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5年第2期-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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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小说表，比一张精美的圣诞卡更让我欣喜，虽然未曾谋面，我对戴妮的好感却是油然而生。这之后，她时有信来，要么求证一篇小说的写作年份，要么寄来一些明信片，向我描述柏林春天的风光，描述茨冈人的房子、法国南部山地上的薰衣草等等。从她寄来的照片上可以看出，戴妮脸型瘦削，目光格外的沉静。也正是这种沉静，让人觉得她的气质中有微微的“冷”，这种“冷”对一个少女来说，有如苹果上的露珠，是一种特别的美。戴妮的硕士论文顺利通过了，毕业之后，她的信来得少了，后来忽然有一天，她告知我她要结婚了，未婚夫是美国人。她说：“以后我要住在美国了，这让我的父母和弟弟不高兴。”但她以我的小说《亲亲土豆》为例，说她推崇我在那里所描述的“生死之爱”，只从心理感觉出发去体味爱情，她称“西方人一辈子都在找这种爱情”。这大约是戴妮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了。她现在是在美国其乐融融地陪伴着丈夫呢，还是仍在德国，我一无所知。但我相信，在劳碌的生活中，戴妮总会找一个独处的空闲时光，阅读她喜欢的作品。
交往了两三年的戴妮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之后，一个意大利女孩带着她满身的浪漫之气朝我走来，她叫吉安拉。二○○○年春天，我接到一封来自威尼斯的信，她说自己是威尼斯大学的学生，看过我的小说，喜欢我描述的北国风土人情，她要在毕业论文中论述我的小说。她说自己在九月份来清华大学学习两个月，希望能与我取得联系。与此同时，她在威尼斯大学的指导教师也写来推荐信。我回信告诉她，秋天时我在北京有一个新书的发布活动，届时我们可以见上一面。我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她，想到接受一些采访时可能会关手机，为保险起见，又把中国作协外联部的电话也给了她。结果吉安拉一到北京，就跑到外联部询问我到北京的确切日期。接待她的钮宝国先生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这个意大利女孩太可爱了，简直是个天使！”她在外联部跟钮宝国聊得格外融洽，所以她离开中国时送给我的礼物，也都寄存在那里。
十月份我见到了吉安拉。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作家出版社在一家茶楼举行我的长篇《满洲国》的新闻发布会，我把吉安拉约到那里。她背着一个双肩带的牛仔包，穿一条水磨蓝的牛仔裤，银粉色的棒线高领毛衣，披着一头金色的长发，白净的肤色衬着那双明媚的大眼睛，唇角有些微微的上翘，很娇嗔的样子，看上去纯洁而又活泼，诚如钮宝国所言，简直就像一个天使！打过招呼，她进了茶楼的第一件事就是放下那个沉重的牛仔包，从里面一本本地往外掏着书。她跑了北京很多家书店，将能买到的我的书都买来了，难怪那包如此沉重！一些书的书页中插着纸条，有她准备向我提的问题。她还送给我一条银粉色的丝巾。我发现她很钟爱银粉色。只有内心洋溢着无限光明且又富有情调的女孩才会喜爱这种颜色。我们简单交谈过后，我先被安排接受媒体的采访，这时的吉安拉取出一个小录音机，问我她可以做录音吗。我说可以，她就悄悄把录音机打开放在茶桌上。等我接受完所有的采访朝她走去，说余下的时间可以留给她，她尽可以向我提问的时候，吉安拉看着有些疲倦的我很善解人意地举着那个小录音机说，她要问的大多的问题别的记者已经问了，她只问我两个别人没有提到的问题，于是我就轻松地一边喝茶一边和她讨论小说，不知不觉已到中午，由作家出版社做东，我们一起吃了午饭。席间，我有一次叫她“安吉拉”；她马上摇着头很严肃认真地纠正我：“不，是吉安拉。”引来同席的新闻界朋友们的一片笑声。她实在是太可爱了。
