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的警号-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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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达脱去巡捕虎皮，身着便衣，越发提心吊胆了。须知，这般宵禁夜里，在铁路附近走动是最危险的。从任何一个看不到的角落里冒出警戒的日本兵来，即使不被捅一刺刀，至少也要被捕无疑。正这时，转眼间，看见一个人，从右侧黑影走出来，一步步，跟上他。他的心“嗵嗵”直跳，胸膛里像在撞钟。
他边走边打主意，现在撤腿逃跑是最下策，而且已经太迟了。必须弄清他是个什么人物，随机应变。他突然转身迎上去，面对来人站住。来人也在他面前站住脚，顶着灯光看他。借着灯光看去，张明达一下子认出了他。怎么会认不出呢？二十几天前，在票车上，他和押车日本兵并肩而坐，还和他用日语谈过话呢，他自称是西里龙夫的朋友，引起了张明达的警惕。就是为躲避他，从那天起，张明达安全观念大有提高。今晚他如此突然的出现，不是什么好兆头，但见他手里腰里没有刀枪之类的东西，张明达才放了点心，决定先发制人，便冷冷地道：“是你！”
“你？”林得山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眼前这个人，但猝然间，想不起，多日来，他见的人脸实在太多了，难记住。“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张明达斥问。“你呢？”林得山也摆出架势，决意盘诘一下这个或将是他到手的猎物。“你看我在干什么？呃？”林得山听来，这口气不一般，脑子里打转转。刚才，他明明看见他穿着巡捕服的，现在换了便衣堵住他，用这口气说话，必有来头，正想着，又听对方训斥地喝道：“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林得山再看他神色，一副不容抗拒的架势，好像如果不即刻遵从，他将被打倒在地，或者被带走。他顿时悟出来：这是个日本领事馆派出来监视他的便衣特务，惊恐之下，连忙点头，同时请求宽恕地一笑，急忙转身而去。
张明达一直注视他的身影消失在一条巷口黑影后，才转过身，一步步走向列车段。他必须这样地把架子撑到底。他这一举措在那个年代，那个地区，通称叫“胡文虎堂。”的万金油——“虎（唬）牌”。在刚才的特定情景下，便是“李逵上场，军师改姓”，顶用了。
其实，林得山也不是个初出茅庐的老实头，他毕竟熟悉中国社会，深谙日、汪、蒋特工人员那一套。他决定跟踪这个监视他的人物，和他再会一次面。若他真是个监视他的，则可以显示出他对特高课的忠诚。若他是个冒牌货，而且是那个中共的“联络官”呢？刚才仓促间让他从手指缝间溜掉，岂不溜掉了改变后半辈子命运的大大良机？况且，刚才那样并未真正弄清他的身份，就糊里糊涂地败下阵来，也太窝囊又可笑了！
他又绕回车站旁，躲在黑影里东张西望。
张明达左绕右转，进了车站区，条条铁轨在灯光里闪亮，像条条长蛇，他每走一步，它们便在灯光下扭动一下，整个现场竟意外的安静。有两个蒸汽车头并列停在两股道上，不停地泻出白雾，发出刺耳的“咝咝”响声，又尖又细。他躲在这两个车头之间张望，只见有一个人提只信号灯，在铁道问一晃一晃的向西走去，再不见回来，左前道上，停着一列货车，看不清装载的什么东西。正转头间，忽听车头吼了一声，又见那列货车徐徐启动了。
“是向西去的！”他心中一热，便三蹦两跳扑了上去。
他是怎么爬上车的？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力气，只记得一只脚跳上了这列货车的最后一节“守车”的登车踏脚板，另一只手又抓住踏脚板的扶手下端，一纵身便敏捷地登了上来，跨进了守车车厢。
火车出了站，押车工从守车前门转身过来，忽见车厢里有个人，吓了一跳，忙喝问：“谁？”
张明达向他摇摇手，笑一笑。
押车工举起灯，细瞧他。红色灯光里，映出张明达庆幸微笑的脸，押车工也惊喜地笑了：“是你？怎么回事？”
“说不得！”张明达拉过他，两人挨肩在长椅上坐下，兴奋得大口喘气。
原来，当这列货车启动后，张明达决定扒车西去的瞬间，只见列车尾部“守车”的前一个踏板上站着的押车工正是他要到火车站求助的地方同志，就是他。
