放在各集团、各人物，尤其是诸葛亮与江东谋臣的论辩较量、与周瑜、曹操的争奇斗智上，舌战群儒、连环计、苦肉计、借东风等最精彩的章节，都没有刀光剑影。又如关云长温酒斩华雄，不过千把字，却把整个战斗场面写得惊心动魄。先写华雄连斩四将，极写其勇猛，后写关羽请求出战，因地位卑微，被袁绍呵斥。关羽出战后，也不正面写交战经过，而侧面渲染，只写帐篷中听到外面杀声震天，正当帐内诸将紧张万分时，关羽提华雄头掷于地下，出战前斟好的热酒，仍有余温。
不仅如此，《三国演义》描写战争有时甚至故意避易就难，难中取胜，在重复中见独创，即前人所说的善犯善避，犯中有避。如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三气周瑜、六出祁山、七擒孟获，无一重复，变化莫测，让人叹服。
历久弥新影响深远《三国演义》对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大大推动了我国长篇小说、尤其是长篇历史小说的发展。《三国演义》后，演义小说层出不穷，几乎每朝每代都有通俗演义，成为我国长篇小说的一大类别。《三国演义》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更难以估量，京剧中的“三国戏”
自成系列，像《卧龙吊孝》、《借东风》、《空城计》等，都是京剧艺术中的瑰宝，近几年拍摄的电影《赤壁之战》，电视连续剧《诸葛亮》、《三国演义》，也深受观众喜爱。《三国演义》描写的各种战例，各种计谋，给后人很大的启发，成为许多军事家学习的教科书。据说，清兵入关后，曾印发《三国演义》教育八旗兵，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等，都曾从《三国演义》中学习过用兵之术。清代统治者又从另一方面，竭力宣扬《三国演义》的“忠义”思想，将关羽封为关帝，并建了很多关帝庙。而今天，《三国演义》的新价值仍被不断发现，如《三国演义》的谋略学、运筹学、人才学、管理学等。日本不少企业家还将《三国演义》作为必读书。可以说，新的“三国热”
正方兴未艾，《三国演义》研究的新学科正在形成，这就是《三国演义》的应用学。
24 义旗奋英雄泪血染水泊——《水浒传》
从宋江起义到《水浒传》《水浒传》是我国最杰出的英雄传奇小说，几百年来风行不衰，深受读者喜爱。
与《三国演义》一样，《水浒传》也不是文人独创的小说，它也是在历代民间艺人创作的大量水浒故事的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的。北宋末年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在民间有许多传说。南宋时已有说话人将其改编讲说，据《醉翁谈录》记载，当时的“水浒”话本，有“公案类石头孙立”，“朴刀类青面兽”，“杆棒类花和尚、武行者”。到宋末元初，有人将流行的水浒故事略加整理，写成《大宋宣和遗事》，其中有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怒杀阎婆惜，还有招降、打方腊、封节度使等，内容粗糙简单，但已给我们展示出《水浒传》的基本轮廓。
与说话同时，戏曲中的水浒戏也大量出现了，当时流行的水浒戏数量可能不少，现存的仍有六种，其中以李逵戏最多，也最生动。如《李逵负荆》，把李逵嫉恶如仇又幼稚单纯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
民间艺人和文人对水浒故事不断加工创作，水浒英雄由36人发展到72人，又发展到108 人。到《水浒传》，就成为36天罡、72地煞。至元末明初，我们今天所见的《水浒传》终于被整理创作出来到底谁是《水浒传》的最后写定者呢？大致有三种说法，有人说是施耐庵，有人说是罗贯中，也有人说是施耐庵、罗贯中合作。现在比较公认的最早版本《忠义水浒传一百卷》署“施耐庵底本、罗贯中编次”，早期的许多记载又只说罗贯中作。至明末清初金圣叹批评《水浒传》时，认为120 回本《水浒传》后50回为罗贯中所续，肆意诋毁，拦腰砍断，自称“古本”，于是《水浒传》尽归施耐庵所有。因为金圣叹批评本对后代影响很大，大大超过了其它版本，因此，现在一般人都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施耐庵，大约为元末明初人。其生卒年、故里及生平事迹都不太清楚。
关于他的有关情况，均属传说，有的说他35岁中进士，出仕钱塘两年，因与当权者不合，弃官回乡，闭门著书；又说他曾与元末苏州农民起义军领导人张士诚有关系，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还多次请他做官，他都辞了。
