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6年第03期-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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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精，你要老实交代！你连个男人都没有，自己怎么能生出孩子？”
面对厉声质问，妇人即使被挂牌子戴高帽批斗游街，也会用不屑的口吻一遍又一遍轻蔑地回答：“这孩子就是我亲生的！我是女人，我想跟谁睡就跟谁睡，想跟谁生就跟谁生！”
杨紫贤是个经历风雨的刚强女性，此时她所痛苦的并不是自己“挂不挂破鞋”，而是担心无辜的孩子和他的未来。在那个年代，成分决定了孩子一生的命运。于是，在“文革”的第二年，已经守寡十六年的妇人突然作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改嫁！
1967年开春，五十六岁的杨紫贤选了一个桃花盛开的暖日，“娶回”了一个比她年轻五岁的贫下中农：一个游手好闲、其貌不扬的单身汉。妇人自有妇人的盘算，结婚时她说得很明白：“我一把老骨头了，摘不摘‘地主帽子’无所谓，但我不能把这个坏成分传给儿子！”
促使杨紫贤下决心“改嫁”，其实还有个重要原因：当时李航的生母在政府工作，家境也稍微好转，一想到自己本来“根红苗iE'’的儿子如今在外乡当“地主崽子”，心里就觉得愧疚万分，有心把儿子领回来。杨紫贤是个明白人，她知道：在这个“成分决定命运”的年月，假如自己不横下心来走这步，很可能就会失去儿子。
“寡妇改嫁”的消息传开，街坊邻居都说“这老婆子肯定疯了”，嫁人不就为找个靠山？就凭她的风韵和那套让当地人垂涎的大宅子，就是再戴十顶“黑帽子”也不愁找不到一个有本事的男人。可杨紫贤宁可白养一个好吃懒做的闲汉子，也不愿让一个能干男人今后跟儿子分家产。她的心里只有儿子，根本不可能忍受在自家宅院里出现一个对自己指手画脚的外人。
从结婚证办好那天起，这就是一对“名义夫妻”。杨紫贤把临街把角一间低矮厢房腾出来让“新郎官”住，不许丈夫跨进正房。就这样，李航十一岁那年，不仅把身份改成了“贫下中农”，而且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李”姓。
养母嫁给了贫下中农，虽从表格上改写了儿子的“地主成分”，但在同学眼里，李航不仅是“地主崽子”，还成了“野崽子”，经常成为孩子们取笑的对象。有一次，李航又在学校跟一个骂他“野种”的小子打起来，他一气之下抄起了椅子，砸坏了人家的一条胳膊。养母气得罚他下跪，并且又挥起放牛鞭；打完后，却又心疼地抱住他痛哭。后来，当她得知儿子打架的原因后，立即冲到邻居家跟人家大吵……不过吵归吵，杨紫贤毕竟是女人心肠，她花了六十块钱将受伤的孩子送到洛阳的白马寺骨科医院请名医接骨，并且不再责备儿子。
杨紫贤脾气暴烈，她不仅用挂在门后的放牛鞭抽过儿子，还抽过自己的懒汉丈夫。平时，女主人对丈夫十分轻蔑，只要男人在她面前稍显劣相，她轻则辱骂，重则挥鞭，经常几个月不跟他搭话。吃饭时，妇人叫儿子把饭送到下房，母子俩一起在上房用餐。由于养母的态度，李航和男人的关系也非常冷淡，直到后来养父去世，他连“伯父”都没有叫过。
1970年，懒汉也受不了老婆的态度，情急之下，离家出走。大宅子重新平静下来，又剩下相依为命的母子二人。
李航自从被养母抱走，再没跟亲生父母来往过，要不是因为父亲去世，恐怕他还不会知道身世。1969年10月下旬，秋风瑟瑟，阴雨绵绵，在李航生母的央求下，杨紫贤同意让孩子去西安奔丧，但要坚持亲自陪同。
“我们娘儿俩花了两块六的票钱坐车到西安。”李航叙述说，“养母坚决不去生母家，而是带着我住在解放路的一家小旅社里。见到生母，她本想搂我，但养母的手像钳子一样拽住我，生母忍不住摸了一下我的脸，伤心地落了泪。”这短暂的触摸，就是李航从生母那里感受过的所有母爱。在西安的几日，养母跟儿子寸步不离，从火葬场出来，直接拉他去了车站。
就这样，李航在被送养的九年之后，第一次在殡仪馆里见到了父母。一个从没有过父爱的十三岁少年，面对一具陌生的冰冷尸体，虽然知道了父亲是谁，但也明白：自己永远不会再有父亲。那年李航初中毕业，人很瘦弱，是个只有一米五的小个子。
知道了身世，虽没改变李航对养母的感情，但激发了他青春期的第一次反叛。李航说：“在上高中之前，我一直跟养母睡在一个炕上，她睡窗下，我睡在靠箱子的另一头。要知道，直到上小学，我一下学回家，养母就把我搂在怀里叫我吃奶……想想真是羞死人，她一个老太太哪里有奶！可是，我在养母跟前从不敢反抗。”从西安回来，李航开始读高中，男孩第一次违背了养母的意志，死活要从正房搬出来。老人最后同意了，一声不吭地打扫出积满灰尘的西厢房，搬来最好的绸缎被褥。每天清早，养母刚一扫完院子，立即到儿子房间给他倒痰盂。