东方天色将晓的时候，张明达所乘的“专车”到达南京和平门站停下了。那位押车工帮助他乘上了去芜湖的轻轨小货车进了城。在白下路小火车站下车。这一夜，他心着急，脚不停，车上没合眼，实在累极了，一下车便跌坐在地上了。他用力蹬蹬两腿，双手按地，强撑起身，左右转头四望着，一拐一瘸，跨过一条铁轨，翻过车站矮墙，钻进市区小巷。
当他在南京市区小巷穿行时，在上海火车站那个鬼鬼祟祟地跟踪他的林得山，已被化装成便衣的宪兵推上了一辆黄包车，拉回监狱去了。他始终没敢提及曾遇到过一个换过巡捕服在车站上消失了的青年人。他知道，如果提及了，“特高”不栽他个“故意纵敌”才怪呢。因为现在他明白了，无疑那个人定是他要寻找的那个中共“联络官。”
从那以后，林得山下落不明，再无消息。
张明达先到复兴路八条巷的家，脱换了上海老闸捕房那个外围同志给他的外衣，马不停蹄地奔小火瓦巷去给老李发警报。到了长治里1 号李得森的家门前，仍旧习惯地左右瞧了一眼，街巷各处，不见有什么人活动，寂静如常，便举手推开门，抬腿进院去。不意门后突然有个人抓住他胳膊，一下把他拽个踉跄拉进门去，与此同时，另个人把门又关上了。他定睛一看，竟是两个穿着高级西装的日本特务，不禁大吃一惊，立时明白遭到什么事了。脑子里闪电般打主意，怎么对付？没待他张口，两个日本特务劈头盖脸对他拳打脚踢起来，他躲闪不及，只觉得眼前阵阵发黑，不由蹲下身去，却被他们捉衣提起，不由分说，连推加搡，把他送进李得森的客厅——诊室。然后，他们又返回躲在院门后，一左一右守候着。
张明达观看客厅里，已经有十几个病人在候诊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面带病容，笼罩着惊恐。一个挨一个地挤坐在地板上，他来得晚，被按在这最前边。
他低头侧眼望去，只见张敏被一个日本特务看押在卧室门口，几个日本警察和便衣在屋里各处搜查，翻箱倒柜，撬天花板，掘地板寻找什么，地上到处是纸片乱飞。
他只好硬挨着，什么都不必说了，也不必动了。共产党员的党籍当然是明明白白存在着的，实践入党誓词的局面已经出现在眼前。
牺牲吧，这是早有准备的。迎接酷刑审讯，寻机会像程和生那样，痛快点，不让敌人从我嘴里得到一句党的机密，做个洁白无暇的共产党员。在外边继续工作的同志们，是会得知这消息的。
决心定了，情绪就逐渐安静下来，再看屋里的病人，一对老夫妻，相依相扶着，老头体弱黄瘦，老婆焦的不安。一个中年女人怀抱个孩子，木然神伤问掩饰着怨愤。一个黄脸男青年，浮肿得张不开眼，张大嘴边喘气边哼哼。另个中年女人，孤苦无告地低眉垂目，一副呆滞的表情。张明达一下子明白了：都是来请李得森看病的人。他心中一下子升腾起一线希望，急忙仔细打量着自己的衣袋，袋里只有一张“良民证”和几张李得森为他开的胃病处方。他顿时觉得，从他衣袋里放射出一线希望之光，骤然膨大了，且给他鼓起了强大的勇气。
过了好大一会，眼看着三个穿便衣的从西厢房李得森卧室里走出来，一个手里提着李碍森出诊用的小提箱和一个布包，另一个怀里抱着李得森的书本、纸片。他们三人的后面，跟着几个警察，行色匆匆地走出院门去。接着后面又从卧室里出来两个穿便衣的日本特务，走进候诊室来站定脚，依次一个个扫视病人，先伸手指着那黄脸浮肿的青年喝道：“你的，滚！”
那青年缓缓站起，出了门，急慌慌地走了。
那便衣特务又指指那对老夫妻：“滚！”
然后他又指指抱孩子的中年女人：“滚！”
他这样指来指去，连声叫“滚！候诊室里的人，被叫到的，指到的便立即站起来，急急向外走，没有被指到的”没有被叫到的也都急忙起身等待，张明达也跟着连忙站起，那便衣特务看看他，问：“你的，干什么的来？”
“看病，我有胃病。”张明达说着，从衣袋里掏出李得森为他开的几张处方。双手展开，送到那便衣面前。那使衣瞟一眼药方，伸手在他腰间、腋下摸索。张明达举起双手，那便衣摸索完了，顺势拉他的胳膊往门外一推，死脸丧气地大叫一声：“滚！”同时踢他一脚。
张明达恨不得马上蹦出院门去，但是取得的现场效果还必须演下去。他假意莫名其妙地回头问：“大夫的，不给看病的？”
那特务对他又吼一声：“滚！”然后转身对屋里的人们一通乱踢，乱叫：“八格牙路，滚，滚，统统的给我的滚！”踢过吼罢，拉一把另个便衣，径自大步走出院门去了。病人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向大门挤去。
