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的警号-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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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功到东京去了。程和生日夜提心吊胆地等待，中西功行前曾对他说过，大概三五天即可归来复命，想不到八天过去了，还不见他的影子。这几天，他凭着特别通行证，在日清码头转来转去，每有船只自日本、大连或别的地方来，他都要仔细地看每个登岸旅客。渐渐地，他发现有几个人也像他一样，总在码头附近活动，这几个面孔，他熟悉了，派倪之骥去调查，回报说是“蓝衣社”的。“蓝衣社”陈恭澎等被捕去的14 人，全被汪精卫的“76 号”收买了。不知他们在码头有何美差，是专来等候中西功的吗？过度的紧张，使他有点神经质了。因为，据他看来，这几个家伙，对旅客们并不特别注。意。仿佛有眼线在后，专候什么人。或者他们在等候香港或广州来的新朋友登岸？
中西功走后，他没再去见老吴。除了担任中西功和老吴之间的联络外，他还担任着南京情报站和老吴的联络。南京情报站，也有个专职联络员，每隔三天，由南京到上海一次，传递南京站送来的情报和消息，领取者吴对南京站的指示。这个联络员叫张明达。自从中西功走后，他们已经会面两次了。今天又是该会面的日子，他决定下午到闵行路张明达家去一趟，张明达上午由南京坐车，下午到上海在家休息。
他到张家时，已经下午五点了，意外，张家人说“他还没回来”。
“还没回来？”他不由紧张起来，出了什么事？天都发灰了，快黑了，
怎么还没回来？
他走出张家，在街上游荡。时而走进小店铺借买烟买火消磨时间，时而在街边巷口穿过，不失时机地向张明达必经之路扫一眼。直到6 点，还不见张明达的影子。
是不是暮色中错过了？他决定再到张家去看看。
踏出一家小店门，前行没几步，忽见张明达在他右前方大摇大摆往前走，中等个头，斜挎的大帆布包特别显眼，这个身影和装束他特别熟悉。快走几步，赶上前，待和张明达走并了肩，见四下无人，便低声问他：
“怎么才到？”
“戚墅堰的铁路给‘老四’扒了。”张明达声音里含着笑，脸上也笑咪咪。
“我当你出事了呢？”
“我出事？”张明达语调带着傲气，转头看他一眼，脸上还是笑咪咪，他这笑咪咪，含有很多内容，是乐观、信心、大胆，对人友好的综合。他的大胆，可不是北方人说的那种“愣头青”，是南方人说的那种机灵、精明。这是生活磨炼出来的。
他已经26 岁了，但是这张笑咪咪的娃娃脸，很容易使人把他误看成个失业的中学生。
“有什么事？”程和生问。
张明达把一本日文的《中央公论》递给他。他俩都知道，那上面有南京站密写处理的重要情报。然后张明达轻声说：“老李叫问，听说东京出了事，上海知道不？是真是假？如果是真，我们采取什么对策？”
程和生低声答道：“派人调查去了。还没回来。不管真假，你们要提高警惕。有了消息就告诉你们。”
“好吧，还有别的事吗？”
“告诉老李，上海‘蓝衣社’14 个人叛变投敌了。你们南京要注意。”
“知道了。”
就这样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两人在吴淤路口分别各走各的，程和生回自己住处，张明达回家。
在许多描写地下工作者的作品里，尤其电影、电视里，作者们往往给人物过多地涂抹些神秘色彩，同时，又多在情节的紧张上着力渲染，主人公如何在危险的九死一生中取胜等等。不必否定艺术创作的需要，但过分了，便常弄巧成拙，从漏洞中让人们看到了虚假。其实，地下工作，岗位明确，任务明确，关系明确，各司其职，出于对同志的无限信任，越是长期隐蔽，工作越是顺利。以这两位联络员而论，他们只管联络，传达情报，上通下达。情报由情报员去搜集。他们像行政人员管理业务干部一样，作情报员们的后勤；他们的联络，有时非常按部就班，按时见面，按时吃饭、睡觉。当然他们也逛闹市、下饭馆，春秋也作郊游。不过，那都是提前约定好时间和地点，是他们完成任务的一种活动形式。
张明达是浙江慈溪人，贫困的家庭生活，本来难供他读书，不幸又父母双亡，12 岁时，跟随乡亲从宁波坐船到上海，经同乡辗转托人介绍，在一家中药铺当学徒谋生。