吉安拉在回意大利前，特意来到哈尔滨找我。她事先没有打电话，而那时的我已经回故乡塔河了。她在后来的信中说，她喜欢哈尔滨的冰雪，因为看了《满洲国》，她到了哈尔滨很想参观东北烈士纪念馆和731部队遗址，可惜它们都闭馆，她说很遗憾。她告诉我她留在钮宝国那儿的一个包裹，有送我的礼物。
这之后，她不断地写信来，告诉我她的论文准备到什么程度了，她去哪里旅行了，她着手翻译我的《观彗记》了等等。她的信中常夹着各种赠我的艺术卡。前年的圣诞节，她竟然空邮来一块硕大的蛋糕和一些果仁饼给我，令我感动不已。去年，她已经顺利地从威尼斯大学毕业，她寄来了毕业那天和家人的合影，吉安拉捧着一束花，笑得格外的灿烂。
我爱人去世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接电话，也无心思回复任何来信。吉安拉的几封来信在我这里也就受了“冷落”。等我有勇气给她复信，简述了生活变故后，她很快写来了信，她在开篇写道：“你现在什么也不要想，想你的身体！”这句话使我流下泪来。去年我出访加拿大，在外联部的钮宝国那里打开吉安拉寄存在那几近两年的包裹，那里面有意大利面条、咖啡和巧克力，最让我意外和感动的是，她亲手做了一个白麻布的手袋给我。手袋上绣着我的名字。她把我的签名从书中拓下来，用丝线勾勒它们。她用了两种颜色的丝线，一种是藕荷色，另一种就是银粉色了。
吉安拉是银粉色的，我真不愿意时光会抹去她身上的这种颜色，不愿意让苍凉之色在多年以后会悄悄爬上她的额头，虽然我知道时光就是如此的残酷。如果有一天她像戴妮一样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我愿意她是因为幸福而消失。
那一抹金秋的灰色
抵达悉尼的当日下午，乔伊斯基金会的艺术主任克拉拉女士就为我安排了一个媒体见面会。由于从北京出发到香港，在香港逗留了八个小时，接着又飞行十几个小时到达澳洲，我和翻译吴欣蔚已是头晕脑涨，只有一个睡的心思。所以放下行李，简单梳洗一番就去参加活动，我在下旅馆的台阶时觉得两腿发软。
那座旅馆是灰色的，不高，也就三四层的样子，没有电梯，呈圆弧形，天井里栽种着几棵高耸的绿树、一些藤萝及花草。当我们走到二楼时，迎面上来一个五十上下的女人，她穿一件灰色套头棉绒衫，瘦削的脸，淡黄色短发，手拄一根灰色的拐杖。楼梯很窄，她停下来，侧着身，满面和善地望着我们，让我们先过。当我们经过后，从背后传来了她继续攀爬的声音，那是一根拐杖敲击水泥台阶的声音，清脆，但让人觉得沉重。
吴欣蔚说：“她会不会是爱尔兰来的得奖的女诗人？”
我说：“不可能，她拄着拐杖！”
也许我在国内见惯了那些青春靓丽、活泼风骚的女诗人，所以在潜意识里认定女诗人与拐杖是无关的。
第二天，克拉拉女士将爱尔兰诗人引见给我们，她确实就是那个穿着灰色衣裳的拄着拐杖的人！她的英文名是KerryHardie，我叫她“开瑞”，我对她讲，在中文中，“开瑞”是吉祥之意，她听了很高兴。
由于我们的报告会和作品朗诵会安排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地，所以在悉尼最初的日子，我们之间的接触并不多。克拉拉女士说，开瑞身体很差，所以不敢给她安排过多的活动。她每天很早就休息了。
我们真正的了解，是在达尔文市开始的。我们一同乘五小时的夜航飞机到达尔文参加作家节。达尔文天气闷热，我和翻译被安排住在同一间屋子里，而她自己独享一间。为此，她主动给主办方打电话，为我们交涉，让我看到了她的善良。达尔文是个小城，人烟稀少，风景优美，我每天吃过早饭，喜欢坐在海边公园的长椅上，看海上的风景。海的变幻并不大，可海上的云，变幻却极为妖娆。我喜欢看那些来去无定的云。有的时候从海边归来，会碰到开瑞，她总是笑盈盈地问我：“你又去海边了？”这时我就觉得自己像一个逃课的孩子，因为我知道，即使是在旅行中，开瑞也在每天坚持读书写作。克拉拉女士说，开瑞在爱尔兰影响很大，连总统都盛赞她的诗歌，所以我曾固执地以为她是一个写“政治抒情诗”的诗人。