张明达反被落在后面了，他边走边回头张望，见张敏从卧室门里闪出来，便有意放慢脚步，想对她说句话。
但是张敏却迟疑不出门来。
张明达只得跟随人们出了院门，左右看一眼，不见警察和便衣特务，急忙回身又进门，恰这时，张敏赶来关门，他双手拉合大门用背抵住，对张敏向卧室方向用手指指，示意问：屋里是否还有敌人？张敏微合眼，向他摇了一下头。他明白，警察特务们都走了，暂时无危险，忙对她说：“应该马上向上海组织报警。”
她重重点了一下头。
“你呢？走不走？”他催问她。
“老李已经被捕，我当然走不脱了，他们肯定有埋伏监视我，你·趁人多杂乱，快走吧。”
“郑百千和无锡的邱麟祥怎么通知他们？”
“由我负责，你快走吧，别耽搁。”张敏一手开门，一手推他。
“我告诉外围的楼志明同志，以后通过他来同你联系。”
张敏又点点头，用力拉开门，推他出去，马上把门关上了。
到现在他才感觉到自己心跳得震动全身，又左右瞟一眼，大步走去，边在心里盘算，下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该作什么。虽然他早有准备。但事情来得还是突然，紧迫，当然，其实并不突然，完全可以早点避免。现在什么都不要想了，也无人可埋怨指责。当务之急是快去给陈一峰报警，还有汪敬远。
街上行人来去匆忙。他发现，人们都对他投来奇怪的一瞥，他意识到自己的脚步太快，大概神色也慌张，便忙转弯走进一条小巷，并且放慢了脚步，使之从背影望来也像平常走路的样子。
转过儿条街巷，上了复兴路，到了中联社高级职员住的4 号院，走到陈一峰住的房子前，正要举手敲门，却听见里面传出“呜呜”的女人哭声，那么低弱，那么悲伤，像在呻吟，他明白地意识到，这哭声，意味着：陈一峰也已被捕了。
不能停留，不能犹豫，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冒最大危险也要去给汪敬远发个警报。虽然他和汪敬远没有直接联络关系。但是，这时是非常紧迫时刻，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至于用什么方法和形式，总有办法的。可以托人叫他出来，扔一句叫他明白的话就走。或者。。他一边走，一边想，待走近汪公馆时，完全没有信心了。且莫说进汪公馆，踏上颐和路都不可能，汪精卫的警士团，日本宪兵，在这条短短的小街上构成个禁区。你踏进街口试试？先把你拉进警士团盘问清楚再说。
他只得改变主意。眼前只有一项紧急任务，就是立即赶回上海去，向上海组织报警。
他匆匆赶到了绫庄巷7 号，这是他的备用秘密点。那位外围同志楼志明就住在这里。他向楼说明了发生的情况，然后换了衣服，戴上副眼镜，一下子变了模样，又带上另一张“良民证”，临走也没忘记嘱咐楼志明提高警惕，最好暂时换个地方住几天。然后匆匆赶到下关站，上了开往上海的特别快车，直到火车启动，离开下关站后，才松了口气。
车到上海，他又没招了。茫茫大上海，熙攘大人群，到哪里去找老吴？哪里是接头点？紧急联络信号是什么？联络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所有这一切，他一概不知。而且，自中西功被捕后，老吴住处不定。更何况，自他担任联络员以来，只和程和生联络，从未见过老吴的面。现在去找他，不是和自己开天大的玩笑吗？
当天夜里，万般无奈。他赶到了浦东乡间远房亲戚赵启新家屋后，没去惊动人家，在房外直等到天亮。一夜之间，没有一点悲凉和愁虑，一心只想用什么办法得到上海组织上的消息，就这样，直待到人家开了门，他才露面。
赵启新不是党员，但和张明达感情关系很好。这人从小学制作皮件手艺，后来专做“坤包”。他心灵手巧，走在上海街上，看见阔小姐太太们手提包里有新花样的，回家把那花样略加改动，便缝制出一个更新的样式来。就这样，自己缝制，自己销售。但是，在日本统治下，这种小本手艺，生活也难得维持。张明达偶而到他那里去，除了在经济上对他略有周济的原因外，更多的是两人话题投机，因之，他对张明达的为人，早已心中有数。有一次，他对张明达说：“不怕，到了三关要命的时候，到我这里来，我房后有个地坑，那是块宝地。急了眼，我还有刮皮子的刀呢。”
他们之间的谈话都不是随便说的，赵启新一见他，开口责怪说：“既然来了，怎么不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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