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 作者:章晓明-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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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贫困人群的存在是社会关系紧张的重大根源之一，陷入贫困的人群是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的群体，因其贫困，他们在教育、居住、消费、就业等方面得不到与社会其他人群一样的机会，还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其他救济制度给他们以完全有效的辅助之前，他们就是社会中“沦入苦海”的一群，他们接受不了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也接受不了社会通行的行为准则。“贫穷乃源于所得分配或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此一经济上的不平等产生不同经济类属间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迥异的各类社会态度取向。各类属间在游乐形式或家庭修养、成就期望、职业目标上都有显著的不同，同时对自己和社会中竞争奋发向上的心态也有差异。”有学者直截了当地认为，下层阶级就是一个“去阶级化”的阶级；在生产体系中没有占据特定的阶级位置，成为某种结构性因素的被规定物。至于这部分人的社会联系状况，格斯在1993年就指出，下层阶级的社会隔离不是绝对的，和亲属的联系依然是下层阶级形成“社区”的主要形式。不过，他们的严重偏差行为（吸毒或犯罪）仍可能导致社会联系完全丧夫。在从事各种形式的越轨或犯罪活动的人中，以贫困为主要的或直接的原因的比例开始上升，就是一个明证。在贫困地区，各种与社会现行秩序相对立的邪教和黑势力往往畅行无阻，反映了陷入贫困的人群无力或无心与之进行对抗的现实。“贫困与不良行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社会调查和研究表明，贫困极易诱发诸多社会问题。社会问题高发的群体通常是贫困群体。经济上的贫困因素导致人的行为与思想偏离社会主流，无疑是造成诸多问题的直接原因。”
第三，反贫困是对社会和政府能力的考验，影响到人们的社会信心。“贫困人口是反贫困行动的直接受益者，非贫困人口也可以从反贫困行动中获益。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从反贫困行动中、从贫困的缓解乃至消除中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公正的、充满正义和温暖的社会里，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每个人还可以从经济的繁荣中获得更多的、更好的福利。这一切都是反贫困给社会带来的经济的正效益。”这可以从反面来理解贫困对社会带来的负面效益，是贫困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的重要依据。这种背景下可以理解，在许多社会里，政府要向公众宣示其合法性和为公众谋利益的途径，就是向贫困宣战。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美国政府这样做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也向全世界宣布了庞大的扶贫攻坚计划。这一计划可以说是迄今人类历史上向贫困宣战的最庞大计划。中国政府将贫困（地区或人群）的存在视为整个社会发展中强烈的不和谐因素，把扶贫视为宣示政府具有强大控制能力的主要领域之一，也是获取公众支持的信心之源。
第五辑 康晓光 （1）
孜孜探求社会公正的“政治良心化身”
康晓光，男，1963年出生。1986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获数学学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生态学硕士学位。1998年，受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理事；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1996～1997年连续两年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如果一个国家在人才争夺战上一步落后，就可能在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等方面步步落后。
——康晓光
现状：“劫贫济富”情况严重
1995年秋天的某一个黄昏，远离北京的中国科学院青年学者康晓光，在广西马山县的一条山路上彳亍前行，夕阳把他单薄的身影投在红水河的波光里。在大山无言的环抱中，他步履维艰，但目光坚定。他的每个动作都让人想起西方作品中的西西弗斯。
而此时，在广西自治区的首府南宁市，著名出版家张武正对一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图书样本——《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的理论》作最后的检查。
几个月前就是张武把这本极具研究价值和反思意义的书稿约到手的，现在终于付梓印行。他料定这本别样的书将引起世界对中国贫困问题的关注。他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然后他一次又一次拔打电话，要把图书出版的喜讯告诉它的作者——康晓光。
把康晓光比成西西弗斯是恰如其分的。这位出生于沈阳的东北汉子1981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数学系，一年后又考入大连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1986年毕业后在沈阳农业大学农学系任教。1990年他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生态学硕士学位。1994年1月他进入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工作，8个月后被派往广西挂职扶贫，先后任马山县副县长和自治区山区开发中心副主任，开始了他漫长的中国反贫困之路。
马山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的大明山北麓和红水河中段南岸，东与忻城县、上林县接壤，西靠平果县、南临武鸣县，北与都安瑶族自治县隔红水河相望。全县设15个乡镇，共171个村，总人口49．25万人，是一个多民族的县份，也是全自治区有名的山区县之一。境内，除流经县北的红水河外，仅有些细小的河流，每逢下雨，雨水便从地下流走，旱涝灾害频繁，属于中国最贫困县之一。
自1978年中国实现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逐渐走上快车道。但由于历史、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人口。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农村就占8000万，而国家统计局利用1993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调查资料进行的测算表明，我国城镇约有370万户、1200万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
如何减少甚至消除庞大的贫困人口，如何缩短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把消除贫困人口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进行攻关。年富力强的康晓光成了反贫困战略中冲在最前面的人。
康晓光一来到马山便马不停蹄地下乡走访调查，了解民情，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1995年初，他写成《90年代我国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分析》，发表在《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上，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这可算是康晓光反贫困战略的第一炮。
