陔馀丛考 [清]赵翼-第72部分

小说：陔馀丛考 [清]赵翼字数：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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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擒者，并得其铳，遂令所擒之倭教演中国，遂传其法，今且遍天下云。按《续通考》所记前明军器，但有弓弩、盔甲、枪刀、铜铳之类，而沿弹则嘉靖四十三年始用。唐顺之疏云：国初止有神机火枪一种，而佛郎机、子母炮、鸟嘴铳皆后出。鸟嘴铳最猛利，以铜铁为管，木橐承之，中贮铅弹。其点放之法，两手握管，手不动而药线燃其管。背施二臬，以目对臬，以臬对所欲击之人，无不着者（此即今之鸟枪）。火技至此而极。是倭人用以肆其巧于中国，而中国习之者也云云。据此则鸟枪起于嘉靖中，传自倭人明矣。然《续通考》参将戚继光云：昔署卫印时，于卫库见鸟嘴铳，乃倭变未作时所故有者。则又非起于嘉靖。按丘文庄云：神机火枪，以永乐中平南交，交人所制者为尤巧，命内官如其法监造。王鏊《震泽纪闻》亦云：文皇北征时，初得安南神枪，虏一人直前，二人继之，皆中枪而毙。又明制：凡火器系内府兵仗局掌管，在外不许成造。然则前明征交后已有鸟枪，但明制禁外间习用最严，故承平日久，皆不知用之。直至嘉靖中倭入中国，又得其传耳。
　　按《明史。兵志》“火箭”条内，永乐征交趾，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习之。大者用车，次及小者用架、用桩、用托。所谓用车者，即今之大炮也。用架、用桩者，盖即今之鸟机炮也。其用托者，盖即今之鸟枪也。是鸟枪之制，永乐中已有之，然不传于外。永乐二十年，虽从张辅请，置炮于大同等关以御敌，然利器不示人，朝廷每慎惜之。宣德中，又敕宣府总兵谭广谓：神铳国家所重，以壮军威，勿轻给。正统六年，边将黄真立神铳局于宣府，帝犹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特敕止之。是正统以前，鸟枪未尝传习于外，直至嘉靖以后始用之于营伍耳。
　　○纸钱欧阳公谓五代礼废寒食野祭，而焚纸钱，以为纸钱自五代始，其实非起于五代也。《汉书。张汤传》：有人盗发孝文园瘗钱。如淳曰：埋钱于园陵，以送死也。《南史》：吴苞将终，谓其弟子曰：“吾今夕当死，壶中大钱一千，以通九泉之路。”是汉及六朝固皆用实钱。然《汉书。郊祀志》令祠进五牢具皆以木寓马代驹，及诸名山川用驹者，皆以木寓马代。则祭祀用牲，已有以木象形者，特未用于钱耳。《事林广记》及《困学记闻》皆谓汉以来有瘗钱，后里俗稍以纸寓钱，而不言起自何代。唐临《冥报录》、曾三异《同话录》谓，唐以来始有之，名曰寓钱，言其寓形于纸也。《法苑珠林》则谓起于殷长史，洪庆善《杜诗辨证》则谓起于齐东昏好鬼神之术，剪纸为钱，以代束帛。二说虽不同，然《封氏闻见记》谓纸钱魏、晋以来已有之，今自王公至士庶无不用之。封演，唐德宗时人，去六朝未远，所见必非无据，则纸钱之起于魏、晋无疑也。《旧唐书。王传》：开元二十六年，为祠祭使，乃以纸钱用之于祠祭。《通鉴》亦谓用纸钱，类巫觋，习礼者羞之。此又为朝廷祀典用纸钱之始。盖自昔但里俗所用，而朝廷祭祠用之则自始耳。然曰习礼者羞之，则其时尚有不用者。《唐书》：范传正言：颜鲁公、张司业家祭不用纸钱。至宋，钱邓公犹不烧楮镪。盖古人祭祀，本用玉币，汉以来始用钱。后世鬼神事繁，乃易以纸，故一二守礼之士非之，以其起于祈祷以徼福也。