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 作者:章晓明-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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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格言录》，内容分别取自中国古代典籍、中国近代格言和外国格言；当时便如获至宝，特意买来一个精美的笔记本，偷偷把这三本书摘抄完；以后每当看到、听到喜爱的人生格言，也抄录在上面。这个笔记本至今还保留着。
言谈之间，解思忠无意中透露了自己的创作计划——从2003年起，准备用三年时间完成一部以人生格言为题材的《人生篆书》，作为60岁生日时给自己的“献礼”。该书拟收录100句人生格言，按“哲理”“修身”“待人”“治学”“处事”“管理”分类，内容力求涵盖中国古代人生哲学，以及人生科学的各个方面；用小篆书写成对联、中堂、斗方、条幅或横披，并在每句格言后面附600字左右的感悟，总计约6万字。他用三年时间完成的“国民素质三部曲”共60万字，而现在又要用三年时间完成的《人生篆书》却只有6万字——在内容、文字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要10倍于前者，其倾注的心血可想而知！由于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展示书者书法成就的作品集，更重要的还是一部凝聚作者人生感悟的智慧书，所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不是花在“如何写”上，而是花在“写什么”上。目前，他正从先秦的《老子》《庄子》《论语》，到明清两代的《菜根谭》《呻吟语》《传世言》，系统阅读中国古代人生哲学典籍；对其中一些像《老子》这样的典籍，则置于案头，反复阅读；与此同时，遴选、撰写格言和感悟，并用小篆把格言书写成书法作品。
当问及为什么要采用小篆这种古远的书法形式时，解思忠说，中国古代人生哲学发源辉煌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代，而篆书亦诞生于这一时期；故用小篆书写中国古代格言不仅具有久远典雅之韵味，且能使内容与形式更趋和谐完美；而且，自己对小篆的兴趣也由来已久——这种字体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字形优美，在古文字中较易于辨认。早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收集关于小篆的资料；每次去书店，都要浏览、选购关于小篆的字帖和书籍；平时在报刊上看到小篆作品，便将其剪贴或复印；外出遇到用小篆题写的碑匾，就用相机拍摄下来；近20年来，已积累了大量有关小篆的资料。
随着“人生篆书”的传播，向解思忠索字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局限于人生格言。他说，写几个字并不难，凝神片刻之后便可一挥而就，难的是写什么内容，应该力求内容贴切、字句简洁；因此，确定一幅字写什么内容，往往需要思考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陕西省1998在重修仙游寺时要建一座碑林，有关部门远道而来登门求字；鉴于该寺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当年创作《长恨歌》的地方，他便书写了诗中最后一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里的“天长地久”四字——既形容这座寺院历史年代久远，又暗示白居易曾在这里创作了《长恨歌》。中国现代文学馆落成后收藏作家书画，收入他的书作是自撰的“文魂存”三字——该馆是收藏作家作品、手稿等创作资料地方，也可以看作是存放作家灵魂的地方。中国作家协会2002年出版《当代中国作家诗书画选》一书，收入他的书作是自撰的“文贵先声”四字——文章难能可贵的是发出时代的先声。
论及书法，解思忠说道：近年来兴起的书法热潜伏着一种危机，这就是较多的关注书法的艺术形态，而忽略了其文化内涵。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先生曾指出：“中国书法如果失去深广的哲学、美学底蕴，便失去了灵魂。”晚年致力于书法理论与教育的已故著名旅法学者熊秉明先生认为，学者书法堪称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非常典型地代表着一种文化人格，是书者心性的抒发与情感的倾诉；中国许多著名学者到了晚年都是放置诸艺，只作书法，这不仅是他们约化到最后的文化活动与精神寄托，也是一种在精通经史子集之后“我笔写我心”的哲学实践。解思忠表示，他不仅赞同上述观点，而且还将书法视为书者的“印记”——一幅真迹，不仅记录着书者的心灵踪迹，还凝聚着书者本人的其它信息。
兴之所至，解思忠出示了自己几幅已入选出版的书法作品——雍容圆润、静穆古雅之中，透着浓郁的书卷气。他说：近年来，虽然自己的书作曾被收藏、刻碑、出版、展出，但本人既无意跻身于书法界，亦无意于让其成为把玩收藏之物，只希望“人生篆书”能像自己以前出版的作品一样，走进民间；如果自己的书作在内容上有教化之功，在形式上有审美之效，为大众所喜爱，那就非常满足了！
