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5年第2期-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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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菲离婚的结果是，带着女儿搬出了两人共同建造的小家，在“五爱”市场附近租了半间平房，大概也就五六平米的样子，还给了丈夫三万元钱。从此，每天清早上行，高小菲都不忍但又不得不把睡梦中可怜的女儿轻轻叫醒，然后蹬着“倒骑驴”带女儿一块儿去市场卖货。即使外出上货也要把女儿带在身边。“五爱”市场正式建成后，高小菲倾其所有买了一个摊位，随着“五爱”名声的逐渐大噪，高小菲的生意也越做越顺了。到了女儿上小学那年，高小菲毫不迟疑地把女儿送到了昂贵的私立小学。“我这么做是因为女儿打小跟我吃了太多的苦，其二也是最重要的，我就是豁出这条命，也要把女儿培养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大学生。我这辈子算完蛋了，可我不希望女儿今后走我的老路。”
高小菲如释重负地长叹了口气。
第一天出货只出了六百条。高小菲有些不高兴地问吴老板：“老吴，你不说一天有加工八百条的生产能力吗，怎么今天才出了六百条的货？”吴老板抱歉地解释说：“厂里有几台新进的机器出故障了，我正找人抢修呢，一两天之内准能修好。到时候，我保证每天给你们发过去八百条。”“真晦气，偏偏这个时候机器出毛病，这不耽误我们批货嘛。万一因为出货慢赔了钱怎么办？”高小菲冲吴老板大声地吼了起来。“阿菲，不要这么激动嘛。实在不行，我就把剩下的一千条拉到我广州的档口去批好了。”吴老板抹着额头上的汗水，低声下气地说。事已至此，我俩也不好再埋怨什么了。
我和高小菲从广州押回来的第一批货，连市场都没进，直接就拉到库房批给了那些早已等待好几天的老客户，六百条裤子一条未剩。第二天到货后，我预先留给了大伟和小伟各五十条，让他们小卖，自己也留了五十条小卖。我可不能让自己租来的摊位空着，更不能让那几个我花大价钱雇来的“裤样子”干闲着，早早下行回家。剩余的裤子拿到市场去批，同样是一扫而空。
快中午的时候，高小菲脸色阴沉地来摊位找我，见了我就气哼哼地说：“你马上把大伟代卖的货收回来，他也太不像话了，这不是找茬吗？”高小菲的口气不容置疑。原来，由于大伟离高小菲的摊位比较近，一些犹豫着想拿高小菲货的人，就被大伟叫过来，告诉那些拿货的人说，我家的现货剩得不多了，但等两天就能大批到货，她不是批你们一百二十元嘛，到时候我批给你们一百一十元。拿这种高档货可不是小事情，一条差十元，一百条就差整整一千元，你们掂量着办吧。拿货的人见大伟摊位上挂的货果真与高小菲家的别无二致，就信以为真，找到高小菲说她不讲信誉，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高小菲被问得一时摸不到头脑，开始还以为是我从中“作扣”，但又觉得不可能，细问之下，才知道是大伟在里面瞎搅和。而高小菲显然不便直截了当去找大伟论理，况且大伟又是从我手里拿的货，就让我把大伟代卖的货收回来。
大伟这事做得的确是过分，太令人恼火，可我真的很为难。我知道大伟的这一无理举动明显是冲着高小菲去的，但他实在不该拿我让他代卖的“红门”货充当“由头”，而坑害了我对他的哥们义气。可我死活也拉不下脸来让大伟在众目睽睽之下“摘货”。毕竟，我与大伟有着十年以上的交情。
我佯装恼怒地说：“高姐，你先别生气，我这就去找他。”这是我第一次张口叫高小菲“高姐”。高小菲怔了一下，态度才稍稍缓和了下来。
我几乎是在拥挤的人流缝隙中，一溜儿小跑去的大伟摊位。“你他妈的也太不够意思了吧，干的什么埋汰事呀。”
大伟递给我一根烟，我没接。“怎么了，真生气了？”大伟还是笑嘻嘻地明知故问。
“不管怎么说，高小菲跟我现在是搭档。你砸她的牌子不也是毁我的生意吗？本来高小菲就不同意让人代卖，这么红的货还用代卖吗？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哥俩好？现在倒好，高小菲直冲我撂脸子，你不是弄得我左右为难吗？”我不管不顾地冲大伟大发了一通牢骚。
大伟往地上吐了口唾沫：“我就是看不惯她那个牛逼样，得得色色的，像自己做多大买卖似的。再牛逼她他妈的不也是个臭卖裤子的吗？”大伟这话就有点浑不讲理了。
