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5年第2期-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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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嘎巴：你说过在70后作家里面你比较看好李红旗跟曹寇，请问你如此评判的依据是什么？
韩东：没什么，就是我看过他们的文章，一个是他们的东西显示出的征兆，另外跟他们人接触，觉得那股劲，能写下去。能写下去。
努力嘎巴：好，最后一个问题。继《扎根》之后，听说你的另一部长篇正在修改中，关于这部即将面世的作品你能否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另外，相对于上一部长篇，你有哪些不一样的预期。
韩东：跟《扎根》完全不同的一部小说，从叙事方式到故事，都是完全不同。这次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男女之事。为什么要写爱情？因为我觉得男女关系在今天是一根很粗的神经，是一种信仰的替代物，人们在男女关系上有一种偶像崇拜。就社会实现层面而言，我当然希望它读的人越多，能产生越大的影响，有更多的读者，能给我这样一个没有工作的人换来一种生活的前景，当然，我是希望它的。就是说读者越多越好，赚的钱越多越好。至于小说本身，那跟这部分是分开的，我肯定是认真去做，而且我也有这个把握。
2004年10月23日
（发表时有删节）
意义的破坏和追求
吴秉杰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研究员）
长篇小说《城与市》是2004年文学界的重要收获。为刘恪先生的这个长篇写一篇评论文字，我颇有点畏难情绪。倘若评论家也属于读者的范围，而读者又是可分不同的兴趣类型的；那么，我不是一个先锋的评论家，在先锋大潮涌动、乍现波澜时便不是。但对于严肃作家的探索之作，我又历来是很敬重的。在阅读《城与市》的过程中，我曾设想了几个题目：“先锋性：新的展开”，“超文本实验的边界及限定”，“互文推进的文本”，“打通一切精神领域与联系世界的努力”等；最后却写下了一个比较传统的标题：“意义的追求”。我觉得这个题目比较适合我。事实上，我认为它也是这个世界目前所面临的最大的课题。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一些先锋创作（主要是中短篇小说）之所以消失，不再被人谈论，其原因也在于此。仅仅是表现生活的空虚，欲望的泛滥与世界的无意义（自己心目中的或面对的世界），是比较容易的；无意义的世界当然不能束缚任何人，于是便有了语言狂欢、叙事游戏及消解一切既有的准则、意义与价值的大量的先锋作品。可它们忽略了对意义的追求本身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更何况中国人的历史处境、需要及对价值的理解和西方还有着极大的不同。刘恪的《城与市》在先锋大潮消退、沉寂了多年后，又推出了这部被人认为是“囊括了一切”的先锋因素、“不可超越”的先锋作品，而更让人惊讶的是，它在意义的破坏中寻求意义，恰是体现了我们所说“先锋”一词真正的时代价值。又为我在传统与先锋的联结处的一系列的“断想”留下了可能。
一
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一跨体先锋文本的创作是出于一种形式冲动；还是意义冲动？
《城与市》的叙事从假定的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我”在一个蛛网尘封的阁楼上发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所遗留的一批手稿，它们是一些断篇残简，由于年代久远，文义亦玄奥难解，分别出自文、祥、冬三个当时的年青人之手。这些不相统属、不相连贯的文字一律采用了第一人称，其中还包括了故事、诗歌、散文、戏剧、笔记、理论等一二十种不同的文体类型，完全打破了传统小说的范式要求和叙事规范。如此看来，《城与市》最初的意象及创作的切入点是出于一种形式实验的冲动？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小说叙述人“我”努力地想把这些看来是零散的、不相统属的文稿结构起来，从一种文类转到另一种文类，从一个叙事转向另一个叙事，为此还要加上自己附加性的叙事。这种结构的要求，隐隐地已表明了某种意义的冲动。从超文本写作的“城与市”中呈现给我们的，似乎都是一些生活的碎片、心灵的碎片，但它又隐含着一种综合的要求。既有高度虚拟、想象的叙事，心灵独白，梦幻，“梦与诗”，戏仿和实验剧等超现实的拼贴；也有一些是属于纪实性、思辨性的文类形式，如日记、书信、随笔、评论、文字考证、辞条分析等，而后者则更是无法离开具体的意义而存在的。《城与市》中若隐若显的众多的人物你可以把它称之为符号，只是别忘了符号都是有指向的。我还注意到了刘恪笔下的O城那地名、交通、路线、建筑等是完全纪实的，分明也是提醒着我们：不要忽视了那缭乱的文体、心灵的碎片后面那实实在在的内容。