其实律以《檀弓》明器之义，则纸钱固未尝不可。邵康节春秋祭祀亦焚楮钱，伊川怪问之，曰：“脱有益，非孝子顺孙之心乎？”朱子云：“国初言礼者错看，徒作纸衣冠而不作纸钱，不知纸衣冠与纸钱何别？”戴埴《鼠璞》亦云汉之瘗钱，近于之死而致生之，易以纸钱，深有合于涂车刍灵之义。袁《枫窗小犊》记宋思陵神舆就道，谏官以为俗用纸钱，乃释氏使人过度其亲，恐非圣主所宜。孝宗抵之于地，曰：“邵尧夫何如人，而祭先亦用纸钱，岂生人处世能不用一钱乎！”《清异录》载周世宗发引日，金银钱宝皆寓以形，楮泉大若盏口，其印文黄曰泉台上宝，白曰冥游亚宝（亦见都穆《听雨记谈》）。此又后世黄白纸钱之始也。按《北梦琐言》：王司徒潜与武相元衡善，元衡被刺，潜尝四时烧纸钱祭之。有许琛者暴卒，见冥官，冥官谓未当死，乃放之还，因令寄声王司徒，谓“我即武相公也。感司徒尝资我纸钱，但多穿破。为我语司徒，须加检校。”杨收为杨元所谮死，一日忽谒郑愚借钱十万，郑允其半。收曰：“非铜钱也，烧时幸勿着地。”郑如数烧之。南岳道士秦保言偶曰：“真君上仙，何须纸钱？”夜梦真人曰：“此冥吏所藉，我何须之。”由是人皆信用纸钱。《夷坚志》：邹智明得暴疾，请僧诵《孔雀明王经》，见有孔雀来逐鬼。鬼谓邹曰：“我辈当去，愿多烧冥钱与我。”乃呼仆买楮币焚之，诸鬼尽去。项明妻胡氏已死，其魂仍来与女同宿，且语项云：“吾父室庐敝，拟建新居，求钱助费。”乃焚纸镪数百束。又云：“钱多无人辇送。”乃画两力士焚之。遂去。又赵天羽小说：明崇祯末，亦师市肆人鬼杂出，有以纸钱市物者，初不及辨，及晚始觉。乃设水盆，令交易者投钱于水，以别真伪。《东轩述异记》：高阳长发堂记：一人梦故友来访，索银钱，许之。友复曰：“锭须满金满银，阡张纸帛须完全者。”又沈耀先死，其友人忽见之，与语冥间事，曰：“世间纸钱亦有用乎？”曰：“亦好。”然则纸钱纸镪冥间真用之矣。岂人世之所意为者，鬼神即从而犭旬之耳？
　　○纸马《天香楼偶得》云：俗于纸上画神象，涂以彩色，祭赛既毕，则焚化，谓之甲马。以此纸为神所凭依，似乎马也。然《蚓奄琐语》云：世俗祭祀，必焚纸钱、甲马。有穹窿山施炼师（名亮生），摄召温帅下降，临去索马，连烧数纸不退。师云：“献马已多。”帅判云：“马足有疾，不中乘骑。”因取未化者视之，模板折坏，马足断而不连。乃以笔续之，帅遂退。然则昔时画神像于纸，皆有马以为乘骑之用，故曰纸马也。
　　○以钱代蓍《辍耕录》云：今人卜卦，以钱代蓍，便于用也。然不详所始。储泳《祛疑》亦但谓近世以钱掷爻，取其简便而已。按贾公彦《仪礼疏》云：古者用木画地，今则用钱，以三少为重钱，重钱则九也；三多为交钱，交钱则六也；两多一少为单钱，单钱则七也；两少一多为拆钱，拆钱则八也。陈继儒《群碎录》引此而申明之，谓两背一面为拆，两面一背为单，俱面为交，俱背为重。公彦疏如此，则唐人已用之。按《耳目记》：王庭凑召五明道士卜，掷卦三钱皆舞。此唐时钱卜之证也。今考《朱子语类》并不始于唐，实自汉始。《语类》曰：今人以三钱当堞蓍，乃汉焦赣、京房之学。又云：卜卦之钱，用甲子起卦，始于京房。项平甫亦云：以《京易》考之，世所传火珠林，即其遗法。火珠林即交、单、重、拆也，则钱卜始于京房无疑矣。唐诗有“君平掷卦钱”之句，益可见君平已用钱卜。储泳又谓：自昔以钱之有字者为阴，无字者为阳，朱子则以有字者为面，无字者为背。凡物面皆属阳，背皆属阴，因反旧法而用之。故建安之学者悉主其说，至今术家皆然也。按古者铸金为镜，其阴或纪国号，故有字者宜为阴。然镜有面，故其背有字；钱无面，则自当以有字者为面。若本朝之钱，一面纪年号，一面纪省局，则以年号为面，更不待言矣。