本世纪30年代以来，陆续在江苏省兴化县发现一些史料，据载，江苏兴化县的施氏始祖施彦瑞就是施耐庵，得到不少人认可。但也有人认为，这些史料，包括墓志、家谱、诗文等，都不可靠，很可能是后人伪造。其实，退一步讲，即使我们证明了施彦瑞就是施耐庵，就是《水浒传》的作者，也难以对其生平事迹有比较详细的了解，因为有关的史料并不太多。当然，这丝毫不会影响《水浒传》的价值。
一百单八将性情各异《水浒传》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只要你读过《水浒传》，就不会忘记鲁智深、武松、林冲、李逵，甚至不会忘记潘金莲、王婆、阎婆惜……。
前人曾这样评论：“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水浒传》所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相识。”
这些评论虽不无夸张之处，但说《水浒传》真正写活了一二十个形象，并不过分。尤其值得惊异的是，这些形象几乎全是英雄豪杰，性格却各有不同。
如果说，将身份、地位、修养、性格等迥然不同的形象写得鲜明生动还比较容易的话，要写活十几个乃至几十个英雄豪杰，困难就大多了。《水浒传》却能将他们的同中之异刻画得准确突出。同是英雄，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各有特点。鲁智深是火暴性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丝毫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与金老父女素不相识，却主动周济他们，为他们报仇。林冲是忍辱退让，一切为了保全地位，听说有人调戏他的妻子，他义愤填膺，可一见是高衙内，便只是冲散了事。同样是逼上梁山，鲁智深是因我行我素，不为社会所容，是“自作自受”；林冲则是仇人陷害，被逼无奈。同样是豪侠，鲁智深是正气凛然，打抱不平；武松是秉性刚烈，复仇心切。同样是粗中有细，鲁智深是镇定机智，李逵是天真幼稚。鲁智深失手打死郑屠，谎称“你诈死”一走了之；李逵下井救柴进时，忽然想到别人会不会把他拉上来。
为了更鲜明准确地区别人物性格，作家经常进行对比刻画，通过人物对同一事情的不同反应，显示人物的性格。如鲁智深听到林冲妻子被调戏，领了一帮泼皮，便要大打出手，“教他吃酒家三百禅杖”，反而是林冲劝鲁智深。鲁智深的豪侠仗义，林冲的委曲求全，顿时显露无遗。
《水浒传》特别善于通过曲折的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情节表现人物，性格引发情节。鲁智深的性格是通过一系列情节表现的，离开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火烧瓦罐寺、倒拔垂杨柳等故事，鲁智深的性格便无法表现。离开了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道、棒打洪教头、风雪山神庙，林冲的性格亦无以表现。说到武松的性格，我们也不会忘记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这些情节本身，又曲折惊险，极富传奇性，特具艺术魅力。在具体的情节描写中，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闪转腾挪，变幻无穷，真如古诗所说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熟知的“景阳冈武松打虎”，先写酒店招旗上写着“三碗不过冈”，伏下一笔。再写武松不顾店主解释，一遍遍要酒，前后吃了18碗，提了哨棒就走。层层推进，悬念迭生。又写武松看到两处告示，方才相信真正有虎，心有点怯，想回去，又怕被店主耻笑，只好上山，而酒却涌上来了。经过这一番回环往复的点缀渲染，造成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情势。最后写武松赤手空拳打死老虎，把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写得惊心动魄。又如林冲棒打洪教头，只是写一次比武，一般作者可能单刀直入，三言两语就打发掉了。《水浒传》却写得曲曲折折，引人入胜。要比武，却先不写比武，先写吃酒。既比武，又不真比，一会儿又停下，给林冲开枷，柴进拿银子做利物，最后才真比武。用笔曲折，扣人心弦。同时又在情节的进展中，一步步刻画出人物的性格。