有了自己的房间，李航也有了相对的自由，他明知养母不喜欢外人，但还是经常带来同学，偶尔还让同学在家留宿。这种时候，同
学前脚出门，养母后脚就动手拆洗被褥，煮水消毒杯碗。
杨紫贤有洁癖，而且从不会在穿着上节俭，她认为：“饭可以跟人家分，但衣服要留给自己穿。衣服穿体面了，既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杨紫贤虽然脾气暴躁，常跟邻居争吵，但是为人大度，并不记仇。由于她见过世面，又会算账，不管谁家有了红白喜事，多要请她帮忙操持。“养母的窗花剪得很好看，而且剪什么像什么，剪出蝴蝶都会飞……”在李航心目里，养母是天下最能干的人。
1972年李航高中毕业，为了挣钱糊口，十六岁的少年跟成年人一样干起了农活。由于身体羸弱，无论干得多苦多累，李航也只能挣到妇女的工分。别人一天挣10分，他最多只能挣8分，队里穷，年终本该分到的粮食，又被“一斤折五斤”地换成了红薯，靠这点分到的红薯，母子俩精打细算，相依为命。
这年冬天，李航被派到延安洛川的石堡川水库拉土方，工地离家有两百公里。没想到，李航刚到不久就发生了事故：单薄的他架不住车辕，下山途中翻了车，整个人被砸在了土方下面，造成多根肋骨骨折！出事后，养母急了，跑到队里大吵大闹，说什么也不准儿子再去劳动。
儿子是回来了，可是家里没人出工靠什么糊口？杨紫贤把心一横，毅然扒掉两间邻街的房子，卖掉木料维持生计。就这样，李航在家窝了一年工，一边自学医术想做郎中，一边顺着养母的性子学做木工和泥瓦匠，有时也到队里做些摘棉花、看仓库的轻活儿。两年后，他被任命为民兵连长，再次被派到水库工地。十八岁了，李航想考大学，但是由于养母的地主成分，生产队不可能推荐他。
1976年毛主席去世，高考改革，上级在原有的“贫下中农推荐指标”外，新添了一个“可教育好子女推荐指标”。就这样，当过“民兵连长”的李航被生产队推荐参加了高考，养母也托了不少的人情。杨紫贤是个明白人：儿子只有考上大学，以后才能“吃公饭”。当时家里穷，老人连每月五角的电费都掏不起，于是督促儿子早起晨读。
本来，李航很想报考师范，觉得能像父亲那样教书才最体面。可是那年到白水县招生的学校只有陕西农林学院一所，李航别无选择。学校位于离家三百公里的杨林镇，李航在林学院读林业工程专业，养母省吃俭用每月给他十三元生活费，学校只补助六块钱。
1978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年份，也是李航一生中的重要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定了全国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并且决定增强援藏力度——除了继续提供各种政策优惠、财政补贴和工程援助，还要为西藏输送新鲜的技术血液。
同年12月，李航大学毕业。中央组织部到学校调干，决定将品学兼优的李航派往西藏。对一个离开家就进校门的年轻人来讲，西藏是一个遥远神秘、离太阳最近的浪漫地方。李航关于西藏的所有知识，都来自地理课本里的赞美描述和影视报刊的纵情讴歌。他知道青藏高原是两千万年前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剧烈碰撞生成的世界屋脊，知道那里有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和两岸牛羊成群的雅鲁藏布江；他从图片上欣赏过蓝天白云下的布达拉宫，听老师讲过《格萨尔王》是世界上最长的民族史诗。另外，“巩固民族团结”的文成公主，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英雄潘多，唱《j匕京金山上》的才旦卓玛，还有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翻身道情的盛装男女，便是他对藏族人的全部了解。
对于赴藏支边，意气风发的李航并无怨言，但是考虑到年迈的养母将孤身在家，李航心里实在放不下。他很为难：如果不服从组织，自己将被取消分配资格。杨紫贤老人深明事理，不愿断送孩子的前程。于是，老人把心一横说：“你走吧，反正我也不能带你一辈子。家里有媳妇在，你就去安心工作吧！”