说起来，中药铺应当不同于一般手工行业那样有各种封建陈规陋俗，而有文化行业的特征。然而事实上并不然，学徒第一任务是无休止的劳动，搬晒药材，铡切药材，炮制药材，药材、药材、药材，每天夜以继日地在药材堆里忙碌，满身汗垢，疲累不堪。还要给客户煎药、送药，还要手里捏个“折子”跑熟悉的商号给“先生”买茶叶，买水烟。三年“出师”除了贴在药柜上的各种药名还熟悉外，没学到一点医术和别的文化知识。什么学徒！出师！就是药铺拣个12 岁的孩子干活，童工！
三年出师的张明达，只觉得两手空空，前途茫茫，无路可走，还得在药铺里继续“学徒”。三年间的社会见闻，使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求知欲，直觉地感到，人没有学问，便不会有生路，不会被人尊敬，更不会有社会地位。恰在这时，他从《新闻报》上看到厂职业教育社举办职工晨校的招生广告，并说经济困难者，可以少收学费，他立即去报名。
发榜那天，他跑去看，竟如愿以偿地被录取了，他大喜过望，从此，他每天早晨6 点前到晨校读书，8 点前返回药铺干活。
但是东家说这“有犯店规”，请来他的介绍人，当面打了他一顿，申明：再去念书，便要逐出店门。
张明达挨一顿打，换来的却是打掉了念书求知的机会，他越想越觉得这世道太不公道，天下哪有不让念书的道理？这里就有。如果从此不念书，便只有在这里继续为活命而卖苦力。若要去念书，便要被逐出店门。他想与其让你逐出，不如我来辞职，看准丢脸，看谁体面。人都有起码的自尊心。他到职教社找他的潘仰尧老师求援，把情形一五一十讲个明白，潘老师听罢，流露出非同一般的同情和愤慨，特意托人把他介绍到虹口舟山路胜达呢绒厂当了一名“练习生”。从此，他可以有较多的钱买书和有较多的时间来读书了，还可以到职教社图书馆去看各种藏书。
到图书馆去看藏书，大开了张明达的知识眼界，帮他学会了对社会各种现象做分析，他像突然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对社会道德美丑善恶区分明白的知识世界。他如饥似渴地不放过一点时间去图书馆，在那里他结交了几位理想、志趣相投的各种年龄的朋友，在与这些朋友交往中，他又看到了一个新世界，一个为推翻他所痛恶的旧社会而努力、而献身的有主义、有理想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奋斗的目的，是在全世界建立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理想的美好世界。这个世界没有阶级，没有阶级压迫。在眼前的中国，第一步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叛变孙中山革命的蒋介石。此时的他，已经不再计较对无知的药铺店东那点个人怨忿和不满了，他的眼光看的是整个社会，要根除社会的病源。这是他在药铺学徒三年，和医药打交道三年从没听说过的中国的“大病”！
为此，他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就在这头一年的秋天，日本挑起了“九·一八”侵华战争。蒋介石的不抵抗，激怒了全中国老百姓。在席卷大上海的抗日浪潮中，他参加罢工，参加游行，参加义勇军训练，誓死以身报国。翌年，“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抗击。上海商会组织“上海市民义勇军”，年仅16 岁的他，人还没有步枪高，走上最前线，爬在堑壕里，配合156 旅翁昭垣部，向日军开火射击。
张明达所见到的翁昭垣，是个身材魁梧的军人，指挥部队谨慎而坚决，说话温和，却斩钉截铁。由此，他相信，在众多的国民党军队军人中，民族大义是非常强烈的。可惜，他们都奉行军人不问政治的老传统。他们认为政治是政客们在政府、在幕后活动的手腕。他们厌恶政客，也便厌恶政治。虽然他们也参加国民党，但在他们的概念里，那是当军官必不可少的，像佩在胳膊上的臂章，是上级按军衔发给的一种待遇。所以在战场上，张明达没和任何一位军官谈论政治。也没那时间和心情，也没有那必要，大家对侵略军开火。守住分给的阵地就是了。