“你这个人就是太爱记仇，这不是故意找茬吗？多大事儿呀，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没完没了咋地？”
大伟又干笑了几声：“没有没有。”然后有些尴尬地说，“你去跟她说一声，就说我不是有意的不就完了吗？下次肯定不会再出这样的事了。”
我没好气地说：“你说得倒轻松，有能耐你跟她解释去，我说不清楚。再说，我现在说什么她也不会相信的。”可我又不忍心让大伟太为难，“这样吧，下午我们出去吃个饭，就说你买单。但你放心，哥们儿是不会让你出血的，完了我再把钱给你。”
“那怎么行，我请你吃饭是正常的，咱哥俩谁跟谁呀，但让我请那个婊子，呸，门都没有。”大伟的犟脾气又上来了，“我才不干这种虚头八脑的事呢。”
我拿大伟一点办法也没有，双手一摊说：“那这样吧，下午的饭我请，这回总可以了吧？”
大伟面有难色：“你干吗这么让着她？为这么个臭娘们，看把你给折腾的。”大伟用一种怒其不争的眼神望着我，又无奈地冲我撇撇嘴。
我知道自己这是没事找事，给自己添堵，但事已至此，我总不能再火上浇油吧。
于是，我又找到高小菲，讪笑着，尽量诚恳地说：“我刚才问大伟了，他说他真的不是故意的。真的！”
高小菲轻蔑地“哼”了一声，怒气未消地点上一根细长的白摩尔。
“这事我看就算了吧。”我盯着高小菲吐出的蒙蒙烟雾说，“大伟想下行后请你吃个饭，赔个不是。怎么样？”
“跟他这种人吃饭？”高小菲满脸不屑地说，“要去你自己去吧，我可没那个闲工夫。只要他别搅了我们的生意，比什么都强。”高小菲的话虽然有些盛气凌人，但她起码没再提让大伟“摘货”的事，我心里也就踏实多了，自然也就没好再勉强高小菲。
这事就算这么过去了。
接连一星期，“空运”的新货虽然落地就“亮”，但吴老板还是每天只给我们发过来六百条。终于，吴老板打电话过来，告诉高小菲机器的故障排除了，明天就能正常发货了，保证每天八百条。那天下午，我把凑够了的二十五万元卖货款，如数还给了高小菲，并陪她一块儿去银行把钱存上。高小菲笑着客气地说：“干吗这么着急还钱呀，我也不急等着用。”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早晚都得还，何必呢。早还还能落下个‘早借早还，再借不难’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呢。”人的心情一好，连说出的话都顺畅。
我还想约高小菲吃个饭，但高小菲摆摆手，“现在还不是庆功的时候，等大功告成了，咱们一定要痛痛快快地玩个通宵。”
生意场上的风云，总是变幻莫测的。那天早晨我一上行，就发现市场里的气氛明显不大对头。那些拿货的人到我摊位来看货的并未见少，甚至比往常还要多，看得也格外仔细。他们三三两两，彼此交头接耳，嘀咕着一些让人听不清楚的话，但就是没有一个人肯掏钱拿货。我有些不耐烦地躲到大过道上去抽烟。这时，高小菲急匆匆地走过来，抬手拽了我一把，接着继续往市场的大门疾走。我莫名其妙，只得快步追上高小菲：“你这是干什么？神神道道的。”高小菲这才放慢脚步，左右环顾着小声说：“出事了，我们的货被仿了。”我吃了一惊。我太知道“红门”货被仿后的境遇了：“你怎么知道的？”来到市场大门外，高小菲咬着下嘴唇，目光冷嗖嗖地望着远处即将发白的天空：“我早就料到了，我们的货早晚得被仿，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以前我在“南一”市场做生意时，发生最多的情况是“追货”。所谓“追货”就是一个品种卖火了，其他的摊主就会跑到广州进同一品种的商品，于是最先卖此货的人盛怒之下，干脆来个率先“跳楼”，要死大伙儿一块死，谁也别装傻充愣地捡便宜。当然，由于这个品种正处在当卖之时，这类“跳楼”实际上就是批个本钱，并无赔钱之虞。而那些“追货”的人见势不妙，也只能眼睁睁地跟着“奉陪”，有个别能沉得住气的，仍然我行我素，宁死也不肯降价。结果，好端端的一个品种就这样被批得“七零八落”，要不了几天，就能批倒批臭批烂了行。个别能沉得住气的人到最后，要么能“反弹”批上个好价钱，要么死得更难看。当然，这种赌博成功的概率小之又小。
“仿货”其实就是一个高档品种卖火后，被仿造出来的品种，是近一两年才风靡服装市场的。“仿货”通常都是质次价低，以量取胜。
我把双手插在皮夹克的袖筒子里，不知如何是好。“我们降些价怎么样？”我知道这个主意有点馊，但此时我觉得我还是说点什么好。