其实，李航当时并没结婚，老人说的“媳妇”，是她两年前为儿子相中的女孩，叫王宝珠。宝珠比李航小两岁，就住李航的斜对门，十六岁高中毕业，在当地学校教初中，性格持重，贤惠淳朴。两家人是老相识，知根知底，早早替孩子定了亲。分手那天，老人不仅让儿子背走那床为他结婚准备的一床被褥，而且苦口婆心地嘱咐他不要变心：“宝珠跟你订了婚，就已经是咱们家的人了。”
政府虽然拨了每人百元的安家费，但是扣掉御寒费后，拿到手里只有六十元。出发前，李航给养母留下十元，怀里就揣了五十元人民币和自己青春的本钱，开始了高原上的奉献。儿子的脚刚跨出门道，养母就“哐当”一声闭紧了院门；李航眼里顿时溢满泪水，他知道：不是老人心硬，而是不愿儿子看到她伤心。
特别的身世，给了李航特别的财富，不仅使他长成一个内心丰富、敏感易伤的感性男人，而且有勇气成为孤独一生、梦想一生的苦行者。
3
1979年3月2日，李航和同行的两百多同学一起从西安出发，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经兰州、酒泉、武威和嘉峪关，到达甘肃与新疆交界的柳园小站。
刚动身时，车厢里人声鼎沸，意气昂扬，唱歌，辩论，打牌，谈天，轰隆的车轮满载着理想主义的憧憬。李航独自缩在车厢的角落无声落泪，他并不怕艰苦，而是挂念养母，挂念他从未离开过的亲人。
列车进入甘肃，像一只断翅的昆虫，爬在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上。朝晖中的荒凉大漠，夕阳下的秦城残垣，高原沙暴，塞外飞雪，越来越冷的荒凉渐渐将大学生脆弱的浪漫扑灭了。车厢里终于安静下来，再出声时，是男同学无措的责怨和女同学啜泣的哭腔。
李航他们在柳园停宿一夜，然后搭乘公交车一路烟尘地赶赴敦煌。到达目的地时，一群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变成了能喘气的兵马俑，沙漠风暴不仅卷走了头顶的棉帽，而且吹得李航直打趔趄。在敦煌困了两天，西藏派来接的人才到，年轻人由此兵分几路，李航和另外三十几名分到山南的同学一起又上了路。戈壁大漠，见不到一个生灵。汽车经过青海湖畔的大柴旦，穿过格尔木和纳赤台，驶上了巍峨的昆仑山。
五道梁是昆仑山主峰，海拔5700米。司机王师傅担心孩子们害怕，所以决定开夜车翻山。没想到，汽车的刹车出现了故障，幸好崖边有块巨石拦挡，一车人才侥幸捡了命。汽车好不容易挪到沱沱河兵站，王师傅要留下来等人修车，只得拦了几辆过路的油车，分批将三十三名同学送到那曲。这时，孩子们的高原反应已非常严重，浑身无力，头痛欲裂，饥寒交迫，困倦不堪，跟李航同车的女生痛苦得哭了又哭。李航也想哭，但是作为男人，他必须忍着。
那曲是藏北地区的贫困小镇。油车开进了那曲小站，说是车站，其实只有两间土房和半道残墙。当时天还很黑，还是寒风呼啸、星月高悬的高原凌晨。
落后，蛮荒，是西藏给李航的第一．印象。李航的心凉了！对一个未曾涉世的大学生来说，纵有“献身祖国建设”的时代热情，毕竟没想做拓荒屠龙的救世英雄。
又经过几天长途颠簸，李航又搭了一辆运柏油的卡车经过当雄抵达拉萨。由于一路躺在柏油桶上，李航的棉大衣浸满了乌臭的沥青，头发脸上满是油污。接待他们的人看了直笑，说他们比藏人更像藏人。
70年代末的拉萨，面积只有三平方公里，还不足现在的十分之一，城里除了布达拉宫及周围的雪村，再就是大昭寺周围的八廓街，见不到其他的繁华街道。李航被安排在自治区第一招待所休整，看到街上的人腰挎藏刀，身材剽悍，怕得根本不敢出门。黄昏，李航站在二楼的窗口朝大昭寺方向张望：密密麻麻的人流围着寺院高墙无声地走着，好似一个逆时针卷动的黑色旋涡。
接待大学生的，是一位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入藏的“老支边”。他告诉孩子们：“你现在看到的西藏，已比我来时好多了！当初我随部队入藏，这里还是农奴制，城里没灯没水，贫困破败。大昭寺西面就是个乞丐村，小昭寺前也是乞丐的聚集地。当时拉萨只有三万多人，乞丐就有三四千。”尽管“老支边”一再强调，西藏的生活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眼前萧条的街景，毕竟跟李航想象里的“太阳城”相去甚远。对刚跨出校门的年轻人来说：历史，毕竟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初到拉萨，李航看到的只是一幅转经的街景，再去拉萨，则是半年以后的事了。1979年9月，分到山南地委的李航凑了三天假日去拉萨参观，并请一位热心的藏族朋友引导，去了神秘的布达拉宫。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