就在即将结束对解思忠的采访时，话题又回到了现实之中。我指着他办公桌对面墙上与朱基总理握手交谈的照片，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解思忠回忆着说：那是2002年2月28日，朱总理到这个办公楼看望大家时留下的；当时，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已根据新颁布的公司法转任为国务院派出的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由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代管；座谈会结束后，大家正准备起身到办公楼一层大厅合影，朱总理却挥手示意让大家坐下，动情地说：“你们不要动，我到你们面前和你们每个人握握手。”说着，就走下主席台，一一与大家握手交谈。
解思忠深情地望着面前的照片，继续说道：朱总理非常关心国有企业；我从担任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开始，在这个岗位上已工作了5年；在今年年初的政府机构改革中，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撤消后，我们这支队伍又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管；虽然机构在不断变化，但我要继续努力做到不辱使命。据介绍，他负责稽察的第一家企业在1999年3月进驻时正处于困境，已有半年多时间发不出工资；通过稽察，迅速扭转了企业的困难局面，职工自发地在厂里张贴标语：“感谢江总书记派来特派员！”2000年，吴邦国副总理在中央企业工委工作会议上讲话中，以及随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汇报时，举出三家企业作为稽察取得明显成果的典型，其中就包括他负责稽察的那家企业。
谈话中，解思忠还流露出对两个地方的特殊感情。一是中南海——他进入这里已13年，是迄今为止呆得最长的地方，感情自然就非同一般；被任命为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后，由于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尚处于探索阶段，故所在机构一直未列入正式建制，他的行政关系按规定仍留在国务院；早晨上班，他都是途经中南海时进去吃早饭，顺便也与老同事聊聊天。第二个地方是北京大学——早在上中学时，他就向往着将来能进入这所著名高等学府的中文系学习；尽管后来由于改考理工科而放弃了这一志愿，却在时过40年之后被该校聘为兼职研究员，并兼任北京大学国民素质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学术研究机构），在校园的老化学楼里有一间工作室。
“敢云大隐藏人海，且耐清寂读我书”——结束对解思忠的采访后，我反复咀嚼，才明白他为何在以人生格言为题材的“人生篆书”书法作品上，以钱钟书先生这句诗中“大隐”二字作为落款署名——解思忠虽然表面上是个声名显赫的“朝中高官”，但骨子里却是个耐得清寂的读书人。
第二辑 解思忠 （7）
附录
素质就是命运
解思忠
命运，《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生死、贫富和一切遭遇（迷信的人认为是生来注定的）”。否认命运的存在，是不现实的；但把命运看作是宿命，是生来注定的，人对它无能为力，则是不科学的。
影响一个人命运的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内因，另一类是外因。外因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根本无法选择、无法左右的，包括先天遗传、成年之前尚无行为能力时的遭遇（如父母离异），以及成年之后与个人行为无关的遭遇（如陨石打击）——这种外因对我们的讨论没有意义，且不去管它；另一类则是貌似无法选择、无法左右，带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却与个人行为多少有着某种关联（如彩票中奖）。
说到后一类外因对人的命运的影响，许多人都会联想起这样一句格言：“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这句格言并非是说机遇专门去寻找那些有准备的头脑，也不是说只要是有准备的头脑都会得到机遇的垂青；而是说，只有有准备的头脑，才有可能得到机遇的垂青。由此可见，机遇并非是完全无法选择、无法左右的，如果不做相应的努力，机遇就不会来临。由于机遇带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就是做了努力，也不一定能捕捉得到；但与不做努力、守株待兔相比，努力无疑会使机遇来临的概率增大。就以彩票为例，如果买得多，再加之必要的调查研究，中奖的概率无疑会增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一类外因也可以纳入我们以下对内因的讨论之中。
早在公元前500年前后，正当我们的先人身处东周列国之乱，信奉着孔夫子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时，一位名叫赫拉克利特的古希腊哲学家写下了这样一句格言：“性格就是命运”。2500年来，这句格言一直被当作人生哲理去破译人的命运。几年前去世的作家张弦，生前就希望死后能在自己的墓地立一块碑，正面写“作家张弦之墓”，背面则写“性格就是命运”——这句话既是他的人生体验，也是他的创作信条。