语言文字与那些形式感直接、鲜明的艺术门类如音乐、绘画等自然是有所不同的。文学和我们的心灵用同一媒介——语言包裹了起来，这可能正是我们的文学可引为骄傲的地方。一个孩子可能天生地便能够欣赏音乐、绘画，但不可能天生地便能欣赏文学作品。因为文学作品每时每刻都不能拒绝意义。我们的心灵（这也是一个抽象词）是有意义的，并非仅仅是一些本能的冲动。我们的心灵也需要成长，它可以转化为多种的语言形式。语言是人类精神存在的家园。从这个角度看，或许便能够明白当年的先锋小说所表现出的局部有意义，整体无意义，如何地使它走向混乱、自我消解及至失败的过程。也理解刘恪那复合的文本中分解与深度综合的追求。
可以把《城与市》看作是文、祥、冬在分别的叙述表演与多样文本中所留下的一份（一批）精神的自传。它使主人公、或许还包括刘恪乃至我们的灵魂不得安宁。
二
对于八九十年代的形式主义潮流产生了最大的影响的，可能是西方的解构哲学与现代语言哲学。实际上二十世纪的现代哲学基本上都是一些认识论哲学（包括存在主义、现象学等），以区别于古典的本体论哲学。而我们（至少我）对此是一知半解。解构主义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逆向思维出发，指出我们所真正面对的不过是一些无限的能指链，永远达不到最终的所指，从而也就彻底地消解了能指与所指的对立，消解了我们所自认为的一系列的中心意义和价值。语言哲学强调，语言是先于现实、先于我们的主体精神而存在的一个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束缚着，也规定着我们的存在。于是，我们便又有了语言崇拜。耽于语言的狂欢，放弃意义的追求，把语言游戏或形式实验作为了自己写作的惟一的目标。我认为，这一切的症结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引入实践的因素。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是一种实践，写作当然也是一种实践。在实践中，我们的语言所指其实都是明确和可以把握的。要把那些有“想法”的形式探索和一味模仿的写作区分开来。我想，若真是因为没有“想法”而写作；基于“意义”的匮乏，便转向了“形式”；那真是有些开始走火入魔和放弃了文学史所昭示的愈是匮乏便愈要追求的文学功能了。
刘恪 的写作，当然是有“想法”的。既有不同的生活和命运的各别的表现、更有民族的和一定历史时代的综合的意义。
三
从踏入“城与市”的那一刻，扑面而来的便是大量不同的语言信息，让人应接不暇，来不及消化与吸收。它不断地从一种场景转入另一种场景，一种文类转向另一种文类，省略了各种交代与过渡；多样文本并置、多重叙述视角交叉和看似无逻辑的并存关系，使它看不到明显的发展过程和叙事的因果性关联。它是断片式的，发散的，模糊的，开放的，似乎随时可以插入阅读，又随时可以抽身而去。从这个角度看，《城与市》似乎是破坏了我们对于意义的理解，它不向我们提供一些明确的、凭现有逻辑便可证明的意义。然而也正因此，它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认识空间，要求读者自行感受与感悟，组织起属于他自己的关系结构和认识。
超文本写作，要在文学上确定自己的边界，必须要有一个属于文学的主导的文体范式，刘恪对此是清醒的。我觉得可以把《城与市》主要看作是上个世纪的三个文化人（文、祥、冬）和他们所联结着的无数女人的故事。文、祥、冬以各种文本方式披露了自己隐秘的私生活，和隐蔽的心灵。由于他们处在同一时代、同一城市、相互是朋友，他们分别的叙述便产生了某种联系和精神上的交流的关系。文出生于农村，童年有心理创伤，是由外省来O城打工的文化的漂泊者与流浪者，正在现代文明的都市中寻觅自己的梦想，又备受着欲望的煎熬，因而更渴望着有一个安居灵魂的小巢。祥是北京的老知青，他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荒谬的乃至残酷的历史生活的磨炼，因而比较成熟。