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5年第2期-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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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了。
“喂，臭小子，看什么看！”横了旁边眼里笑意暧昧不明的他一眼，索性上楼去了。我们高中号称全省最优秀的学校，其教学楼盖得极豪华无比，两边有直升的学生电梯，卫生间也是洗手液擦手纸巾一一俱全，就是外观上像一个巨大的WC。这个超级WC的顶楼有一片开阔的天台，我没事的时候就喜欢翻上去休息。有的时候是和莎莎她们一起买了早饭带上去吃，有的时候是躲在上面逃体育课800米长跑的考试，更多时候是一个人躺在上面看大朵大朵的云彩如容颜般的从这个城市上空掠过。
后来的日子里那个臭小子几乎天生是和本小姐作对的，分组的诗词讲解，我要是号召本组讲一套纳兰词，他就非要朗诵“八千里路云和月”。班里班服民主化，我要是提议班服做成英伦格子制服，他就肯定在捣鼓男生一起穿中山装做班服。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大体上就是：他讽刺我小资孜孜孜孜，我训斥他小农脓脓脓脓。每三节课就会为我的马尾巴和他的脸小吵一架，每三天就会为新出现的大问题大吵一架，吵架的收式他总是闭着眼装睡着，而我总是咬牙切齿的一字一句：臭！小！子！
男女不得坐前后，我看男女真的不得坐前后，天天气得我腰子都疼，我怀疑我手掌上又清晰又细长的生命线是否会受到那个臭小子的影响而缩短。
“哼！臭小子。”
就和你刚洗了车子天空就下雨、刚换了新衣服就撞衫一样，事情往往总是你最不想遇到的那一种，所以每当老师进行座位调整时我满心的期盼总是被狠狠地砸在地上，我和臭小子的前后位置居然在老师千变万化的调换位子中稳若磐石，就这样坚韧不拔地一直坐了两年。在这两年当中，我训练了自己超强的作战能力，收集了详尽的对敌斗争经验。
其实斗争的最本质的还是看谁先激怒谁。当然，在斗争的初级阶段，因为我是女性，这一生物体的特征决定了我是比较容易被激怒的。所以每当我像刺猬一样刷地亮出浑身的刺拍着后面的课桌准备暴走的时候，就会发现座位上的臭小子脸上显现出了一种欣慰的笑容，仿佛获得了莫大的快感。这点让我在暴走的时候十分不爽，有后悔上当的感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本小姐逐渐体会到“忍”字的真谛的时候就是到了防守反击的时候，而我采取的措施概括来说就是“冷艳”他。
何为“冷艳”？就是指微笑着完全无视那个混蛋的存在。比如要下去买零食的时候帮周围每一个同学带一份而偏偏不带给他，比如不回答他的任何问题，比如他越来激我我越笑得灿烂，比如到每个同学位置上去收作业本就是不收他的，等等等等。这个看似和平共处风平浪静的阶段其实最是暗藏杀机斗智斗勇。臭小子仿佛每一拳都打在棉花上一样索然无谓，终于有一天我回头发现他安静地趴在桌子上，眼里有了我在天台上看到的夕阳一般落寞的神情。突然我意识到自己是不是过分了那么一点点。毕竟，再怎么说也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因为当阶级矛盾降临时，人民内部矛盾就可以暂时先忽略不计的。比如在我趴在桌子上昏睡的时候突然被老师点名要求回答问题而我不知道是哪一道题目甚至不知道是哪一门课的题目的时候，就只有依靠四面八方人民的帮助才能度过难关了。所以当高三如洪水猛兽一般汹涌着咆哮着冲到我们面前时，由于地理位置的战略重要性，我和臭小子不得不在隔三差五的小考小测中结成战时友好同盟关系。考试高于一切，这对我等学生来说是不成文的规定。
一般来说，到考历史的时候我都会主动示好，咧着嘴假笑：“嘻嘻，臭小子。”据我观察，他在历史课上睡得最放肆，说明肯定有相关技艺傍身。果不其然，不管老师报出什么历史事件他都能在半梦半醒中说出它的发生时间，精确到月。据说他从小就是在史书里长大的，吃饭的时候看《左传》，上厕所的时候看《史记》，失眠的时候看《吕氏春秋》，所以培养了优良的历史感觉，不用看书也能直接从元谋人侃到改革开放。
但是到进行英语语法周的时候，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臭小子每天上供的一个红苹果，那段日子我的每周一歌也改成了AQUA的AN APPLE A DAY。我是一个懒人，一般一段时间之内只能喜欢听一首歌，看一场电影或着爱一个人，多了的话会把我脑袋弄成糨糊。但是再糨糊也糨糊不过那个臭小子的英语语法脑袋。所以他只有牺牲一个苹果来避免让卷子上的分数染成苹果的颜色。
