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5年第2期-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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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在后座上躺下了。
刘得金躲在汽车的后座上，从贴了膜的窗外看不见他。夜色被路灯光各个击破，显得非常零散。偶尔有人从汽车旁边走过，但是谁也不会知道刘得金就躲在这辆汽车上。
为了这辆汽车，艾静已经好几天都不给刘得金机会了。
7
在艾静面前，刘得金回到了买车以前的状态。
结婚这么多年，刘得金由一个邋遢的农民后代，变成了一个几乎有洁癖的城市居家男人。刘得金天天洗澡，天天吸地，天天拖地，天天擦家具窗玻璃和皮鞋。他无法容忍自家地板上的一粒尘灰、一根头发，必须把它们清除干净，才能够安心地坐下来。在家里，他总是跟各种灰尘作斗争，跟各种不良习惯作斗争。到了最后，不是艾静忍受不了刘得金，而是刘得金变得喜欢批评艾静了。艾静的衣服到处堆，艾静的化妆品胡乱放，艾静看完书报随手一扔，这些都让刘得金受不了。最让刘得金心惊胆战地是艾静爱吃零食。每次艾静吃饼干，嗑瓜子的时候，刘得金的一颗心就升到嗓子眼上。艾静吃完之后，刘得金飞快地拖来吸尘器，来来回回地吸了好几遍，这才感到放心。刘得金还学习了熨衣服。他的衣服和艾静的衣服，都熨得平平整整的，然后被妥妥贴贴地挂在衣柜里。
刘得金对此沾沾自喜，艾静却不以为然，“得意什么呀，你本质上还是一个农民……”
刘得金说：“得了，谁不是农民？一百年前，上海到处都是农民！”
艾静冷冷地看着刘得金说：“张国荣不是农民！”
但另一方面，为了表示自己嫁人正确，艾静在自己的母亲面前，从来都显出对刘得金极其维护的架势。有其母必有其女。在挑剔和计较上，艾静跟她母亲非常相似。可是当年不知道怎么的，艾静就鬼迷心窍地答应嫁给了刘得金。维护刘得金，纯粹是一件面子上的事情。艾静跟她母亲是传统的死敌。她们凡事都针锋相对，毫不相让，互相看不起对方。在嫁人这件事情上，母亲一直持强硬的反对态度，并且对艾静不听她的话耿耿于怀。
那天丈母娘带着一个老姐们来视察，艾静嘱刘得金好好露一小手，做点好吃的，让老太太高兴高兴。刘得金就着实地辛苦了整整一个上午，搞出了九菜一汤，满满一桌子，都是丈母娘喜欢的本邦菜风味。可刘得金才在她们唠磕的时候，听见丈母娘跟艾静说：“刘得金，苏北人，讲话的腔调听起来怎么听怎么不舒服……”
8
一直过了十几天，小周的脑子里都在回想着那次惊心动魄的追逐。
小周使劲地鸣着喇叭，还从窗玻璃探出脑袋断喝：“站住！站住！给我站住！”
那人慌不择路，跑到了汽车道中间。那些奔驰的汽车都尖厉地鸣笛，场面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
等小周赶到的时候，那人躺在血泊里，像条搁浅的鱼一样，已经停止了抽搐。
9
第二天小周和艾静在星巴克二楼靠窗的位置坐下，一边看着淮海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和人群，一边轻轻的啜饮着咖啡。窗下的汽车和行人虽然络绎不绝，熙熙攘攘，但是都显得很有秩序，在交通警察的指挥下，各行其道。他们都是陌生人，跟小周、艾静从不认识，也许永远也都不会认识。他们就从他们的眼皮底下，一闪而过，就像一阵风吹起的尘埃一样。这个世界上竟然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汽车，而且彼此之间毫无关系。星巴克二楼也坐得满满当当的，大家都在说话。边喝边说，边吃边说。说话对于一个人来说，跟吃饭一样至关重要。
小周轻轻地喝了几口咖啡，看着窗外，忍不住眼睛又湿润了。
艾静关切地看着小周，就像一个体贴的姐姐一样。
艾静说：“小周，你得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忘掉才行。”
小周点点头。
过了一阵子，小周又说：“可是你知道吗静姐，那个人他不该死……”
“是啊是啊。”
“他不过是划了我的车而已……”
艾静看着小周，心里感到非常忧虑，“小周，这件事情不是你的错。”
小周看着艾静，嘴角里露出一种让人不安的笑容。 “静姐，你讨厌农民？”
艾静说：“嗯。”