　　○门帖门帖本古之桃符。《后汉书。礼仪志》“新春用桃符”注引《山海经》：度索山大桃树，树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能辟百鬼。故黄帝象之，冬月驱傩毕，既立桃梗于户上。王充《论衡》亦曰：立桃象人于门户。然则桃符之制，其来最古。《风俗通》曰：桃梗者，更也，岁终更始，受介祉也。然古时用桃梗，后世则易以红纸，而书吉祥语于其上，不知始自何时。陈云瞻《簪云楼杂话》云：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前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幅。帝微行出观，偶一家独无，询知为屠者，尚未倩人写耳。帝为大书“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投笔径出，校尉一拥而去。已而帝复出，不见悬挂，问之，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以为献岁之祥。”帝大喜。又太祖赐陶安门帖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见《列朝诗集》。又赐廖永忠以漆牌，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八字，悬于门首，见《明史》本传。则门帖起于明太祖，理或然也。然《辍耕录》云：张之翰由翰林学士除松江知府，自题桃符云：“云间太守过三载，天下元贞第二年。”是岁遂卒。元贞者，元成宗年号也。《癸辛杂识》：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甲午岁题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包宏斋致仕后，作园居，题桃符云：“日短暂居犹旅舍，夜长宜就作祠堂”。廖药州桃符云：“喜有宽闲为小隐，粗将止足报明时。”“桃花流水之曲，绿阴芳草之间。”又《夷坚志》湘乡学长王仲淹书孙庙桃符曰：“竟说素王颜有喜，定知黄甲捷先通。”已而王仁伯改名颜，遂发解。次科仲淹又改孔庙桃符曰：“素王颜色津津喜，黄甲科名鼎鼎来。”己而王南强又登第。则宋、元时已有门帖矣。不特此也。《说苑》：五代时伪蜀每岁除诸宫门，各给桃符，书元亨利贞四字。时孟昶子善书，取本宫策勋府桃符书云：“天垂余庆，地接长春。”明年王师平蜀，以吕余庆知军府事，即策勋府为治所，而长春乃太祖圣寿节也。亦见黄林复《茅亭客话》。而杨文公《谈苑》又以为孟昶学士辛寅逊所题桃符，则门帖又不自宋、元始，五代时早有之矣。
　　○名帖以纸通名，谓之拜帖。刘冯《事始》云：古昔削木以书姓名，故谓之刺。后世以纸书，谓之名帖。按此说亦有可疑者。既云削木为刺，则应是未有笔墨以前，乃六经及先秦、西汉之书，并无刺字，汉初犹谓之谒。《史记》郦生踵门上谒，按剑叱使者，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报沛公。《汉书》：高祖绐为谒曰：“贺钱万。”师古注曰：为谒者，书刺自言爵里，若今参见尊贵而通名者也。又石奋为中涓，受书谒。《袁盎传》：上谒。《娄敬传》：将命者惊而失谒。又隽不疑冠进贤冠，带具剑，上谒暴胜之。注皆云：谒，如今之投刺也。是汉时皆谓之谒，无所谓刺也。怀刺始见于祢衡，又《后汉书。循吏传》郭林宗赍刺就太学，谒仇览。又《童恢传》：杨赐被劾，诸掾属悉投刺去。