啊呜，苹果真是好吃的东西。
高三的生活就在我们的斗争与合作中穿插而过，而我终于也到了可以和那个臭小子彻底决一胜负的时候了。高考前最后一天他又像第一次坐到我后面时的那个早晨一样敲了敲我的背：
我正处于浮躁的时候如同往常一样猛的一甩辫子，“干嘛？”
他没有说话只是盯盯的看着我好久好久，眼神如同刚出世的小狗让我突然觉得又平静又忧伤。
“喂，好好考。”
我觉得臭小子的声音从来没有这么温柔过。
在他递给我苹果的时候没有；在他意外地在学校门口遇到他外婆，而他外婆正好又有八百块钱，而正巧我又忘带了学费的时候没有；在大冬天里他家正好种了我最爱吃的莲子的时候没有；在他终于把我激得准备发火的时候胜利般地露着小虎牙微笑的时候没有；在他每天放学前跟我啰嗦一遍明天要交的作业和上的课的时候没有；还有还有……
“你要死啊？”莎莎用手在我的眼前使劲的晃啊晃啊，可我脑袋里还在拼命地想啊想啊。
“好了，别晃了，蝴蝶皱都出来了。”我木然的指指莎莎的手臂。她迅速尖叫着跳开了一步。
“喂，”我拉着她狐疑地问，“你觉得那个臭小子今天有没有什么和以前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啊，还不都是那个样子嘛。走啦走啦，后天就考试了呢。”
“咦？臭小子——”
我就这样带着满腔疑惑离开了我的高中时代。
并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大学的课程安排得比较稀松，有的时候就卧在寝室里和莎莎打打电话共同怀念以前的美丽时光，听她说，那个臭小子考进了我第一志愿的那所学校。唉，也难怪，现在回想起来臭小子其实聪明得很，不像我别的都行，这一次考试不行就什么都算扯淡了。没有锦，添个什么劲的花呢。
十一过后，我回寝室里的时候大家已经早就到起来，一起笑眯眯地看着我，我不明就里的愣了三秒钟之后突然看到我的桌子上醒目地放着一个大大的红苹果，苹果下面压了一个信封。
我迅速拆开信封看到了这些熟悉的字迹。
“我实在不放心你，傻丫头。”
（靠，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是他，还这样叫我，都叫两年了不嫌烦啊，不过他不是在上海上学吗？）
“……没有你在我前面神气活现地甩马尾巴，生活实在过得了无生趣。没有我天天给你带苹果吃你肯定嘴角又会上火吧？没有我天天“压制”你一下，你肯定又会逞强吧？早就告诉你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也不知道你听进去了没有。真是让人不放心……”
“……你不要怪莎莎，是我用巧克力威逼利诱她把你的所有志愿都告诉我的……”
（靠，怪不得那一阵子莎莎天天谄媚地笑得和巧克力一样。）
“……我为了偷懒不想费脑子在狗屎报考志愿上就按你的表格抄了一份。结果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居然上一志愿，你掉到二志愿去了。大概老天在玩我吧……”
“……我现在上的这个学校还可以，既然是你的第一志愿嘛肯定有什么地方是你很喜欢的，所以我正在积极寻找中。但是我总觉得少了什么重要的东西，过得很不开心。我知道你个傻丫头最会情绪化和脆弱的了，肯定天天在寝室睡觉不想上课，肯定一天到晚怀念过去不肯往前走，肯定不可能像以前一样一逗就生气了，那个时候你多可爱啊……”
“……所以我决定过来看看环境，不然实在是不放心。结果看了以后……唉，像你这样娇生惯养的傻呼呼的，怎么能住得习惯，又不会迅速地适应环境跟别人竞争？果不其然吧，我一进来指着位置最差最破的一个床铺一问，果然就是你这个傻丫头的。你神经衰弱又怕冷怎么能睡在这风口上，又离门最近的位置上呢？懒得骂你了我都快气吐血了。你你你你自己看怎搞？……”
“傻丫头，我要走了，火车票上规定的时间快到了。这几天天变得厉害，就连我这么强悍的人连续睡几个晚上候车室都有点抗不住了，晕呼呼的。告诉你，千万不许把我来过的事情告诉任何人，莎莎也不行！不然让他们那帮混蛋知道我干过这么丢脸的事情我就把你的辫子剪下来！”
“算了，是吓你的，你给我剪我还不舍得呢，你扎马尾巴的时候最好看。拜拜，留个苹果给你吃。以后要记得天天自己给自己买着吃。”
我站在走廊上瞪大眼睛把纸上的字颠过来倒过去的看了三四遍，觉得越看胸口越闷得慌。我突然想到只有他经常哼的那首歌中间的几句歌词能解释我现在的情绪，那好像是：