从达尔文回到悉尼后，我们受皮特先生的邀请，又一同来到蓝山国家写作中心。我们住在Verona，那是一座米色的二层小楼，位于蓝山中，每个房间都有工作间。澳洲正值深秋季节，蓝山上的枫树红得如火，当年去加拿大想看久负盛名的枫叶，没有如愿以偿，在蓝山却是得到了意外的回报。每天清晨，清亮的阳光和此起彼伏的鸟鸣会早早把我唤醒。我索性起床，去呼吸新鲜空气，出了门，我会发现开瑞已经起来了，她神色怡然地散着步，我便和她简单交谈几句。开瑞知道我英语极差，所以她总是放慢语速，挑那些最易懂的单词和我交流。很奇怪，别人讲的英语我听起来如闻天书，一头雾水，而开瑞讲什么我基本都能听懂。她对我说，她家不住在都柏林，她喜欢乡下的生活，她家的房屋前像蓝山一样有许多鸟，说着，她还调皮地嘬着嘴，学那形形色色的鸟叫，我们开怀大笑。由于在蓝山要住八天，我也有了创作冲动，所以白天时埋头写作，到了晚上大家聚集在一楼的壁炉前的圆桌上，才可以畅快交谈。由于身体的缘故，开瑞滴酒不沾，而我喜欢喝澳洲的红酒。每当我步行下山去酒铺买酒时，开瑞就会笑话我。她对我说，你喝得太多了！其实我再贪杯，最多不过半瓶左右，但她总是提醒我要节制饮酒。有的时候，她会像小女孩一样好奇地舔一舔我的酒杯，微微沾一点葡萄酒，在赞叹它美好的时候，却强迫自己放下酒杯。这时我就很同情她，憎恨她不能离身的拐杖。开瑞说，她原来身体很好，可是有一年，她的腿突然失去知觉，这样她在病床上躺了好几年。在病中，有一次她见到一个女巫师，她从一只水晶球上，看到了中国的长城，预言开瑞有一天会康复，而且会来中国。果然，她靠着拐杖能自如行走了，而且医生告诉她，再经过一场手术，她将会扔掉拐杖。而巫师的另一个关于她会看到长城的预言，也实现了。因为“悬念句子奖”是由澳大利亚、中国和爱尔兰共同举办的，作为获奖者，她将访问中国。开瑞说她获知自己得奖的消息时，眼前出现的就是长城的形象。
在蓝山，翻译吴欣蔚译了开瑞的一些诗给我看。我非常喜欢她的诗，清新而带着淡淡的忧郁，深沉而又明亮，比如那首《冬天的心》的结尾：又是准备迎接黑暗的时候了/夜空被繁星撕成无数碎片/风，呼啸着/穿过坚固的堡垒/却熄灭不了堡垒中熊熊的火焰！
开瑞喜欢穿灰色的衣服，在金秋的蓝山，这抹灰色比紫白红黄还要灿烂！当我在山林中为了使壁炉的火更加蓬勃而自如地抡着斧头劈柴的时候，开瑞就歪着头站在我旁边，无限惊奇地看着我；当我散步被山村中游荡的狗给吓回来时，她就上前拥抱着我，安慰我。我们分手的时候，她执意要下山为我买酒，为我们的告别晚宴助兴。想着她拄着拐杖步行两里路去酒铺，我的心除了感激之外，还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我谢绝了她，开瑞显得有些怅然。
当我在都柏林的酒吧端着爱尔兰的黑啤酒为欧洲杯足球赛而欢呼时，开瑞已经来到中国，登上了她梦想的长城！开瑞那天可曾穿着灰色的衣衫？如果是，那么古老的长城接纳的，就是一朵来自爱尔兰的透明、忧郁而又温柔的云！
我说我
我生来是个丑小鸭，因为生于冰天雪地的北极村，因此不惧寒冷。小时候喜欢犟嘴，挨过母亲的打。挨打时，咬紧牙关不哭，以示坚强。气得母亲骂我：“让你学刘胡兰哪？”
我幼时淘气，爱往山里钻，爱往草滩钻，捉蝴蝶和蝈蝈，捅蚂蜂窝，钓小鱼，采山货，摘野花，贪吃贪玩。那里曾有一些问题令我想不明白：树木吃什么东西能生长？树木为什么不像人屙出肮脏的屎尿来？鱼为什么能在水里游？鸟儿为什么能在天空中飞？野花如何开出姹紫嫣红的色彩？如今看来，这些问题我仍旧没想明白，可见是童心未泯，长进不大。
父亲是小学校长，在哈尔滨读的中学，在五六十年代人烟稀少的大兴安岭，他就是秀才了。他吹拉弹唱样样都行，喜欢喝酒，顶撞上司，清高自负，极其善良。因为喜欢曹子建的《洛神赋》，就想当然地把我的名字冠以“子建”二字，幸而我还能写点文章，否则迟家若是出了个叫“子建”的农夫，他起的名字就是一个笑话了。父亲毛笔字写得好，在永安小镇时，每逢春节他都要铺开红纸，饱蘸笔墨书写对联。他鼓励已上初中的我编写对联，我欣然从命，有一些被他采纳后龙飞凤舞地写在纸上，贴在寒风凛冽的户外。看到门楣上贴着的对联内容是由我胡诌的，我便沾沾自喜了。那算是我最早的作品，编辑和发表者是父亲，我没有一文的报酬，读者只限于家人和左邻右舍。
我喜欢小动物，养过一只毛色发灰的野猫，将它的腿缚在椅子腿上，否则它就乱窜乱跳，比老虎还要威风。我还养过狗。当然，这是些有兴趣的收养。最无聊的是养猪养鸡，这些家禽家家户户都养，没什么特点，尤其是猪，它食量惊人，放学后不得不出去给它采菜回来烀食，把人累得头晕眼花的目的无非是让猪长膘，之后把它杀掉当成美餐分食，而食物又化成了田地肥料，这样循环往复地一想，便觉无趣，觉得人是世界上最无聊的动物。
大自然亲切的触摸使我渐渐对文字有了兴趣。我写作的动力往往来自于它们给我的感动。比如满月之夜的月光照着山林，你站在户外，看着远山蓝幽幽的剪影，感受着如丝绸般光滑涌动的月光，内心会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这时候你就特别想用文字