性格，是一个人在对人、对事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上表现出来的较稳定的心理特征，如轻浮、沉稳、粗疏、细致等。性格的确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但它绝不是决定命运的全部因素，而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因此，“性格就是命运”这句格言是不完整、不准确的。如果抛开那些根本无法选择、无法左右，因而对我们的讨论没有意义的外因，用一个词来概括影响一个人命运的因素，那就是“素质”，即人的质量。我们在强调产品质量时，往往说“质量是产品的生命线”；对于人这个“产品”来说，也同样是如此。
素质，按形成阶段分，可以分为先天素质与后天素质；按类别分，则可以分为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职业、健康和审美等八种素质，每种素质又可以分为若干项。性格，既得之于先天，又成之于后天，是一个人在先天气质的基础上，经过后天修养而形成的；在上述诸种素质中，主要表现为健康素质的心理方面（也可称之为“心理素质”），并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等方面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性格包含在素质之中，且仅仅与部分素质有关，所以，它非但决定不了命运，而且对命运的影响力也达不到举足轻重的地步。
“性格就是命运”这句格言之所以能长期流传，且深入人心，有其社会历史原因。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即便是发展到封建社会，人们也是依靠与土地、森林、河流、阳光和雨水等自然条件交换而获得有限的生活资料，并可怜地依附于神灵、酋长、奴隶主、封建主、族长和家长，被迫沿着大致相同的轨迹去生活。每个个体的人格、精神、文化、科学等得之于后天的素质也大致相同，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于是，在相当大程度上得之于先天的性格，对一个人命运的影响往往会凸现出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尤其是在当前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人的主观能动性越来越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等得之于后天的素质对人的命运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强；与此同时，性格对人的命运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弱——这也可以理解为社会越进步，对人的先天、个性越宽容。所以，一个人要改善自己的命运，如果只着眼于去改变性格，尤其是改变性格中的先天气质，往往是徒劳的；只有努力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包括通过自我修养去改变性格，才能有效地改善自己的命运。
近年来，美国学术界提出一种“智商决定论”的理论。美国学者C）尔兹。默里和R。理查德·赫恩斯坦将其表述为：“智商就是命运”。这种理论认为，智商决定着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决定着一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同时也决定着一个人对社会的影响。智商，即智力商数，标志着一个人聪明或愚蠢的程度，的确能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命运；但如同性格一样，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一个智商很高的人，可能是一个处处碰壁的不得志者，甚至可能沦为一名罪犯。一群智商不相上下的人，其命运却互不相同，有的甚至相差悬殊。而且，智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勤于学习和善于思考可以使智商提高，懒惰和浮躁可以使智商降低。
在提出“智商决定论”的同时，美国学术界又有人提出了“情商决定论”。这种理论认为，智商对人的成功只产生20％左右的作用，其余的主要由情商决定。与智商相对应，情商这个新概念被解释为“情绪商数”，它标志着一个人控制情绪、把握自己的能力。其实，所谓的情商，与性格很相似，主要表现为人的心理素质，也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等方面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智商也罢，情商也罢，都包含在一个人的素质之中。把一个人的整体素质割裂开来，片面地只强调哪一方面的素质都是不科学的，应立足于整体素质的提高。有一个“木桶理论”：一只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木板；要迅速、有效地增加木桶的盛水量，莫过于先去弥补最短的那块木板。从这个理论中我们可以悟出一个道理——要想取得成功，必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