那以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由华北步步蚕食。中国人的抗日怒潮逐浪高涌。张明达在这汹涌激流里，从未停止过活动。“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国共合作抗日。日军占领上海郊区和南京后，他背起驳壳枪，参加上海近郊游击队，再次和国民党武装并肩作战。可是没想到“友军”的头儿戴笠竟那样坏，暗中勾结了日军，一支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小队伍，被日本飞机炸了个死伤惨重。这使他对蒋介石的抗日诚意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1939 年夏天，他奉组织之命到南京朱雀桥北堍开了个小百货店作掩护，接收在“中华联合通讯社”任首席记者的陈一峰送来的情报，处理后，送上海情报科联络员程和生上送。这是南京情报站的初建阶段。
张明达本来是个性格外向的人，习惯大规模群众运动。搞街头宣传，工人罢工游行，学生罢课请愿，他都走在前面。在人头攒动的大会上演说，举行飞行集会时，他带领群众在敌人的警察、特务包围中高呼口号，散传单，与敌人徒手搏斗；打反共的白俄报馆时，他怀里揣里铜板，蒙过警察检查线，一声令下，用铜板砸白俄报馆的印刷机。后来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和敌人明枪明刀相对，用机关枪手榴弹拼杀，他更展眉舒气。现在突然转到隐蔽的情报战线，他着实不习惯。
但是没办法，这是组织决定，他得服从。严格的纪律约束，使他不得不收敛一些锋芒。随时检点自己的一举一动，这就造成他性格的急剧变化，由外向转内向。办事先看三步棋，小心谨慎，不能多言多语。由于先天性格是明快爽朗的，受到这种压抑，使他在言行表现上常发出突然的爆发性，使周围人觉得他脾气火爆，甚至古怪。
每次，陈一峰送来情报，他得连夜处理。把原件烧掉，然后送到上海交给程和生。他很矛盾，一方面，他从看到的情报中得知了这些情报的重要内容，看到了这些情报的重要价值，也看到了他所从事的这项工作的伟大意义。然而，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总觉得憋得慌。但是，还是那句话，没办法，只得强制自己去习惯。后来，他又渐渐发现两大工作问题，其一，为送情报，陈一峰必须经常来光顾他这个不起眼的小店，一次来买条毛巾，再次来买包香烟，三次四次没完没了的来买些小零碎。这对于一位西装革履，经常活动在上层人物中间，进出高级机关、大饭店、跳舞厅的堂堂“中联社”首席记者的陈一峰，不是太不合身份了吗？容易露马脚的。其次，隔不了几天，他必须到上海去一趟。开始，可以对左邻盲舍放风说：“去进货”，“去兑付款项”，但是，次数多了，难免引起邻居们议论：“张老板怎么老往上海跑？”“有多大的买卖？进了多少货？”“有多大款项可兑付？”诸如此类的猜测，会引起更多怀疑。起码，“这位张老板真是靠这小买卖谋生度日的吗？”这又会引起更多的议论和猜测。中国人对邻居的观察和议论，比对他们自己的病体安危还要关心，这也算是一种传统吧。
缘于这两种考虑，他向组织上提出，经陈一峰活动，终于进了“中联社”。担任该社由南京到上海沿途各城市分社分发新闻稿、公函、资料的传递员，也称为“联络员”。他臂戴臂章，身穿制服，挎着“中联社”的大帆布公文包，上火车由“中联社”派摩托车送到站，走日伪军政机关高级官员专用的
通道，不受检查。沿途各站的“中联社”分社，则派专人按火车到站时刻进站接取新闻稿件等，到了上海，又有专用通道可走。日伪军警宪特没人过问，十分安全。
“中联社”雇有三个传递员，他是其中之一。三人轮流，每三天往返一次，休息一天。但是，任你怎样巧妙，天下没有绝对安全的对敌工作，现在他就碰上了“事儿”。
他前次从上海回到南京，第二天休息。他租房住在复兴路“中联社”南隔壁八条巷2 号院一家小房里，这里西斜对过是陈一峰等“中联社”高级职员的4 号院。往东北不远的小火瓦巷里，是情报站站长老李开的中医诊所，走动很方便。他按例定时要到老李的诊所去联络一趟。巧不巧？在街上碰见了一个人，穿伪军中校服，肩章金线熠熠，佩把金光闪闪的短剑，见了他，笑嘻嘻迎上来，紧拉住他的手，连声说：“啊呀，怎么在这碰上你！咱们多年没见了。”
他仔细一看，猛地想起，此人名叫段天柱。当年在上海职工教育社图书馆里，也是个热血青年，参加了共青团。日军占领上海后，他到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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