《水浒传》的结构也是以人物刻画为中心，它创造性地运用了史书纪传体形式，为集中刻画人物服务。尤其是前半部分，正如前人指出的，《水浒传》一个人出来便是一篇列传。前半部集中写了几个英雄人物，如史进、鲁智深、林冲、杨志、宋江、武松等，各个人物基本上单独立传，又环环相扣，彼此牵引。如史进引出鲁智深、鲁智深引出林冲、林冲引出杨志……，每位英雄的故事既能独立成篇，又有相互联系。各个人物又在逼上梁山的大主题下统一起来。这样就把人物刻画与作品的统一结构结合起来了。
《水浒传》也是我国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它不用书面的文言，而用当时生动活泼的民间口语，加以提炼，叙事、写景，简练传神，尤其是人物对话，口吻毕肖，如出其口，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梁山好汉的悲剧《水浒传》的主题比较复杂，有人认为是宣扬忠义，也有人认为是为草寇强盗张目；有人认为是歌颂农民起义，也有人认为是鼓吹投降……，至今争论不休。实际上，一部巨著的主题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很难用几句话说清。
从具体描写看，《水浒传》的确是一部为“草寇强盗”树碑立传的小说。它第一次反映了农民起义的整个过程，揭示出农民起义的真实原因。小说把高俅发迹、迫害忠良放在作品开端，以表明朝政不纲，乱自上作。高俅原是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只因踢得一脚好气球，便受皇帝赏识，“没半年之间，直抬举他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从此，他便勾结权贵，迫害忠良。
林冲本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身份不低。他本想安于现状，高衙内调戏他妻子，他只是冲散了事，希望以屈辱保全地位。高俅将他刺配沧州，他依然忍耐，即使被贬至草料场，他仍想苟安下来。直到高俅的刺客要杀害他时，他才被迫起而反抗，杀死刺客，奔向梁山。他的上梁山，完全是被逼出来的。
其他各个英雄，如鲁智深、武松、李逵，虽然上梁山的原因各有不同，但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被逼上去的；鲁智深打抱不平，我行我素，不为社会所容；武松因哥哥被毒死，无处伸冤，又遭人暗算；李逵因杀了人，在外逃难。
正因为他们是“逼上梁山”的，他们的行为才具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在第71回，作品淋漓尽致地描写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壮观场面，表现了封建社会中，广大人民朴素的平等思想和理想生活。
但这只是一方面。《水浒传》虽然满腔热忱地肯定了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对他们“犯上作乱”毕竟不敢毫无保留地赞扬。作品把罪恶归于奸臣，而不是皇帝，更不是制度。在作品看来，只要除掉奸臣，朝政自然会好，换句话说，皇帝本来很好，只是被奸臣蒙蔽了，梁山好汉当然应忠于皇帝。解决的办法，就是“将功补过”，接受招安。这是梁山领袖宋江的愿望，也是作者的愿望。在排座次之后不久，宋江便接受招安，并帮助朝廷打方腊、征辽、征田虎王庆，衣锦还乡。但宋江等打家劫舍，对抗官府，已犯“弥天大罪”，实属“十恶不赦”，若允许他们受招安，实际上是赦免强盗，无法警戒来者，这是封建社会绝对不允许的，因此宋江等的结局，注定是悲剧。《水浒传》作者也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在赞扬宋江等受招安的同时，也写了他们的必然悲剧。受招安的梁山好汉，继续做官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宋江、李逵、卢俊义死于鸩酒；吴用任武胜军承宣使，到任后“常常心中不乐”，后自缢于宋江坟前；花荣到应天府为官，“无一日心中得安”，后亦自缢于宋江坟前。又如关胜，操练军马回来，落马得病而死；呼延灼与金兵作战，阵亡淮西。相反，明智退隐的，都得善终：鲁智深最初不守佛门规矩，最终成为虔诚的佛教徒，在浙江坐化；武松起初最有功名心，最后心灰意懒，宁愿终老塔院；公孙胜坚决归隐，一心学道；阮小七回家打鱼；邹润登云山打猎。这实际上又反映了作家对招安的失望和否定，真正的出路在出家、退隐。
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梁山好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