小周说：“我明白了。”
艾静不解，“你明白什么？”
小周说：“你讨厌农民啊？”
艾静说：“这有什么啊？”
小周平静地说：“没有什么。”
10
刘得金紧张极了，他双眼紧紧地盯着车外的那个人，一动不动。
现在还不是时候，要忍。
在婚姻生活上，刘得金已经忍得了成绩。可刘得金无论怎么样努力，总是洗脱不了自己身上那种农民的印记。他就是放进洗衣机里洗涤一天，然后捞出来阴干，熨平，然后送到美容店里做护理，穿上高级意大利服装，一张口，也还是苏北口音。苏八人！苏北的“北”字，被艾静的妈妈说成“八”，这里面就包含着讥讽和不屑的意味。在艾静妈妈那里，哪怕艾静失身，哪怕艾静去红灯区卖身，也没有嫁给一个苏八人一样让她感到抬不起头。街坊邻里一提到她的女婿，就这么说，侬的苏八毛脚女婿……艾静妈妈恨不得自己是聋子。她的这种难堪的心情，也传染了艾静。艾静开始怀疑自己当年怎么会失心风到这种程度，竟然冒冒失失地嫁给了刘得金这样一个毫无情趣可言，一点幽默感都没有的苏北人的。她的人生一开始就出错了。当刘得金爬在她身上像狗一样舔她的身体的时候，艾静就感到非常无奈。而对于刘得金来说，把艾静按在床上，狠狠地干她，就不单是一种正常的、必须的夫妻性生活的问题，而是他本人发泄诸多不满的一种渠道。刘得金在最兴奋的时候，嘴巴里最想说的是：我操你妈！我操你足足十八代老祖宗！
这个人越靠越近。这个家伙是一个中年男人。刘得金终于看清楚一点了。
他的脸几乎要贴在了车窗上。
刘得金几乎就像是一条眼镜蛇一样弹了出来，一把扯住了这个变态的男人。
“我操你祖宗十八代的，终于抓住你了！”刘得金兴奋地大声喊叫起来。
“喂喂，你放手，你放手！”
“放手？等我扭送你到派出所里，我就放手！”刘得金得意洋洋地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我可是人赃俱获了。”
“先生，你弄错了，你弄错了……”中年男人挣扎着说，“我是物业管理的……”
“我管你是什么的？”刘得金说，“你就是国务院总理，今天你也得给我说清楚！”
“说清楚什么？”
“你为什么要一次二次三次四次地划伤我的汽车？啊？”
“你认错了，先生！”中年男人气恼地说，“我是物业公司的经理……这段时间很多业主都反映了自己的汽车遭到划伤的事情，我们研究决定，要加强巡逻管理。刚才我看到你的汽车似乎有点动静，所以跑过来检查检查，看看发生什么问题……”
刘得金狐疑地看着对方，手并没有松开。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甚至把身体斜依在刘得金汽车上，坐在汽车引擎盖上，饶有兴味地围观。刘得金还没有来得及注意到这种情形，不然他要心痛坏了。
有人说：“他真的是物业公司的经理……”
回到家里，草草洗漱完毕，刘得金躺在床上，思考着自己的行动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刘得金决定再次设伏，不然他就寝食难安。
这次，为了以防万一，他必须带上一些必备的工具。一包口香糖，以便打发无聊时光；一把手电筒，能够震慑歹徒；一把榔头，防备歹徒铤而走险；一只哨子，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刘得金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艾静什么时候回来了，他也不知道。艾静轻轻地躺在他身边，脑子里却一刻不停地想着小周的事情。他们分别想着心事，这个心事都跟对方无关。
11
“死者是一个农民……”小周沉浸在悲伤的气氛里。
小周这段显得非常忧郁，在艾静看来，这种气质要是刘得金身上有哪怕一点点，艾静就会对他另眼相看了。可是刘得金没有。小周则不然，他虽然给人一种不太喜欢修边幅的感觉，但是这种随意有时候让艾静想到她要是有个这样的弟弟该多好。
“我并没有看不起农民……”艾静说。
“静姐，你不必否认，城里人和乡下人就是不同的。”
“小周，你想得太多了……”艾静说。
“不是我想的太多，而是事实如此。”小周说，“静姐，那天一定是他还没有找到工作，不然就不会背着一个包在这条繁华的街道上瞎逛。”
艾静平静地看着他，等着他把话说完。
“他家里一定非常贫穷，穷得过不下去了，他家里一定还有一对老父母，娶过门几年的老婆，还有孩子，他们都在眼巴巴地等着他汇款回去呢……可是，就这么被撞死了。他的命，难道抵不上我汽车门上的一道划痕……”小周异常冷静地说，“知道吗？静姐，我也是农民。”