冬作为一个广告公司的老板，既是四合院文化解体后的新一代而有所失落，又正在当下金钱及财富馈赠的机遇中纵欲享乐，他说自己的生活便是“认认真真做广告，认认真真的×女人”。然而他也在寻求着自己的“真爱”。这三个人物可说是相当完整地代表了一代文化人的历史境遇和文化生态。“祥，沉思；文，忧郁；冬，世俗”。《城与市》中还写道：“认识女人，也就认识了城市，不以好坏论女人，在传统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女人都是阅读城市的窗口”。事实上，《城与市》中出现的众多青年女性也是有区别的。譬如穿黄旗袍的姑娘、薇、小琴等更有某种传统的气质；而姿、雅丽、钟翎、美美等则纵欲无度，当生活中没有什么真正值得爱慕的东西时，她们便把欲望转向了自己的身体、内心的欲念和冲动，转向了女人的自恋。祥在知青时期由燕子，转向虹，后来的妻子则是淑媛；文寻觅着穿黄旗袍的姑娘，穿黄旗袍的姑娘却始终是影影绰绰，他实际生活中联系着的则是一个病态的、只把爱恋投向自我的姿；冬的女人则几乎和他所开展的广告公司业务一样地多。当冬要追求薇时，受到了妹妹小琴的反对，认为“你会害了她”。淑媛也反对，祥不置可否，文极力主张。而祥的妻子，那看似平凡，却与祥一起走向了成熟的巫师般的淑媛，更有着一种一谶定人生死的预感和直觉。这些描写都使人饶有兴趣。也构成了与传统小说类似的人物关系和作品（故事）的框架，使它成为一部长篇。
总的来说，《城与市》中大约包含着三方面的内容和相应的意象群：关于性；关于生死；关于社会。分别对应着的是作品中的欲望化叙事，梦境、诗与诗剧和特定的社会背景、历史生活。其中还穿插着叙述人的一些笔记、考证和理性的思索。从小说创造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三方面的内容孤立起来展开都是没有意义的，但当它在《城与市》整合后联系起来，便变得有意思与耐人寻味了。
四
一切艺术成就的最后的实现都依靠着细部的艺术表现。在某种程度上说，我认为文学作品细部描写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文本的文学性的高下乃至艺术品与非艺术品的区别。《城与市》的超文本实验，不同文体言说的交叉重叠，尤其需要在细部不断地有灵性的语言的吸引和照亮，否则，那滔滔涌动的词语河流，那混沌的丰富，便很容易引起冗烦的感觉与精神疲沓。“细节，是生活中奔涌的自然物。它包围你的生活及生命。”在这方面，读者也有相当的选择的余地。譬如，可能对于祥的在晋中山村知青点的生活，那“等待未来主义到来”的试点与民兵学习中埋葬三具看似还活着的“尸体”感兴趣；对于文的童年记忆与伤痕感兴趣；对于社会暴虐和冬在文革中成长的人生观感受兴趣。这些都是书中所说的“集体记忆”。它在表现文、祥、冬等人物时，处处都留下了历史的刻痕。又譬如，也可能对于书中所描写的众多女性感兴趣，“黄旗袍姑娘是一个纯洁的性爱”，而姿则是欲，淑媛是一个谜。还可能对于书中多次出现的“梦与诗”、“回廊”（影视诗剧）感兴趣；对于书中许多观念性的思考、哲思感兴趣。刘恪其实很擅于语言描绘，他的每一次对女性的描写都引向一种发现，往往出人意表。就观察的细致和语言感觉而言，它还超过了许多传统小说的语言。下面一段话是写薇的：
“薇总不说话，只是淡淡地一笑。……眼光接触物体时总是柔和而光滑如同水洗净的苹果或玻璃，那种眼光和秋天纯粹蓝色一般透明，深入下去又是春的原野，那里是一片悠远无际的绿色。眼睛是陈述性语言，它被心灵洗净。眼睛似真似幻地越过街区……她把高远清纯的自然气息吸收过来，即是采撷了无数花朵，怀抱花苞时心里却舔着花蕊，香息在她身体的四面八方荡溢出来，如灯烛如流水如莹 光把内心的原野洗净”。《城与市》中以后也一再地用“洗净”两字来形容薇。在冬与薇的书信中，也是充满了灵魂相切相磋的交流，完全没有肉欲的气息。那诗性的语言，甚至可以说是透露出了某种古典主义气息。
《城与市》表现男人，描写女人。它把许多篇幅用于男人与女人之间充满情欲的描写，或激情，或柔美，充分地展示了情爱与欲望的多种可能性。但他却把最美好的语词留给了古典。
五
超文本写作改变了我们的阅读与欣赏习惯，它需要我们仔细地阅读，可能还要温习地阅读。《城与市》打通了现实生活（包括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初期的历史生活）以及意识、潜意识和理性的所有层面。我注意到《城与市》不断地在灵与肉、感性与理性、实境与虚境之间实施着交替转换，并在这二者结合与转换中互文见义。这显然是体现了作者的创作策略，并大有深意。不过我还是希望刘恪不要一下走得太远，把握他自己所说长篇“文体的主导范式”，以免丧失大量的、基本的读者。
作为一部探索小说，刘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