因为日子还要一天一天过
我们还要相依为命的争斗
因为日子还要一天一天过
我们还要相依为命的奚落
啪嗒、啪嗒……手里的信纸被打湿了。
“喂，”我哽咽着在心里默默念叨，“臭，小，子。”
C——THE END
远行者和离家出走者的小说
李敬泽
在此，我试图展示中国小说写作的诸种可能性——
陈希我，他从肉体、从物质出发追究我们的灵魂，由此他为中国小说探索一种崎岖艰危的精神向度。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和中国的小说家们猝然遭遇消费的时代，肉身华美丰肥，它几乎覆盖一切。上世纪80年代文学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是“饥饿”的主题，历史的、肉体和精神的饥饿，而90年代文学的重要主题是“饕餮”，肉体和物质是这一时期文学闪闪发光的主角，新的经验令人眩目、令人震惊地印证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我们当初显然没有料到会如此之快地感到厌倦和麻木，肉身沉重，吃饱了的肉身更为沉重。如果说，80年代的饥饿主题最终推动出莫言、阎连科那样盛大激越的感官世界，那么90年代的“饕餮”竟很快昏昏欲睡，似乎力比多已经耗尽，但筵席迁延不散。
陈希我使“饕餮”的主题获得新的方向和力量，他的策略惊人地简明，他就是向所有饕餮者发问，问到底：有意思吗？有意义吗？在这红尘滚滚的俗世中我们如何梦想天堂又如何身陷地狱？
但陈希我的质问空无依傍，他在假扮上帝。而上帝，对我们来说根本不存在，因此他面对的人群不知何为罪也不知何为罚。
——文学的艰难和寂寞令人沮丧。一个小说家，当他想象和规划人的命运时，他并非随心所欲，他必定怀有关于人的某种根本信念，对小说中的人物、对小说之外的读者，这种信念如同空气、水，如同大自然，是一切得以发生的条件。如果这种信念不存在，命运就无从谈起。中国的小说家们在书写“现实”时讲了无数故事，提供了无数细节和姿态，但是他们却无从表现命运，他们能够抓住的只有此时。
换一种说法：如果仔细观察有关当代生活的中国小说，你会发现，那些故事里基本上没有死亡，大地阳光普照，死亡的阴影全消。即使是一个人物死去，这也仅仅是一个错误，一个偶然。小说家们如同司机，他和大街上千千万万的驾车者一样，把死亡理解为事故，它不能对我们风驰电掣的飞奔构成疑问。
没有死亡，当然也就没有命运，有的只是津津有味的利害得失。死亡的缺席，表明中国小说家缺乏对生活和生命提出根本追问的意愿和能力，当然，如果把小说家放回人群，我们就会看到，他们的无能反映着更为广大的荒凉，生命正在被消费，生命并未成为思考和追究的对象——也许深邃的焦虑在人群中隐约涌动，但是，这种焦虑是无名的、无形的，它找不到语言，我们已经失去或者竟从来没有过关于生命之终极的普遍的、深入人心的概念、象征、表意系统。
这就是小说家的困境，生命的意义疑难在我们的思想、文学传统中和我们的日常经验中都未经深思熟虑，小说家要在荒野中搭盖房屋，没有砖瓦厂、建筑队、工程师，他甚至不敢肯定这幢房屋将会有人来住。
所以，我理解陈希我那种艰难、偏执，有时是枯燥的努力；我赞叹须一瓜的机智。我在此选择了她的《04：22，谁打出了电话》和《蛇宫》，这大概是她仅有的未能在文学界广受称道的作品。但这恰恰证明了我们的编辑和批评家们有多么狭窄，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混杂的风格，除了平滑的“写实”，中国的小说容不下古怪突兀、疯狂喧哗，好像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现实”真的如此平滑单调。而这两篇小说中，我所推重的正是那种混杂的、不和谐的、浓烈甚至俗艳的风格：展示…观看的元素、警匪片的元素、恐怖片的元素、新闻调查的元素，等等，这些元素构成了大众的想象域，大众由此理解和想象现实。须一瓜的机智在于，当陈希我一刀一斧、大汗淋漓地克服困难时，她轻巧而快乐地借用和篡改大众表意系统中的各种策略和符号，由此她达到了与陈希我近似的目的——提出根本性的追问。
在陈希我那里，人孤独、痛苦地探索自身的命运。在须一瓜那里，人在庸俗的想象中忽然遭逢了“上帝”。而张楚，他没有陈那么坚决，也没有须那么精怪，但他的眼光比陈和须要更为复杂，有更强的经验敏感。也许，张楚比陈和须都更为“现实”、更为谨慎，他更贴近我们如同一潭泥浆、难以命名和言说的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