在康晓光看来，反贫困行动其实是对人的一种投资。贫困人口之所以贫困，根源于不利的生存背景，根源于缺乏教育和训练，根源于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从这个意义上说，贫困的根源正是贫困的条件。通过解剖今天的低素质、低竞争能力和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将提高贫困人口的生产技能和人力资本存量，从而提高他们明天的工作效率。他认为，像所有的投资一样，人力投资也要求牺牲眼前的资源利益以增加未来的生产能力。那种认为为社会贫困人口提供社会服务是对社会生产资源的单纯消费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他在调查中发现，由于我国反贫困资金的主要供给者是中央政府，个人和民间组织在反贫困行动中发挥的作用极小，中央政府提供的贴息贷款和财政拨款是反贫困资金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康晓光发现，由于财政支出格局是各个社会阶层、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实力冲突、较量的结果，绝对贫困阶层恰恰是谈判能力最弱的社会阶层，因此，他们所得到的份额，即反贫困资金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往往很低。
他掌握到这样的一组数字：1986～1993年，全国每年投入贫困地区的扶贫资金，包括贴息贷款、财政拨款、中央各职能部门的扶贫资金估计约100亿元。其中中央政府每年提供45。5亿元扶贫资金，78％为贴息贷款，22％为财政拨款。也就是说，1986－19938年间，中央财政每年直接的扶贫支出仅有10亿元。1992年，我国财政支出4390亿元，其中企业亏损补贴455亿元，价格补贴322亿元，共计767亿元。可以说，2亿多城市人口是这767亿元财政支出的受益者，广大农村人口特别是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是无缘受用的。
这样就造成一种“不公正”：不仅收入高的人享受政府的工资补贴多，不仅吃得好的人享受的政府的食品补贴多，而且有钱看病的人看病少花钱，没有钱看病的人看病却多花钱；有储蓄能力的人政府提供养老金，没有储蓄能力的人却要自己养老；有钱读书的人免费上学，没钱读书的人自费上学……他强调，这种状况如不能得到尽快改善，“反贫困”无疑将成为一种最大的社会讽刺！
康晓光认为国家不应该无视城市绝对贫困人口的存在。如果政府决心在20世纪末消除我国的绝对贫困问题，那么就应该给予上千万的城市绝对贫困人口以极大的关注。他了解到，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随着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程度在加大，加上城市生活指数不断上升，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在不断增加，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他总结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主要由7个社会群体组成：
一是城市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沉淀于社会的职工，主要是倒闭的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自谋职业的职工，国有破产或濒临破产企业的无再就业能力的职工，以及上述两类人员的家属；二是竞争能力较差，在劳动力市场上被淘汰的人，主要是被开除、辞退、解聘或辞职，以及难以被录用的待业青年等；三是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由富裕阶层沦为贫困者，如经营破产的个体户；四是劳教、劳改后回城人员，犯罪人员的亲属，以及因赌博、吸毒而致使家庭衣食无着的人；五是偶发因素所造成的贫困者，如车祸、地震灾害以及疾病等导致残疾从而失去劳动能力和收入来源的人；六是对物价上涨缺乏抗御能力的低收入者，他们长期以来收入低、负担重、无积蓄，物价上涨极易使这些原本处于贫困边缘的职工，因难以承受通货膨胀的重压而沦入贫困状态；七是流入城市打工、当保姆，但又务工不着或被辞退失去收入来源，生活极端困难的农民，他们是目前和将来最大的城市贫困人群，但至今未被纳入保障网络之中，也未成为任何一项反贫困计划的对象。
第五辑康晓光 （2）
在他看来，如果忽视城市贫困人口的庞大队伍，那么反贫困计划肯定是不彻底的。
面对反贫困行动出现的种种问题，他提出实行反贫困制度创新。要做到制度创新必须在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个方面是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因为贫困地区往往在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而且这种差距并不比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来得小。因此，加大改革力度也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主要战略之一。社会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农民合作的组织；大力发展非国有加工业企业，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活动程序，削减冗员，改变政府部门作为地区“就业机器”的状况。
第二个方面就是反贫困行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的改革。因为我国的反贫困行动或扶贫工作最大问题是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低，扶贫效益不大，不仅需要扩大和改革现有的扶贫组织机构，还要对现有扶贫工作的管理制度做大量的改进和设计工作，同时要提高各级扶贫机构工作人员素质。
康晓光在马山县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乡村，走访了几万户贫困家庭，所获资料十分珍贵。他把他的调查和思考凝聚成一部20多万字的著作《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的理论》，后来成为中国反贫困工作的指导用书。该著作还获得1995年“桂花工程奖”和桂版优秀图书一等奖。他在反贫困第一线的工作也得到了国家的认可，1996年，他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5年底，康晓光离开了广西马山回到中科院，但他的反贫困工作还在继续。人们看到他后来的每一项研究都是涉入中国最现实的问题，都与中国改革进程息息相关。有人说他是在“啃中国最难啃的骨头”。是的，他就像西西弗斯一样，尽管困难重重，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勇气，不停地把巨石搬上山。加缪《西西弗斯神话》最后部分这样写道：
我把西西弗斯留在山脚下！我们总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负。而西西弗斯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他认为自己是幸福的。
“希望工程”的奠基者
显然，康晓光比西西弗斯幸运多了，他每一次努力都看到了希望，他每前进一步都是对成功的一次接近。
1998年，康晓光在《瞭望》杂志上公布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我国的反贫困行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1998年的4200万，20年间减少了2亿多人。同一时期，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却有增无减，处于市场化转型之中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贫困发生率也在大幅度增加。他说这一成就主要归功于市场化改革及其带来的全面经济增长。
我国反贫困工作中，政府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但各类民间组织以不同的方式在扶贫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例如，成立于1985年的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国际民间组织处，专门负责利用国外民间组织的资金开展扶贫工作，有56家组织和机构提供了 2。4亿人民币的资金，用于扶贫开发和救灾援助。成立于1989年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已累计为贫困地区、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