其时已在蔡伦造纸之后，若如刘冯所云，则未有纸以前谓之谒，既有纸以反削木为刺，似非事理然。鱼豢《典略》：皇甫规家居，有雁门太守亦归里，以刺来谒，规不礼之、以其刺刮髀。则刺又似削竹木为之者。窃意古有通名，本用削木书字，汉时谓之谒，汉未谓之刺，汉以后则虽用纸而仍相沿曰刺。故《事林广记》云：见长者用名纸，见敌以下用刺，其文书某郡姓名，有爵者并书爵，谓之爵里刺，其实已皆用纸也。六朝时名纸但谓之名。《南史》：何思澄每夕作名一束，晓便命驾，朝士无不悉狎。晚还家，所赍名必尽。《通鉴集览》：唐百官于ト门奏榜子。榜子用纸阔四五寸，书乡邑姓名于其中。刺则用纸阔二三寸，书姓名于纸之前，反卷如箸，以红绒要之。凡谒人，必先托门者通进，谓之投刺。曰反卷如箸，盖犹存削木遗式也。李济翁《资暇录》谓李德裕为相时，人每通谒，改具衔起居，谓之门状。此后世门状之始。（沈括《笔谈》谓今之门状称“牒件状如前，谨牒。”此唐人都堂见宰相之礼，其式先具事因，申取处分，宰相于状后判引，方许见。后人乃渐施于执政私第。小说记施于私第自李德裕始。近世谄者，无高下一例用之，谓之大状。《北梦琐言》又云：大中时薛保逊方作门状，后又以所怀列于启事，号为门状启，其式云“谨候起居”云云。又费兖《梁溪漫志》谓熙、丰间士大夫谒刺，于年月前加一行云“牒件状如前，谨牒”，政、宣间乃去此一行，其末称“裁旨”，此可见宋时门状之式。）皇甫庸《近峰闻略》：刘瑾用事时，百官门状启礼悉用红纸，故京师红纸价顿长十倍。然则古来名纸门状尚皆用白纸，今所用红帖则自刘瑾始也。（王阮亭《香祖笔记》谓，翰林故事，坊局已上乃用红柬为刺，庶常止用白，不喻其义。此盖不知古人名帖本用白纸也。翰林之用红用白，盖自用红帖以后稍有区别耳。）郎瑛《七修类稿》亦云：予少年见公卿刺纸不过今之白录纸二寸，间有一二苏笺，可谓异矣。又《迪吉录》记海瑞为南冢宰，有币物为货者皆不受，名纸用红帖者亦以为侈而恶之。又可知是时尚未全用红纸，而奔竞者则益踵事增华。《啸虹笔记》载，茅浔阳每谒严嵩，用赤金缕姓名，疑红绫作柬，嵩以为尊之也，而阍人利其金，每传报后辄取金去，以是嵩败，茅竟免交通律。则并有用红绫金字者矣。《涌幢小品》记张江陵盛时，诌谄之者名帖用织锦，以大红绒为字，而绣金上下格为蟒龙蟠曲之状，江陵见之嘻笑，然不以为非也。江陵不通贿赂，独好尊大，故人以此媚之。则又有用红绒织锦者矣。又王州《觚不觚录》云：亲王投刺，例不称名，有书王者，有书别号者，体至尊也，惟鲁王则一切通名。自分宜当国，而亲王无不称名矣。至江陵，则无不称晚生矣。当江陵时，袭封者至称门生矣。（《觚不觚录》又云：故事，投制柬面皆书一正字，万历丙子入朝投刺皆不书正字，为江陵讳也。明人小说又记，正德中一大臣谒刘瑾刺，称“门下小厮”。嘉靖中一仪部谒翊国公刺，称“渺渺小学生”。又有自称“将进仆”、“神交小子”、“未面门生”者。）即此一事之沿革，亦可以观世风也。翰林名帖例写大字，盖起于有明中叶。《涌幢小品》云：翰林字大几与亚卿等。余在姚画溪公家，见公座主王槐野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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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部分

陔馀丛考 [清]赵翼-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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