听小周这么说，艾静心里有些慌张，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她本来想安慰小周的，却被小周的话弄得心烦意乱。知道小周是农民之后，对他怎么看？是不是也要像对刘得金那样，无论他怎么样，因为他的出身卑微，都看不起他？
艾静没有把握。
这些天老是早出晚归，刘得金也不详细询问。艾静觉得有些内疚。不管怎么说，刘得金是她的丈夫，但他们就像是一个窝里的乌鸦和斑鸠一样，从来都飞不到一起。
小周说：“静姐，你知道吗？去年我弟弟死了……我家里父母亲跟他住，还有他的妻子和一个不到三周岁的女儿。”
艾静看着小周，眼神充满了怜悯。 “对不起……”艾静被小周的话惊呆了。
小周深情地看看艾静：“静姐，你是一个好人。”
后来，艾静用汽车把小周载到新天地，他们在一家歌厅里听歌，喝血红玛丽。再后来，小周把车开到小区门口，艾静就让小周停下来了。她留了一个心眼，觉得这么深更半夜的，跟一个男人回来不太好。但是她下车之后，小周还是顽强地下来了。
“我必须送送你，不然我还是个男人吗？”小周说。
艾静只好点头同意。
到了门洞口，艾静说：“好了，到了，谢谢你。”
小周说：“静姐，也谢谢你。”
艾静笑笑，打开防盗门，进去了。
小周看着艾静的身影消失在楼梯上，这才转身向外。
夜色已经很深了。小区非常安静，小周的脑子里时而浮现那个躺在血泊中的民工的形象，时而想到他弟弟的模样。小周感到非常难受。他向一辆汽车走去，顺手抄起腰间的钥匙，沿着汽车的车门向后划去。
夜晚真是太安静了。
在一个城市里，这么安静的夜晚非常少见。小周听到自己钥匙划在汽车上的声音时，不远处停着的一辆汽车的后门突然打开了。一道强烈的手电筒光打在小周的脸上。
“我操你祖宗十八代！终于抓住你了！”
2003…8…10
叶开，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口干舌燥》《我的八叔传》。现居上海。
少年朱小康（短篇小说）
吉木狼格
一九七五年的夏天，朱小康和他的同学倪林坐在火车站的铁轨上，这是成昆线上的一个小站，位于凉山境内。在闷热的天气里，风顺着铁路吹来，让人感到一阵阵凉爽。
朱小康和他的同学倪林坐在铁轨上数钱，他们反复数了几遍，最后确定每人分得三十八元五角。他们都很兴奋，三十八元五角，在一九七五年的夏天，这可是相当大的数目。当时流行打零工，一到放假，几乎所有的中学生都会想方设法去找一份零工做，而大人们也总是尽量提供这种机会。当然，在一九七五年的夏天，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份零工的，很大程度上，得靠关系。朱小康和他的同学倪林这年初中毕业，在班上他们两个关系最好。倪林的父亲是小站的站长，在这个暑假，小站要修建一幢平房。倪林的父亲把工程交给那个包工头，条件是修建平房所需要的沙子，让小站上的几个学生到河里去背上来，然后量方计钱。倪林求父亲允许朱小康和他们一起去背沙子，倪林的父亲同意了，虽然朱小康并不是铁路子弟。就这样，他们背了整整十八天的沙子，在炎热的夏天，尽管汗流浃背，只要一想到在他们空空如也的口袋里将会揣上自己挣来的完全由自己支配的人民币时，他们的脚板总是翻得很快。一般来说打零工能够挣上几元钱就很不错了，而这次朱小康和他的同学每人挣了三十八元五角。
倪林问：你有什么打算？
朱小康说：假期还没有完，我想到昭觉去玩几天。
倪林问：昭觉？你们家就是从那里搬到甘洛来的吧？
朱小康说：嗯，搬过来三年了，我想去看看。
朱小康没有说他到昭觉的真正原因——去看大哥。三年了，他对曾经居住过的县城已经有一些模糊，只有大哥常常出现在他的眼前，他记忆中的昭觉都是与大哥有关的昭觉。他想象着当他见到大哥后，从兜里掏出钱来说：我挣了三十多元。大哥一脸吃惊的样子，说：挣了这么多呀？那时候我不知道有多高兴！
和倪林分手后，朱小康几乎是跑着回家的，小站离甘洛县城有七八公里，回到家已是下午两点过，父母都上班去了。朱小康换了一条蓝色的长裤、红色的背心，再把那件最爱穿的绿色军衣搭在肩上。他知道昭觉的海拔比甘洛高，即使是夏天，早晚还是有点冷。从家里出来，他到县城最大的糖酒店买了两包香烟——一包牡丹、一包大前门。牡丹是商店里能够买到的最好的香烟。他想，牡丹给大哥，我抽大前门。虽然到了昭觉以后，他和大哥要买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