高小菲歪着头，想都没想就一口回绝了我。“降价？降多少？我们再降也批不过人家呀。他们的货刚一上行，就只批四十五元。”说完，高小菲又自问自答：“降十元、二十元的，根本不起作用，再降我们就只有赔钱的份了。你知道我们后面还有多少货？是一千四百条啊，这得赔到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你说。”高小菲虎着脸直视着我，好像是我故意坏了她的生意。
“那，那我们就还按照现在的批价批？这不是等着死嘛。”我也急了。
“先坚持几天再说下一步。我一会儿就给那个死老吴打电话，让他马上停止空运，后面的货暂时改为汽运。我们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尽量把成本这块先降下来。”高小菲冷笑一声，“那咱们就看看到底鹿死谁手！有人豁出去死，我还豁不出去埋吗？”高小菲这么说，更像是在为自己（当然还有我）加油鼓劲。
当天上午，就有几个开时装店的大户一块儿凑过来劝我降价。他们认为，虽然仿货的质量不能与我的货同日而语，但批价相差太远，势必会对他们造成极大的冲击。老实说，他们的话不无道理。但我始终微笑着，就是不搭腔。问急了，我才装作无可奈何地说：“我也是没办法，这批货的利润实在是有限，降价就意味着赔钱。你总不能让我每天起个大早到这儿来赔钱赚吆喝吧？”
接连三天，我的摊位连批带小卖才出了八十条裤子，多亏了大伟和小伟，这哥俩儿并没有因为我的货滞销就把货返回来，而是更加卖力地为我增加销量。这三天，他俩帮我卖出去了三十多条裤子，有些裤子的卖价就是我让他俩返的钱。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就是，这些剩下的货能“跳”多少钱，怎么才能少赔点。再这么无谓地拖下去，我的神经实在是撑不住了。我要向高小菲讲明我们目前的处境，并尽快制定出一个“跳楼”的计划。不然天一热，想“跳楼”都找不到“窗台”了。
这时，高小菲突然打来电话，让我火速赶到“紫藤蔓文化餐厅”，说有要事商量。
我俩还是坐在上次吃饭时的位子上，高小菲明显地露出了疲态，眼泡红肿。我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我想，高小菲怕也是撑不住了。既然这样，还是由她主动提出“跳楼”更好一些。毕竟，我是个大男人，在这种事情上，男人要点脸面，多点虚荣心还是情有可原的。
高小菲打着哈欠，伸了个懒腰，人立马就精神了起来。她挺直腰板，用腹部顶住桌沿，颇神秘地小声说：“那几个开时装店的大户并没有离开沈阳。”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高小菲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没好气地问。
“当然有关系了。”
“也许他们是在等谁家的新货吧。”我知道，那几个开时装店的大户都是专营西裤的，而此时的季节正是新货层出不穷的时候。
“他们能有耐心留下来，一是想等家里反馈那些仿货在当地的销售情况；二来就是盼着我们的心里防线早点崩溃，然后再联合起来逼迫我们就犯，大幅度降价，他们好从中谋利。”
“那我们何不将计就计，多降些价，好让他们大批拿货，说不定，我们还可能保个本呢。”我终于忍不住流露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我们下这么大工夫和本钱，可不是为了什么保本的。我们是在做生意，做生意天经地义就是为了赚钱。该赔的钱，只要能赔个明白，我会一眼不眨地赔；可该赚的，一分钱都不能让它从我的手指头缝里溜出去。”高小菲显然听懂了我的丧气话，“刚才，他们几个来找过我，让我降二十元钱，就把库房里的裤子全‘兜’了。我都懒得理他们。我估计，他们是家里断货了，在催他们赶快进货呢。”正说着，我的“大棒子”响了，是一个时装店老板打来的电话，说来说去，无非一个意思，降价，每条降价十元，就“兜”货。我和高小菲不约而同地把身子探到桌子中间，高小菲也把耳朵凑到话筒旁。我们的脸几乎贴到了一起，彼此都能听到对方的呼吸，高小菲一个劲地笑着冲我摇头摆手。对方见我无动于衷，只好沮丧地挂了电话。
“最多再等一两天，他们肯定会找我们拿货的，我保证。”高小菲的脸因兴奋而涨得通红，跟打了鸡血似的。说完，高小菲端起满杯的“通化”红葡萄酒与我连碰了几下，一仰脖，咕咚咕咚地倒进了肚子里。
第二天上行后，我发现那几家卖仿货的摊位前格外热闹，许多拿货的人背着大包小包愤怒地嚷嚷着要退货。原因是裤子的腰围、裤长、尺码都不足，更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