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 作者:章晓明-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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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鹰是新时期中国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民主少数原则”的学者。传统的民主是多数原则，即少数服从多数。但秦晓鹰认为，社会主义要想发展，还要遵循另一个原则，就是少数原则，保护少数人的意见，因为少数人的意见有可能是正确的。从“有可能正确”变成“正确”，中间有一个探索与印证的过程。社会应给它一个机制，让它发出一个声音，并让这种声音始终存在，只不过它不能是最强大的声音，不能成为主导。这样，一旦出现社会政治需要转化的契机的时候，这个声音就有可能变化为主要的声音，这时所有的人就能迅速来理解。如果让这个声音消失的话，要使它再出现，那么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而这种代价常常是不可挽回的。所以社会必须建立一种机制，使少数人在行为模式上不能成为主导，但在思想上必须存在。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是多年前争议不休的一个问题，现在如果有人反对这个论断，那它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但应该让这样的声音存在。但是不要忘记所有的真理都有时代局限性。他说，维护经过实践检验过的真理，不等于一切现实都是合理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史观。
曾经有一个长期研究秦晓鹰的学人发现秦晓鹰是一个难以用一句话概括的人，在思想上你也很难把他划为左派或右派。他无限忠于党，但常是个思想锋芒犀利的人；他与高层政界、理论界过从甚密，也对民间思潮知根知底并且戮力维护。这使得极具个性的他，不盲从、不胆怯，敏锐又理性，忠诚而无私。
2003年5月，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发表25年的时候，秦晓鹰在《中国财经报》上发表了《思想解放的三座里程碑》的评论文章，鲜明指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三座里程碑”。
他说，25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篇檄文吹响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号角，也是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大争论。这篇文章针对林彪、“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针对十年动乱中盛行的蒙昧主义、唯心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针对“两个凡是”，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无禁区，真理的标准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它只存在于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中。
秦晓鹰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所引发的大讨论与邓小平在当年12月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为我们党把中心工作转向经济建设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和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也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序幕。他把它们称为我国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一座里程碑。
他把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定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二座里程碑。因为邓小平把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定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得出著名论断“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至今还在被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反复证明，使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再一次在健康的方向上加速推进，标志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竣工。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被秦晓鹰称为中国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三座里程碑。秦晓鹰认为，面对纷纭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江泽民以彻底的大无畏的唯物主义态度，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积集体之智慧，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阶段的科学总结，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更是指导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各项工作取得胜利的正确方针和根本保证。
秦晓鹰的这篇逻辑严谨的理论文章，最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于其为我国252个月的经济持续增长，找到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理论支撑点。
秦晓鹰曾说，中华文明延续到今天，一定有它生存的道理，中国共产党绝不是中华文化的反对者，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它是中华文化的代表者，这是不能否认的。第二个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增长延续时间最长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如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早跟它较劲了。因此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
“里程碑”的提法，虽然是一种具象的表述，但是秦晓鹰作为一个思想理论家，能够如此客观而生动地把中国人民25年来所经历的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富裕、从梦想走向现实的深切体验，高度抽象和概括起来，并且把握得如此准确，表述得如此精当，确实需要相当丰厚的功力和锐气。
理论是无边界的，身为一位优秀的、具有理论思维又不断捕捉时代气息的学者，今天已是55岁的秦晓鹰身上的锐气仍然不减，他思想中的批判光芒也永无边界。最近，他看到一份某学者在中南海讲历史学的讲稿，不禁勃然色变，认为这是在用极为错误的观点误导党和国家的决策者。于是，便奋笔疾书，写下了《叛徒史观是英雄史观的翻版》一文。他以一种很特殊的角度批判了对苏联东欧解体原因研究上的唯心主义。他痛斥了在这个问题上仍很“时兴”的外因论和叛徒史观。他说：苏东剧变是因为经济体制、内外政策和党的执政阶层蜕变的综合结果。旧有的苏式经济体制是一种严重制约生产力，并在不突破、不转型的停滞状况下最终诱发生产力造反的体制，是一种决策体系和治国理念的崩溃。戈尔巴乔夫的作为只是这个崩溃过程中的一幕、一个历史符号；充其量是加速了这个过程。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角度认识问题，那么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就毫无意义。叛徒史观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新旗号，把大动荡的原因简单归罪于个人，是把大教训戏剧化了，是把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局部化了，把必然当成了偶然，把值得长鸣的警钟变成了使人昏昏欲睡的入夜打更声！
当我们这篇文章就要结尾时，突然想起秦晓鹰近日说过的一段话。他说：“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25年了。在这1／4世纪中，我们与共和国的思想同步；痛苦欢乐同步，真可谓改革开放唱大风，一路《大风歌》！”说这话时，他的眼睛亮亮的，闪动着什么。
秦晓鹰，不就是一个高唱《大风歌》的人吗？
第一辑 秦晓鹰 （6）
附录
从“第三条道路”走向新的战争
秦晓鹰
“天佑之邦”疯了吗
伊拉克战争到了“谢幕”时分，新一轮以美国为主体的战端又将在何时何地开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争的事实是，最近一次民意测验显示，美国国内有40％的公众赞成用军事手段打击叙利亚，有50％的人同意把下一次打击的矛头指向伊朗。另一项民调结果表明，美“社会公众”认为对该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中排序前3名的是朝鲜、中国、叙利亚。与此同时，被世界各媒体冠以“臭嘴”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对阿拉伯世界、东亚、欧盟的指责更是屡见报端。至于说到在对伊战争前后，美国政府对国际舆论的藐视、羞辱，其恶劣程度更是达到自联合国成立以来的“空前水平”。
人们不免要问，美国怎么了？难道真如西方谚语所云，上帝让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吗？也许有人会把前述种种归结为美国人的傲慢。然而，山姆大叔的傲慢并非从今日始。早在南北战争时，林肯总统就说过：“美国，几乎就是上帝特别圈定、挑选的国家。”然而，“天佑之邦”绝非指战争的策源地，根深蒂固的大国优越感也不能成为动辄实行军事恫吓的内心要求。可见，任何基于道德与精神的解析，都无助于我们对这个超级大国今日行为的破解，也无助于对它未来战略走向的预测。那么，套用“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原理就能扫除疑云，找到本源吗？恐怕不行。因为如果用简单的理论原则套用，又怎么能解释自20世纪末以来出现的和平与发展的世界趋势呢？春天来了，万物苏醒，军事动物的发情期似乎也到了。就让我们像大导演希区柯克那样，从本质上剖析一下，“爱德华大夫”是怎么变成恐怖的“化身博士”的吧！
后工业化与第三条道路
大体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等世界发达国家便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众所周知，这个时代又因为它的某些科学技术特色而被称为“信息革命”“数字化时代”等。风靡全球的《第三次浪潮》曾经生动地预测到它的独有风采。这个时代的到来因为恰恰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所以也就在华夏大地引来了一片欣喜。中国学者和有先进思想的人们激情满怀地高擎“走向未来”（这也曾是当时一套有广泛读者的丛书的名字——作者注）的旗帜，欢呼这个扑面而来的新时代、新世纪。其实，依笔者的浅见，这个所谓的新时代，在更完整的意义上仍然是属于欧美特别是美国的。因为正是在美国，伴随着生物生命科学技术、信息技术、新能源开发技术和航天航空技术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崭新的先进的生产力。这种以高科技为依托的新生产力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据统计，仅此行业一项在上世纪90年代对美国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就超过了40％。与之相应的，则是产生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代表了这种新生产力的新的社会阶层。新生产力和新阶层的出现，导致了美国社会经济结构、产业行业结构和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与中间阶层（一般称中产阶级）数量日益增多，并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力量相反，传统产业、传统行业中的工人队伍和经营管理者队伍都在日渐萎缩。显然，又一轮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导向的大规模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行业调整、社会管理权力分配的调整以及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战略调整，已经成为美国的必然趋势。正是新的生产力造成了所谓帝国主义的垂而不死、死而不僵；也是这种新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成了孕育出“第三条道路”思想的丰润母床。
“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德国总理施罗德和英国首相布莱尔。他们都属于战后出生或成长的新生代，有着共同或相似的经历、特质：出身低微，来自底层，尝过人间疾苦，又受了完整良好的教育，具有坚韧性格和勤奋精神。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始作俑者，他们既反对过分的国家干预，又反对片面强调市场竞争；既清醒地看到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难以再显神通，又看到自由资本主义的严重受挫。同时他们也对欧洲特别是北欧实行的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民主党政策带来的消极影响心知肚明。因此他们就主张以改革、现代化和合作互助的精神来改造欧美社会经济制度并以此来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力图在国内寻求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在国际上则提倡开展有效的世界化的合作，促进国家间的交往、理解，尤其是相关政策的对接和协调。总之，“第三条道路”的出笼是以高新科技为代表的欧美新生产力要求经济基础发生变革、以经济全球化为重要特征的生产关系要求社会管理方式等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的综合反映。很明显，这套理论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在事实上也对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连续10年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良性刺激。由于以高科技为依托的新的生产力与世界上众多处在工业化之中或前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国家在能源等自然资源上没有更多的利害冲突，所以在克林顿主政白宫的8年中，世界也就始终处在和平与发展这个总节律之中。
传统的“反扑”与战争选择
高新技术产业行业的兴起，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对美国旧有经济结构、产业行业结构的冲击。而后者强烈的抵制、抗拒也就终于形成了政治上的反弹与反扑。这种反弹反扑的人格化表现就是小布什总统的上台执政，而“第三条道路”也就至此戛然而止。
美国本届政府与传统产业行业有着怎样的联系，只要看看其相关的背景便可一目了然。总统布什本人就是德克萨斯州的一位农场主，有个1583英亩的牧场，拥有的净资产超过2000万美元。他与各大财团集团的关系尽人皆知。为此，竞选捐款最多的企业分属石油、石化、天然气、制药、烟草、制造业和营销、工程承包等。布什成为白宫新主人后，为报答这些大企业大公司的关照，专门让副总统切尼组织了一个能源政策项目小组。而切尼本身也是一家能源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结果俩人一拍即合，悍然退出了以环保为主旨的《京都议定书》。作为重要阁员的国防部长也曾是多家医药、电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一向被视为鹰派人物的“巾帼”赖斯女士也同样在几家传统产业公司担任董事长或国际顾问。
石油、石化、制造、军火、金融、房地产等等，这些产业行业都是撑起欧美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的台柱子，虽然后工业化时代的高新技术也对这些产业行业的更新有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但它们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具有耗能多、技术含量低的特点。加上美国劳动力的就业成本甚高，致使它们在国内难与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